南京大屠杀真相
1946年7月22日，法庭中国阶段的立证开始后，就陆续接触到南京大屠杀问题。南京大屠杀牵涉面如此之广，是远东审判关于中国问题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鉴于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为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9月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进城后，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六个多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日军在疯狂杀戮的同时，还大肆奸淫妇女，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让人痛心疾首的一幕悲剧，30余万中国同胞在那场为期一个半月的灾难中或被枭首，或被剖腹，或被集体射杀，或被强奸……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犯下了人类史上少有的惨绝人寰的罪行。那30余万蒙难的中国同胞，正在天国期待着东京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们和国际的正义之士还他们一个公道，因此，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是整个审判过程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
经过充分准备，1947年5月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着手审判南京大屠杀一案，这是东京审判的重头戏，双方都派出精兵强将，法庭内外你来我往，争辩异常激烈。
法庭首先由美国检察官萨顿主持讯问。由美军上校莫罗致开场词，莫罗曾亲自到南京调查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日军无数令人发指的兽行让这位同样是军人的美军上校怒火满腔，完全被残酷的血腥事实所激怒，因而在揭露日本攻占南京发生的暴行时，他显得是那样激动而愤慨。他在开场词中说：“上海和南京一带的中国心脏地区，土地肥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而正是南京，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全部战争法规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中国战俘成群地被绑起来，然后进行大屠杀。松井和俊六将军以及其他人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当这场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达到高峰时，两亿五千万中国人已沦陷于日本陆海军的铁蹄之下。”莫罗以血淋淋的例证，控告松井石根使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南京人民遭到抢劫杀戮，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炮、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莫罗描述的血淋淋的事实让法庭震撼了。这时，被告松井石根的日本辩护律师伊藤清按捺不住了，他跳起来要求法庭把所有概括和带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检察长季南严词驳斥伊藤清的辩解，以充分的理由有力地断言：“无可否认的是，南京沦陷后，紧接着是一连串对数万名战俘、和平居民和妇女儿童的杀戮、欺凌和严刑拷打，是对毫无军事意义的众多房屋的破坏。这些事件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南京大屠杀！”
听到这里，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也立即跳出来为自己辩解，在他的狡辩中，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成了兄弟之间的争吵，他诡辩道：“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仇恨而是爱怜。……由于我多年的夙愿乃是使日本和中国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采取了种种防御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事成为全体中国居民遭受苦难的原因……”松井石根的无耻言论引起法庭的阵阵讥笑声。
为了驳斥战犯的无耻言论，法庭请出大量证人作证，出示了有力证据。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许多同事逃离灾难中的南京的时候，威尔逊留了下来。威尔逊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医术精湛，人品端正。留在南京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所工作的医院里，每天都有被日军刺伤、砍伤、烧伤、强奸后死里逃生前来诊治的病人，医院的病床始终爆满。他以自己接触到的病人和外出时亲眼目睹的惨状控诉了日军的累累罪行。
接着，3个大屠杀期间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出现在法庭的证人席上。
尚德义，当时的南京居民，12月16日和哥哥尚德仁、堂兄尚德全被日军无缘无故的逮捕。他们被集中到长江边的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日军机关枪集体扫射，他躺在死人堆里侥幸逃生。
伍长德，南京的食品商人。于12月15日被日军抓走，在汉西门外，他和其余2000多南京难民一道被集体屠杀。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他们扫射，他在日军开始扫射前倒在地上，幸免一死。扫射后的日军还不善罢甘休，接着用刺刀对倒在地上的人群乱捅、用煤油焚烧。伍长德趁日军不备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
陈福宝，南京难民。他在被抓后，和其他中国难民一起被带到日军军营。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幸存者死里逃生的恐怖经历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连坐在被告席上的战犯们也显得焦躁不安。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军会如此没有人性？
法庭还出示了大量物证。其中有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是当时在南京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基拍摄的。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看了纪录片的内容，即使是日本人，也为本国军队犯下的如此暴行感到触目惊心，一个日本记者连用了三个“惨惨惨”字形容看到的惨剧：“那一刻，令人战栗不止。”
1946年10月，马基牧师出现在东京法庭。法庭检察官问他：“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你在南京吗？”马基回答：“是的。”当时的他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德国人拉贝一起筹办南京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那部长达105分钟的影像资料，真实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后来这部影像资料的照片在1938年5月16日的美国《生活》杂志刊登出来，引起当时世界的震惊。接着，马基开始揭露他在南京期间所见的日军暴行。他说日军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屠杀，开始是个别士兵进行，随后便是大规模的屠杀。他亲眼目睹了数百人被刺刀捅死的场面。一个妇女对他说，日本兵将她的丈夫捆绑后，当着她的面扔到水池里淹死。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是在德国投降后，盟军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里发现的。这封电报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概括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累累罪行，电报的结语说：“犯罪的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在欧洲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的纳粹盟国，对于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也感到震惊了。
