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可点上一支烟，面色沉重地说：“对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就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应该说是苍白的，他们是在凭着自己的自制能力与人的私欲作艰难的斗争。这就为一些不坚定的人搞腐败提供了可能和机会。更重要的是，一贯倡导不顾人性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对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的企业家也一样，让他们以巨大的奉献获取极不相称的收益。”
“现在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三五年一个轮回，这其中下台的有不少是出了经济问题。就是没有经济问题的，也生活在别人的怀疑之中。火书记，我真觉得太累了。比如我戚志强，谁又能相信我是清白的呢？”戚志强苦笑着说。
“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滋生，一些企业家在看到自己创造的财富被毫无贡献的人占为私有时，产生贪的想法就很自然了。况且有些人占为私有的那部分财富并没有超过他所应得的部分，只是社会没有公平地分配而已。说实话，我们应该尊重人的劳动，按价值规律给企业家以应有的回报，同时还要健全和加大监督力度，对企业家进行真诚的管理与保护，这才是解决之道呀。”火可一口气说那么多话，嘴有些干，端起了水杯。
戚志强听罢火可书记的话，突然想起了一个故事，然后给火可书记讲开了。
一个老农把一群牛赶到庄稼地里劳作，他对牛儿们说：“庄稼是不能吃的。”有的牛果然不吃，不吃也就不吃，主人不会因此而奖赏它；而有的牛顺便吃几口，吃了也就吃了；只有那些把庄稼糟蹋得不成样子，而又被逮个正着的，才有可能受到呵斥。
一讲完，火可书记就说：“这个故事用在严肃法纪、强化奖惩上，是很有借鉴作用的呀。”
“书记，不是我叫苦，现在做国有企业太难了，有时候就觉得没有大意思，理解的人也太少了。”戚志强给火可书记发牢骚道。
“发吧，有什么牢骚。我不是你最好的听众吗？”火可笑了笑。
戚志强苦笑着说：“我们做国有企业领导的人呀，就是爬杆的猴子。社会公众在下面敲着锣，让我们起劲地爬，爬高了大家都在下面拍着手看热闹；而我们呢，一爬上去就难免不露出红屁股来，他们就可以抓住这个不雅观的红屁股说三道四。
“再说了，我们总有不能再爬高的时候。自己下来吧，你们要用鞭子抽；摔下来吧，结局更惨，要么被你们嘲笑，要么被你们不管不问，要么被打进冷宫！”
“你的猴子论很形象啊，我理解你们！”火可也苦笑着说。
对于企业家的问题，戚志强思考过许多。前年，他被评为“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时候，在北京领奖的座谈会上，他就曾谈过自己的想法。中国优秀的、大的企业家的命运多是三五年一个轮回，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又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现象他感到是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悲哀。
那天他谈得很激动，许多媒体都给予了报道。现在，他又想起来了，就给火可复述了一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宣传机器、机制、体制以及许多方面的操作失误造成的。在我们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工选举或股东选举产生的，往往是上级任命或是靠上级的力量从被扭曲的选举中产生出来的。
“尽管如此，他们在创业时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敬业拼搏的。但企业取得一定成绩后，由于内外原因他们就很难自我超越和自我突破。加之，我们的社会不允许他们失败，他们失败一次就有可能被永远打倒。难道成功的企业家就不能有一些失败了吗？一次性的打倒，恰又使他们失去了调整自己的机会，短命的企业家就自然多了起来。”
戚志强演讲一样地给火可复述后，火可也有些激动，竟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他一兴奋就喜欢站起来走动，边走边说，而且辅以动作。
“是啊，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收入的问题，关键是如何使企业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能通过企业实现自我价值，能够使社会承认所创造的财富。我们不能幻想用行政的手段把企业家都留在企业里，要从他们的真正需求入手，寻求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仍然不愿或者寻找不到这种办法，中国企业家短命的现象就永远不能解决，中国的企业乃至经济就仍然会动荡不定，跌宕起伏。”火可讲完后，两个人都无奈地笑了起来。
最后，火可表态：“我打个招呼，让纪委先不要介入。但你们要认真地查一下，把结果报给他们。”
第二天，刚上班，戚志强打电话叫宋弋到他办公室时，宋弋在那边说：“戚总，我这边来人了，一会儿就到。”
过了一个多小时，宋弋才到戚志强办公室。
戚志强没有问宋弋刚才有什么事，他也不该问，但宋弋却很生气地向戚志强诉起苦来。
