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巴基斯坦显然对美国新政府给予印度每年10亿美元的援助，却只给巴基斯坦1.5亿美元援助极为不满。1965年7月，阿尤布·汗首次作为巴基斯坦总统访问美国。行前，他发表了一些强硬的讲话。他描述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感受是“没有愤怒但有些失望”，并警告说巴基斯坦将重新考虑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问题。他还责怪美国给了印度这么多援助却未能在次大陆建立稳定，说如果不能解决与印度的争端，巴基斯坦将被迫退出西方联盟。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时，他强调巴基斯坦作为盟国的可靠性，他说，“在亚洲没有其他一个国家能为你们卖命，唯一将站在你们身边的是巴基斯坦人民”[39]。
针对巴基斯坦的抱怨，肯尼迪向阿尤布·汗承诺，现在还没有给印度军事援助的打算，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如印度与中国发生战争，印度向美国提出军事援助时，美国会首先与巴基斯坦商量。皕瑒0]
同时，美国继续维持向巴基斯坦提供每年约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尽管美国进一步接近印度，但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想抛弃巴基斯坦。相反，在国会、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巴基斯坦受到更多的重视。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后，美国及时作出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科默（Robert Komer）认为这是发展美印关系的黄金机会，他主张对印度的军事援助要求作出积极反应，并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以确保印度感到安全以便印度能把军事力量转移到与中国的冲突。[41]1962年10月27日，肯尼迪通知阿尤布·汗美国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认定中国是主要的威胁，并要求阿尤布·汗“不要在前线采取挑衅印度的行动”。由于正处于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希望盟国“尽其所能对付共产主义威胁”。[42]
此后，美国敦促巴基斯坦与印度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了6轮会谈，并与英国一起提出了“解决要点”（elements of a settlement），包括：同时给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河谷地带的实质性地位；保证能顺利通过河谷地带以防卫北部和东部；保证巴基斯坦在奇纳布河（Chenab River）源头的利益；保证河谷地带的地区自治和当地居民自由地来往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强经济发展的努力。[43]但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意见相左———巴基斯坦建议在全民公决（plebiscite）之前河谷地带实行6个月的国际化，而印度建议双方不以武力改变克什米尔的现状———谈判没有取得进展。
此时，由于在对印度和中国的定位上有严重分歧，美国与巴基斯坦的盟友关系开始出现麻烦。美国把印度看作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潜在伙伴，巴基斯坦视印度为对自己安全的最主要威胁。美国把中国视为在亚洲的主要敌人，巴基斯坦则把中国看成是反对印度的潜在伙伴。
针对巴基斯坦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努力，肯尼迪要求巴基斯坦“记住美国有一个基本的利益———避免苏联控制欧洲和中国控制亚洲。巴基斯坦既然接受与我们结盟的责任就应该理解这一点”。[44]1963年8月，巴基斯坦与中国达成通航协议，美国第一次对巴基斯坦实行制裁（sanctions），宣布推迟向巴基斯坦提供4300万美元用于在达卡建设一个新机场的援助贷款。美国认为，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与美国的利益和盟国的义务相违背的。
1963年9月，肯尼迪在总结美国在南亚的政策困境时说：“我们给予印度的每一样东西都会相反地影响与巴基斯坦的均势。我们不得不努力平衡这个我们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45]美国的南亚政策，无论是接近印度还是拉住巴基斯坦，都要服从其遏制共产主义（特别是欧洲的苏联和亚洲的中国）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尽管肯尼迪承认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如果肯尼迪还愿意接受巴基斯坦的诉求，即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他的继任者约翰逊则更少考虑巴基斯坦对这一点的敏感。
约翰逊上台后，把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与后者的盟国责任的“令人满意的表现”联系起来，包括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和巴基斯坦对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支持。而巴基斯坦的战略是在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继续留在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同时，发展与苏联和中国的友好关系。
尽管如此，约翰逊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表示：“如果巴基斯坦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就会在那里，就像在越南一样。”[46]但美国一直不给巴基斯坦以安全保证（即确保巴基斯坦在与印度发生战争时的安全）。1967年，美国恢复向巴基斯坦的军售，但数量非常有限。美国想继续维持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但不愿付出太大的代价。
第三节20世纪70年代：接近巴中对抗苏联
尼克松（Richard Nixon）1969年1月入主白宫后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是尽早结束越南战争。关于南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说：“我们在次大陆的政策目标很简单，就是避免在我们的议程上又增加一个复杂的因素。”[47]因此，美国继续保持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在印度执行经济援助计划和开展“和平队”（Peace Corps）项目，另一方面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关系。
1969年8月，尼克松从远东到欧洲途中顺道访问南亚，与在印度时的低调访问相比，尼克松在巴基斯坦的访问更具有实质性。他利用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请叶海亚（Yahya Khan）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美国对打开中国大门的兴趣。巴基斯坦成为当时中美秘密接触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角色也使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增添了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情谊。