面对法庭的人证物证，战犯们仍然不肯认罪。他们请出了曾经担任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日高信六作证。日高在日军攻陷南京之后，特意从上海赶来参加松井石根的入城式，接着3次访问南京。他摆出见证人身份作证说：“据我那时的所见所闻，松井在将攻略南京时，在战略战术上都非常慎重。当时，一般中国军民反日情绪高昂，就连老弱妇孺都参加谍报和反抗行列，因此就增加了日本的警戒心和对敌忾心。至于说到日军的大屠杀暴行，当1938年元旦我去给松井大将拜年时，才听到松井慨叹‘我的部下有胡搞的’，此外我又从侨居在南京的外国人那里听到一些风声。”日高的“证词”无异于告诉人们，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日军为报复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在南京不顾基本的战争准则，犯下震惊世界的罪行。日军长期以来在士兵中灌输日本民族“优越”的观念，要去拯救亚洲人民和世界人们，加上日军在侵略中国接连得手，更是助长了日军的骄狂气焰。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达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但在进攻上海和南京的时候，日军遭到中国军民前所未有的抵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破产了，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便在攻占南京后对中国军民进行残酷的报复。
此外，最能说明日军暴行事实的是凶残的“杀人竞赛”。日军攻占南京后不就，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副照片，照片上两个日本军官持刀而立，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杀人比赛，比赛的内容为看谁砍杀的中国人头多。这两个人是日军第16师的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他们在进军南京的路上，相约作杀人比赛，谁在占领南京时先杀满100人谁就是胜者。他们从句容到汤山，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都未满100人，比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下午两人相遇到紫金山，再次大开杀戒，野田杀了105人，向井杀了106人，杀完后两人同作狂笑，可还确定不了谁先杀满100人，比赛又在进行。这两人的暴行在当时的日本非但没有引起指责，反而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民众吹捧为英雄。可见，当时主张侵华在日本人中决不是一小撮人，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后，这两个杀人魔王被中国政府引渡南京受审，于1948年1月28日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松井石根的部下，乙级战犯——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于1946年春被引渡到中国南京，接受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于1947年4月26日在南京被枪决。
面对铁的事实的控诉，南京大屠杀的首犯松井石根也在将死之际感到忏悔，他在巢鸭监狱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之极。”他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被处以绞刑。
南京大屠杀的凶顽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在南京大屠杀中身背血债、后接任第14军司令官的本间雅晴，引渡到马尼拉军事法庭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当时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被判绞刑；日军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昭1944年病死；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1945年10月死亡；第18师团长牛岛贞雄和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下落不明。
面临战犯们的极力抵赖，尽管遭遇很大阻力，梅汝等中国法官为还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以公道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一次法官会上，梅汝慷慨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经过梅汝等人的努力，法庭将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写进了判决书。法庭最终对南京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虽然离实际情况还有很大差距，实际在南京遭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为30多万人，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已经得到国际法庭的认可，南京大屠杀已经写进远东法庭判决书，也写进了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无法抹去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远东法庭提交的南京大屠杀证据远不是日军暴行的全部。中国法官梅汝在1963年写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经忽略了南京大屠杀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即发生在1937年12月18日的下关草鞋峡大屠杀。在那次屠杀中，日军将57400多名中国军民赶到草鞋峡，用机枪进行扫射，50000多人几乎全部遇难。事后，为了掩盖罪行，日军将汽油浇到尸体上，点燃焚烧，毁尸灭迹。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日本军人的骄狂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南京大屠杀血的事实历历在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作出了明确结论，但是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极力诋毁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般日本人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由于战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故，中国方面开始也没有认真做好南京大屠杀证据收集和保护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相关事件的处置也多有失当之处，导致许多人，不仅是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人诋毁日本人而编造出来的假象。内斗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也给了外敌放纵的机会，南京大屠杀那样的罪行，还得到1997年，由年轻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写出《南京大屠杀》一书后，才引起世界瞩目。
然而，张纯如这位卓越的华裔女作家，于2004年11月9日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斯盖多自杀于汽车内，年仅36岁。张纯如以其追求历史真相的勇气和才华，重新揭示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中国的那段悲惨历史。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出版之后，不断收到疑似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吓信和电话，使得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忧郁症不断加深。揭示真相带来的威胁让她这些年一直不得安宁，直到她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张纯如说：“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揭示历史真相，是对这位为了真理而不幸故去的优秀炎黄子孙的最高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