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本人考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方向博士生，师从沈丁立教授。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书稿的一部分是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我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访问时完成的。笔者当时有幸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下，在****生中心（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并完成题为“U.S.Security Policy Towards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A Chinese Perspective”的研究报告，本书的第六章就是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
2003年2月，作者又参加美国******组织的“国际访问者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Program，IVP），前往美国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为期28天的学术考察。这使得本人有机会就本书的有关问题与专家进行讨论和交流看法。
2004年4月至2005年1月，本人在亚洲奖学金基金会（Asian ScholarshipFoundation，ASF）的资助下，作为“亚洲学者”（ASIA Fellow）赴印度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J.N.U.）和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IDSA）作为期9个月的访问研究，期间对博士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以下机构和项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美国研究中心———我的大部分博士课程学习是在这里完成的。其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众多的良师益友是本人顺利完成博士学业的重要基础。美国研究中心的军备控制和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不仅有本人开展研究的丰富资料，而且多次为我提供国内外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
美国****生中心———为本人在华盛顿的访问提供了优良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并介绍和帮助本人与华盛顿许多思想库的南亚问题专家进行访谈。
印度尼赫鲁大学和国防分析研究所———邀请本人访问研究，并为本人提供极其优越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他们还为我介绍在德里的有关官员和多个思想库的美国问题及中国问题专家与本人交流。
美国******新闻与文化署、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资助和帮助本人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在美国进行学术考察。
美国亚洲问题研究促进会（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Asia，PISA）———邀请我三次（1996、1997、2000年）参加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暑期国际安全讲习班”。我正是在此期间开始从事国际安全和地区安全的研究。
斯里兰卡战略研究地区中心（Regional Center for Strategy Studies，RCSS）———邀请我参加第九届“防务、技术与南亚地区合作安全”国际研讨班，得到多位南亚问题专家的指教，与南亚各国的年轻学者相聚。
亚洲奖学金基金会———资助本人在印度进行为期九个月的访问研究。
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与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将本人的博士论文课题列为2001年度“大陆青年学者基础研究奖助”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把本项研究列为2003年度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中国南亚学会———邀请我连续参加2001、2002、2003三年年会，得以结识国内南亚问题的专家并就本书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为本人提供了多次学术交流机会。
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我以前的工作单位为本人的学习和出国提供工作上的便利。
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沈丁立教授为本人的学业成长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沈教授精深的专业、严谨的学风、诚挚的为人不仅是我学习的榜样，更是我不断积极进取的动力。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小组其他几位成员程瑞声大使、朱成虎少将、夏立平研究员、任晓研究员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程瑞声大使、朱成虎少将、潘光教授、陈志龙教授、徐以骅教授在我博士论文开题和答辩中对论文提出了极为中肯和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俞正梁教授对我的学业一直给予关心、帮助和指导。
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孙培钧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孙士海研究员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南亚研究。
美国历史评估与研究组织（Histor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HERO）主任Charles F.Hawkins先生、美国亚洲问题研究促进会项目执行主任叶琳达（Linda J.Yarr）女士、美国****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华凯玲（Kathleen A.Walsh）女士和美国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oanne Tompkins女士在访问浙江大学时对书稿提出的建议和我在访问华盛顿时提供的帮助。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领事欧凯玲（Catherine L.Coleman）女士、新闻文化副理事欧阳天（Brian M.Gibel）先生和文化助理王宇琛（Tracy Wang）女士为我两次访美提供了帮助。
美国****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Alan D.Romberg先生和Adam Hatman先生对我在该中心访问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访美期间，与****生中心总裁Ellen Laipson女士和创始主席Michael Krepon先生、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GWU）的KarlF.Inder furth大使、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Dana Dillon博士、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的Daniella Pletka女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CEIP）不扩散项目主任Joseph Cirincione先生、布鲁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e）的南亚问题专家Stephen Philip Cohen先生、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Policy，CIP）亚洲项目主任Selig Harrison先生、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AU）南亚项目主任Ritu Vij女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南亚项目主任Teresita Schaffer大使、美国******南亚事务局（Bureau of South Asian Affairs，U.S.Department of State）的Lisa A Curtis女士和Walter Anderson先生、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SAIS/JHU）的Ainslie Embree博士、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NDU）副校长Robin Raphel大使和南亚研究中心主任Alina L.Romanowsky女士、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亚洲研究项目主任Bobert Hawthway博士和高级研究员Dennis Kux先生、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CFR）战略政策研究项目主任Lee Feinstein先生等人（注：以访谈时间先后为序）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R.R.Sharma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H.S.Prabhakar教授、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IPCS）所长Dipankar Banerjee先生、国防分析研究所前任所长山地（K Santhanam）先生和现任执行所长C Uday Bhskar先生、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Chinese Studies，ICS）所长Patricia Uberoi女士热情地邀请我访问上述机构和作演讲。与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南亚和中国问题专家C.Raja Mohan教授、Alka Achaya教授、Varun Sahni教授、Swaran Singh博士等人和国防分析研究所的Sujit Dutta博士、谢钢（Srikanth Kondapalli）博士、Arun Saghl博士及该所中国研究小组其他研究人员的交流使我获益良多。访印期间，印度前驻华大使南威哲（Vijar Nambiar）先生和Sudarshan K.Bhutani先生、哈佛大学教授Subramanian Swamy博士、乔治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G.Sutter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博士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支持。
学友贺光辉博士和沈中元博士多次为我提供我国台湾方面的有关资料。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吴莼思博士和张家栋博士，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的其他成员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美国研究中心办公室和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诸多帮助与便利。
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关心是我开展学术研究的强有力保障。妻子黄玉君在我读博和访美、访印期间承担了所有家务，儿子张望的健康成长，都使我得以潜心钻研学问。
当然，本书中的观点不代表上述任何个人和机构，皆由本人负责。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前辈和朋友批评指正。
张贵洪
2004年12月于尼赫鲁大学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