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北宋著名诗文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母亲，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约生于公元982年。自幼家境贫寒，受到良好家教，初通文字。知礼法、守节义，是一位极为优秀的母亲。女人入史，古来少见，而郑氏却堂而皇之走进了《宋史》。史书说：“（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而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为书”。
郑氏嫁与欧阳修之父欧阳观时，已以进士身份任职某州府，为主管刑狱的推官（类似当今的审判官），为人醇厚正直，为官清正廉明，体恤贫苦百姓的疾苦，断案无错无冤，是一个受到群众夸赞的好官。但他英年早逝，留下一儿一女全靠寡母郑氏抚养。欧阳家曾为世族，早已没落。到了欧阳观为官时，全家人的生计只靠他的薪奉维持。他死后，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了，母子三人只有苦熬岁月，靠郑氏的勤俭支撑时日。但郑氏是一位心志高远，见识不同凡俗的女人。她决心把儿子欧阳修教育成人。
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称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五六岁时母亲便亲自教他读书识字。而要学习写字则须准备纸笔，家贫无力购买，母亲忧虑，儿子也暗中着急。一天，郑氏见院外池塘边长有很茂密的荻草，茎根挺拔，如果用它做笔，以大地为纸，让儿子练习写字就不困难了。儿子听了母亲的想法非常高兴，扬起笑脸对妈妈说：“妈妈太聪明了，不用分文便可以有用之不尽的笔纸。我一定会利用这大好的条件努力练习写字。”说完，母子两人便到池边折芦荻。郑氏用芦干在地上写下了“努力”两字，欧阳修端详了一会儿，蹲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了下来，比母亲写得还要端正。郑氏见儿子如此聪慧，便抱起儿子开怀大笑。从此欧阳修便一面读书一面习字。待他稍长，母亲又授以经书典籍，诗词文章。有些古文旧典郑氏以前也未学过，为了儿子，她便先行一步，自己学明白了再去教授给他，母子两人教学相长，同时进步。欧阳修长大以后回忆说，母亲才真是他名副其实的启蒙先生和优秀家教。
郑氏不只教导儿子学文习史，还特别注重培养他良好的心地和开导他如何做人。她的开导不是古板的说教，而是讲一些小孩子爱听易懂的故事，让他从中悟出如何做人的道理。有时她还给故事做个小结，用精炼的语言说明深奥的含义。
欧阳修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进步很快。读了大量的古诗古文，而且有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之能。他十岁的时候，已是满腹经纶，能够提笔成章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籍，他已经读遍，又无力再买新书，母亲知道儿子是个读书的材料，便亲自带着他到藏书较多的人家去讨借，为了不耽误人家使用，借回来以后，连夜抄写。母亲心痛儿子的劳苦，便劝他可以放慢一些。他说：“不可以的，答应三天送还人家，只能提前，不能拖后。我这样抄写比光是阅读效果更好，知识积累得更多”。
有一次，他竟然借到了一部六卷本的《韩昌黎文集》，当他阅读了几篇以后，他高兴地对母亲说：“妈妈，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部好书，文章清新自然、朴实无华。与当今的文风浮躁华丽，简直无可比拟。我要认真地读下去，学习他的风格，以便将来在文坛上独树我欧阳修的文风。”说完，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母亲见了，笑着说：“小孩子，可以立大志，不可以说大话。你的话说得早了些。”其实，这位母亲久闻唐之韩、柳（柳宗元）乃文坛领袖，现在见儿子有志向文学大家学习，精神为之一振，便进一步鼓励说：“凡古之名家，多先有大志，后有大为。你既然有志向先贤学习，就要坚持不懈，永不食言。”从此，这个十多岁的孩子便日以继夜地苦读、习作。欧阳修本不喜欢当时流行华丽浮躁、内容空泛的文风，自从读了韩愈的文章以后，得到了新的启示。对于韩愈的“文以载道”的论说尤为钦佩赞赏。决心以自己的文学新风取代当时文坛的不良习气。
欧阳修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他的文学功底已经颇为精深。其诗词和散文水平已在许多学子之上，名字响当当了。
宋仁宗天圣年间（约1123～1125），他尚不足十八岁时，到京城参加考试，连考三场，场场名列榜首。从此，便以进士身份入朝为官。年轻的欧阳修在文学和事业上都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众人刮目相看。但在母亲眼里他依然是个大孩子。母亲既为儿子的少年得志而高兴，又担心他年纪太轻而骄傲懈怠。于是，她便把教导儿子的重点转移到如何为人为官上。丈夫欧阳观是她心目中为官的典范，她便经常用父亲在世时，做事一丝不苟，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断案公平的事例，开导儿子，希望他认真继承先父遗风。有时她说着说着，泪流满面，儿子了解母亲，便会跪地承诺：“修儿一定不辜负母亲的良苦用心。”
