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并不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而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如墨子，他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卫，游公孙尚过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齐国项子牛。
关于墨子的生平身世，西汉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所以后世对他的生平身世一直争论不休，有说是宋人，有说是鲁人。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
关于墨翟其人，庄子和孟子都对他有极高的评价。庄子《庄子·天下》中由衷地称赞，墨子“好学而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说他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士志于道”的精神也十分赞扬：“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工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是从儒家分出来的。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烦琐的“礼”，墨子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称为“孔墨显学”。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显学篇》中也有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
正是由于墨子是从儒家独立出来的，他的思想和主张不是与儒家思想相差毫厘，就是与其针锋相对。墨家有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代表作品是西汉时刘向整理的七十一篇，称《墨子》。
“兼爱”，即治国者应“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提倡无差别之爱，作为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也是《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也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他还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就是“尚同”。同时，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应唯贤是用。“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显然，墨家的这种主张相对于当时的宗法制是超前的。
其他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非攻，即否定非正义之战（攻），肯定正义战争（诛），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节用，即节约财物；节葬，即反对奢侈的丧葬；非乐，即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也是对儒家重“礼”“乐”的反对和批判。天志，即掌握自然规律；明鬼，墨子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这在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遭到了王充的狠狠批判——认为是墨子为了巩固自己学说，而提出这种落后的宗教观。非命，墨家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体现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事迹中，最著名也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
战国初年，楚惠王意图攻宋，墨子求见楚惠王，陈述利害关系，还当着楚惠王的面和公输班用皮带当做城墙，用小木板当做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来了一场精彩的攻防“论战”，最终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其间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的防御器械以及让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当时的楚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军事计划竟然被墨家这个学派的力量所改变，可见墨家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做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说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当时有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提出这个命题的是名家的公孙龙。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制胜的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
第一种属于“是而然者”，即由“白马是马”推出“乘白马是乘马”。第二种属于“是而不然”，即由“车，木也”不能推出“乘车是乘木”。第三种属于“不然而然”，即由“好读书”推出“好书”。第四种属于“一是而一非”，即由“桃之实”推出“桃”正确，由“棘之实”推出“棘”却是错的。
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天竺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大派别，分别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见《韩非子·显学》）。分别以谈辩、从事、说书为主要思想，其中谈辩即辩论，从事即研究科学，说书即教书和研究各种典籍。他们各自以为是正宗，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甚至互相倾轧窝里斗，致使墨家元气大伤。到了战国后期，墨家三派又会合成两支：一支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初年的近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能找到的有：晋时的鲁胜，唐时的乐台，宋代的何芜及元代的陆友等。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谓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有秦始皇的以法为教、焚百家之书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不利政策，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大抵说来，还是墨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难以实行，加上墨家独特的巨子组织，已经是一种变相的神秘组织，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于心灵，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地应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地没落了。
《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声学、代数、几何等内容，前人称其为《墨经》。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家对许多方面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在力学方面《墨经》中提出了关于机械运动的定义为：“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位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同时墨家学派掌握杠杆定律比阿基米德早了两个世纪。在光学方面，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经史著作中，《墨经》是唯一一本对我国古代几何光学发展进行系统性论述的典籍。《墨经》中记载了墨子及其学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实验结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这是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在数学方面，《墨经》提出了一些几何学的定义，例如中学数学教材中所举的《墨经》中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尽管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发现，足以令当今学术界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道家：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秦时期
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一学派以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道家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是解释此原理的内涵，从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又称老聃、李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人。道家代表作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被尊为道祖，也是世界百位名人之一，被哲学家黑格尔称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道家有高度评价：“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这么评价道家：“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老子论“道”是当时思辨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不仅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道”的最高抽象，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作出了最高概括。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才开始推求天的根源，并提出“道”。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
《老子》中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最为直接地体现了老子对于人生境界的深度探索和处世哲学的最高智慧。意思是说：不显示自己，不自以为是，因而更显耀突出；不夸耀自己，因而有功绩；不自以为贤能，因而受到尊重；只有不与人相争，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相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正是道家“守柔克刚”、“清静无为”的最好解释。“不争”是一种人生境界，而不是行为方式，是一种比盲目的“争”更高级的理解方式。人类社会的一切与“争”有关的活动首先出于人类对于争夺对象的感性认识，进而做出行动的本能。比如说，商人买卖货物的目的就是赚取利润，外交家谈判的目的就是求胜，获得主动权。但是如果不事先通过理性的思考以及学习，没有行商的经济头脑和过硬的政治手腕，那么失败就是必然的。老子提出的“不争”是相对于人的本性“争”而言的，他把一种本能和感性的认知上升到意识和理性的认知水平，进而提出“守柔”、“无为”的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