与此同时，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出现一些新的磨擦。1970年10月，尼克松改变1967年美国不向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售杀伤力巨大的武器的政策，“下不为例”（one‐time exception）地批准向巴基斯坦出售300辆装甲车和5000万美元的战斗机。印度把驻河内的外交使团提升至大使级，印度同意苏联在卡来拉邦（Kerlal）首府特里凡特朗（Trivandrum）建立苏联文化中心，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无故”缺席在白宫举行的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晚宴等事件也影响了美印关系。与此同时，苏联和印度进一步走到一起，印度国内的政治气候和苏联反华的需要更增加了苏印接近的现实性。
尼克松上台后提出了南亚政策的三个要点：第一，美国在南亚的战略利益限于避免中国或苏联在次大陆取得主导地位；第二，美国不会迫使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除非他们自己的利益使然；第三，美国在次大陆的主要利益是促进经济发展，人道主义和鼓励印巴搁置分歧。[48]可见，这一阶段美国南亚政策的特点是：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目标，不介入南亚具体事务。
一、美国对印度：小均势服从大均势
尼克松和基辛格比其前任更具全球和战略眼光。他们想建立20世纪后期的全球均势，就像19世纪的欧洲均势。其中的关键是利用中国，而印度和第三世界在其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
1971年8月9日，印度和苏联签署《印苏友好条约》，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当发生危机时双方协商并承诺任何一方都不支持第三方反对对方。这一条约表明印度已事实上放弃不结盟政策。基辛格把这一条约描述为一枚“炸弹”和“向火药桶里掷点燃的火柴”。[49]因为印度的行动触及了美国的战略核心：与苏联对抗。
1971年，印度利用东巴基斯坦出现的独立行动，出兵肢解了巴基斯坦，成立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则出兵印控克什米尔，印巴发生第三次战争。1971年12月10日，尼克松命令“企业号”（Enterprise）航空母舰从远东驶向孟加拉湾。对这一决策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帮助撤退在达卡的美国公民；二是向印度和苏联发出信号，美国的目的是为了警告印度对西巴基斯坦可能采取的行动；三是向中国表明美国在危机时对朋友的承诺。库克斯认为尼克松—基辛格从全球均势来理解和处理这次危机，其结果是“严重和长期损害了美印关系并强化了苏联对新德里的影响”。[50]
1972年7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签订《西姆拉协定》（Simla Accord），双方把在克什米尔的停火线改名为实际控制线（Line of Actual Control，LAC）。此后，美国改变了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从先前支持联合国有关决议（包括进行公民表决的内容），转而支持任何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能够作出的安排。
1974年5月，印度原子能委员会在离新德里几百公里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博克兰（Pokharan）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美国对此作出的反应包括：******批评印度的核试验损害了不扩散机制，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政府在世界银行投票反对所有对印度的贷款。
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在福特（Gerald Ford）总统手下转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仍掌握美国外交决策大权。同年10月，基辛格访问印度，称美国承认印度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之一，希望与印度发展一种“成熟”的关系。[51]双方还成立了印美联合委员会（Indo‐U.S.Joint Commission）以加强科技、文教、经济和贸易关系。
在福特当政的两年多时间，美国感到不能完全忽视印度，特别是考虑到印度的规模和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在美国的全球视野中，印度的战略重要性毕竟有限。
卡特（Gimmy Carter）上台后，宣布尊重人权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原则，同时对核扩散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不扩散问题在美印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外交政策议程中却给予印度以更高的地位，其全球战略不再仅仅强调冷战和东西方关系，而是开始注意南北问题。布热津斯基把印度列为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卡特也倾向于关注第三世界问题，特别是印度。
1978年的新年第一天，卡特作为访问印度的第三位美国总统抵达新德里。
在双方签署的《德里宣言》（Delhi Declaration）的最后一段，双方宣布一项充满哲理和道德的原则：绝不能用邪恶手段达到所希望的正义目的，国家，如同个人，应对其行动负道德责任。[52]
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立即致电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Ziaul Haq），表示美国将给予帮助并重新履行1959年双边协定中美国的安全承诺。而印度就像在1956年匈牙利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时一样，选择了沉默，没有对苏联的行动表示谴责。美国对此极为不满。
二、美国对巴基斯坦：全球均势中的重要一环
在尼克松—基辛格的全球均势中，巴基斯坦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打开中国大门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969年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除了表示要重新恢复基于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和军事援助，尼克松还请刚刚上台的巴基斯坦领导人叶海亚向中国领导人转告美国不想与苏联一起孤立中国。[53]此后两年，巴基斯坦成为中美接触的主要管道之一。
打开中国大门是尼克松重新建立全球均势的关键因素。在这一全球大棋局中，南亚本身的重要性非常有限。1970年，美国总统提交给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有85页，其中关于南亚的只有1页；1971年的报告有125页，关于南亚的只有3页。在这两个报告中，尼克松把美国的南亚政策目标概括为：促进经济发展、从事人道关注、鼓励印巴消除分歧。报告提出美国不想迫使他们（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除非他们自己的利益使然。[54]
1971年印巴战争中，美国担心巴基斯坦被彻底打垮，从而改变南亚地区的均势，同时担心苏联在其他地区用同样的方法。美国同样是从全球均势来看待这场战争。尼克松认为，“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胜利同样将是苏联对中国的胜利。”[55]基辛格也提出，美国的政策是“抗议”（protest）在东巴基斯坦发生的事态，但要“避免西巴基斯坦被毁灭”。[56]美国的目标是要维持次大陆的均势。因此在原则上支持巴基斯坦，但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在1972年提交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尼克松指责印度没有给危机的和平解决以足够的时间，并称美国的压力减少了印度肢解西巴基斯坦的机会。[57]对此，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在会见《纽约时报》记者时赞扬美国在1971年危机中的作用，并称美国的“最后通牒”使苏联向印度施加压力以接受停火，如果没有美国的卷入，印度将攻击西巴基斯坦。[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