宋弋告诉戚志强，一上班市环保局就来人了，说威尔乐公司排水不达标，要罚款，而且要限期建污水处理厂。环保局的人还没有走，地税的人又来了，说有欠税和拖税行为，并带来了一张滞纳金罚单。这中间，公安、工商、消协也分别打来电话，说这事那事，不是要报材料就是说有违规行为。
宋弋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一时就有些气，一个一个地把他们给顶了回去。我这是企业，你们都当成大肥肉了，都想咬一口，企业还干不干呀？
最让他生气的是，交警队也打来电话，说天泉公司的职工班车从市里过，影响了交通，要么限行，要么交线路增行费。这究竟是怎么了！
听过宋弋的诉苦，戚志强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问道：“中秋节安排到这些部门去了吗？每年都有惯例的。”
“节前，总经办是报来过各部门到市里对口单位送酒的报告，我没批，那也太多了呀，要几百箱酒呢！”宋弋想起了这件事。
“那他们不来找你的事才怪呢！过去每年都是我批的，你刚当总经理我也忘了告诉你。这些部门不是爷就是神，不是神就是鬼呀。”戚志强感叹地说。
“怎么会是这样呢？”宋弋有些生气。
“你难道忘了，过去天泉每年三节不是也给你送酒的吗？只不过你的位置变了而已，按说你是更应该能处理好这些事的。”戚志强有些遗憾。
戚志强心想，下面的人也应该告诉或提醒宋弋的呀。唉，人太复杂了，下面这些人也是要看宋弋的笑话啊。
想到这些，戚志强不禁感叹：“在企业内部，我们这些人又何尝不是爬杆的猴子啊！”
15
施天桐有一本百看不厌的小书。这本研究女人的书，是副市长王莫平送给他的。
小书薄薄的，是台湾出版的，装帧和印刷都相当精致。施天桐得到此书后，不知道读过多少次了。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女人的人，从他当公社书记时就开始与当时的妇联主任偷欢。其后，与他有染的女人也不少。
自从他认识肖馨之后，他的精力就集中在了肖馨身上，同其他的女人就基本上很少再行鱼水之欢了。但也并不是不再来往，只是偶尔会面一两次而已。但，现在这些女人基本上都被施天桐给安排在市直各机关里，或在下属的事业单位里了。施天桐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对女人几乎从不食言，他常说，对女人食言的男人不是真男人。
现在，肖馨正与他同读。他们在一起时，只要看这本书，都是两人一道的，津津有味的样子像是两个小学生在温习功课。开始读白话译文，现在文言部分也能达到背诵的地步了。这不，施天桐读文言，肖馨翻译。
施天桐摇头晃脑地读着：“或高楼月夜，或闲窗早暮，读素女之经，看隐侧之铺……”
施天桐停了下来，肖馨也停了对他的抚摸，坐直身子，开始翻译：“有时在高楼月夜，有时在窗帏之旁，两人互相依偎拥抱，共读《素女经》，同习房中术……”
两个人突然大笑了起来。之后，施天桐就把肖馨压在了身子底下。
一阵酣战之后，肖馨起来，给施天桐冲上西洋参茶。施天桐躺在床上打开电视。肖馨本来是不想让施看电视的，但见《新闻联播》节目快到了，就没有阻拦。施天桐与大多数当官的人一样，每天只要有时间一定是早听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晚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这是官员们的必修功课，有时缺一节都会出事的。
天气预报结束后，肖馨才对施天桐说：“有件事你得出面。”
“你又有啥事？”施天桐懒洋洋地问。
“中原房地产的赵总，想让你开个现场会，为减免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的事。”肖馨说。
“你答应了？这件事梁明也给我提过，我没有答应。”施天桐说。
“不是你那个秘书小梁说的，是王莫平让我给你说的。”肖馨娇着声说。
“这个王莫平事也太多了。上月让我给南方宾馆程伟买断南方宾馆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报告签字，现在又弄出这个事来！我不办。”施天桐生气地把遥控器扔在了床上。
肖馨见施天桐不高兴了，就上来搂着他的脖子嗔怪道：“我看老王不错的，每一次他出面办事都没有忘过咱，我看比那个小秘书强多了。”
“你懂个屁，他王莫平是个省油的灯？我看小梁不错。”施天桐说。
其实，肖馨不知道现在施天桐已经开始来敲王莫平了。他已安排人对关于王莫平的人民来信进行查实。他想通过那封并不重要的人民来信，查王莫平一个违反《党员干部纪律条例》，给他个党内处分，就是不处分，也让他把尾巴夹紧点。如果查出问题了，施天桐再出来做工作。这样，王莫平就会对他更为忠诚。但施天桐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查竟让他自己不能控制局面了，而且牵出自己的事来。这是后话。
肖馨哪知道施天桐这种男人间的手腕和奸诈，仍傻乎乎地问：“现在都说秘书分文秘型、智囊型、经纪人型、养子型、保镖型，你看小梁属于哪一型？”
“胡说什么，小梁跟我的儿子差不了多少，有时比他还强呢。我今天累了，早点休息吧！”施天桐口气生硬地说。
肖馨是最了解施天桐的，也最能降伏他。一物降一物，施是火，肖就是水，施是豆浆，肖就是石膏。肖馨搂着施的脖子，在他耳根不停地吻，吻一下吹一口气，吹一口气再吻一下。施天桐被她弄得心里痒痒的，就说：“小冤家，你要干什么？”
“我给你发的信息你还没有回呢，我问你为什么不回。”肖馨把施的手机拿过来。
“什么呀？”施天桐伸过头来问。
“你看你看，你最该有体会的！”
施天桐一看就笑了。
“你又闹什么呀！”施天桐扭住肖馨的耳朵说。
“我能干什么？你这样对我三心二意的，看来我非得给你生个儿子，才能拴住你的心了！”
施天桐一听这话，心里一惊，他知道肖馨是敢说就敢做的女人。于是就哄她说：“别胡说了，以后我不让你生气还不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