欧阳修刚刚入朝时为馆阁校勘（负责图书经籍和国史的校正勘误等）。当时的著名文人、朝中大臣范仲淹，因为直言批评宰相吕夷简的过失，遭到打击报复，被贬谪江西饶州。这件事明显不公，在朝中引起了哄动。许多人都为范仲淹鸣不平。唯独司谏官高若纳，不仅不恪守自己的职责劝谏皇上听取范仲淹的意见，反而为吕夷简撑腰。欧阳修觉得高若纳不只是非不明，简直是颠倒黑白，便挺身而出，写信责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纳见信很生气，便把此信呈送给仁宗皇上，并在皇上面前说了不少欧阳修的坏话。皇上自然听信“谏官”之言，便把欧阳修也贬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后又到乾德）去做县令。他的母亲知道了这些以后，不只没有责怪儿子，反而鼓励说：“好男儿就应当仗义直言。官位高低并不能说明人品还坏，即使黜职归乡，也应做一名受人信赖的侠肝义胆之人。”
后来，范仲淹复得升迁，任陕西经略副使（边防军事长官副职），有用人之权了。便派专人去见欧阳修，请他到那里做官。欧阳修笑对来者说：“请你回话给范大人，当年我责骂高若纳，是为了主持公道，没有任何私图。所以，我甘愿与他一同被贬，却不愿意随他一起升迁。”从此范仲淹更加敬重这位年轻人。他后来又回到朝廷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居高官之位。他求贤若渴，一直没有忘却才华横溢、文坛之冠且节烈不群的欧阳修，便又建议把他选拔回朝。仁宗还记得这位年轻书生的敢于直谏，便决定召见他当面谈谈。欧阳修见到仁宗不卑不亢，礼敬周全。当仁宗向他垂问执政方略时，他仍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他坦言谴责当时朝廷常以“朋党”之罪残害朝中大臣。他认为“朋党”不都是错误的，更谈不上罪过。君子之间以志同道合来“结党”，目的是为了坚守道义忠信，珍惜名节而互为朋友的。这样的“朋党”是为“君子党”对国家和社会，有益无害，朝廷应当信赖他们；而为了私利、互相利用、虚假相待的小人们所结之党，乃“小人党”，他们才是朝廷应当割除的弊端。接着，他举例说：“昔武王有臣三千，三千臣子一条心，可称之为‘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有了这个‘大朋党’而兴旺发达。所以说，不能对朋党不分良莠，一律处罚。”后来，他把这次谈话整理成篇，便是流传至今的著名政治散文《朋党论》。
后来，因为杜衍、范仲淹等贤臣被奸佞之徒诬陷，复又被贬。欧阳修初衷不改，再次进谏为他们伸冤。结果遭到了同样下场，再次被免职下派。但他秉承父志母愿，无怨无悔。为官处事，依然固我，深受贤德之人和平民百姓的爱戴。后来皇上惜其才华，又把他召了回来，并擢为翰林学士。这对他来说，如鱼得水，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胆改革文坛的不良风气。不久，适逢进士考试，他被任用为主考官。心中大喜，他要趁此机会改革考场文风。遂命令各个考官，阅卷时凡遇到那些故弄玄虚、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他的录取标准是：文风朴实自然，语言明快致用，即“文以载道”、“言之可用”。如此一来，那些习惯玩弄辞藻、哗众取宠、毫无实用价值的行文，便统统遭到摒弃。而擅长这种文章的人士，往往是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学生。这样一来，便遭到一些浮华子弟的谩骂和攻击。但欧阳修我行我素，毫不动摇。
欧阳修在改革文风的同时，还注意发现和选拔人才。原来文学上很有成就，但名望不显的人，经他推荐，一个个成了名家。诸如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应当说，最后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名望卓著的“唐宋八大家”，欧阳修之功是不应埋没的。
后来，这位文学大家又因“直言犯上”之“过”，沉浮于宦海之中。遭贬最长的一次竟达十二年之久。把他沉到滁州（今安徽滁州）谪居，这时他对朝廷用人腐败，近小人、远贤臣，十分不满，心情郁闷，便常以酒浇愁。久之，便自号醉翁。他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便是这时写成的。文中有“醉翁之意不在醉，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由此可以看出，滁州这地方有山有水，风景秀丽，故建有亭台，供游人休闲；同时也表明文作者，经常陪着朋友在亭中开怀畅饮，玩赏自然风光，尽显“与民同乐”情怀。
欧阳修直到六十一岁还被谪在滁州，这时他已无心做官，几次申请辞官谢事，未获批准。无奈中，又自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对待朋友一直坚持“与人尽言无所隐”，真诚直率；对同僚更是相待以诚，从不当面好言敷衍，背后恶语相向。朋友在世，遇有困难，他慷慨“振掖”，帮助他事业成功；如遇死难，他便热情“调护其家”抚育遗孤。
直到晚年，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为官清正，为文不倦。在官场真正做到了升不喜，沉不忧。忠贞不渝，果敢不屈。”他笑着答道：“母诫故也。”继而又说道：“闻而服之终生。”欧阳修说得没错，母亲的教诲使他终生不忘，老死践行之。他的母亲于元祐五年病逝于南京，享年七十三岁。当时他已四十八岁，亲自扶柩将母亲遗体送回故乡庐陵。他非常怀念母亲，感谢对他的教养之恩。为了排泄忧思，他很快写就了《先妣事略》，文章非常感人，字里行间流溢着母子情深。
欧阳修死后，得到了朝野赞美，苏轼说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赋诗，似李白。”这评说全面而公允，实现了他少年时立下的与韩愈“并辔绝驰”的大志，而他的母亲却留下了“荻画教子”的美名。所有这些，都足以告慰他和母亲的亡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