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再版序
2011年８月，我从郑州前往三门峡，一路瓢泼大雨。过义马、渑池后，高速公路上了浅山丘陵，沿着淆山的北麓延伸--这一带正是邙山，古代堪称帝都洛阳的龙脉。雨幕中，杂树梯田，山野云低，北望黄河而不见--我知道大河正在北方召唤，在淆山、邙山与中条山、王屋山夹峙的峡谷里蜿蜒挣扎。现在，三门峡和小浪底两座高坝，早已把黄河切割。
高速公路三门峡市有两个出口，一标着“三门峡东”，而另一处是三门峡西。恍惚间，司机错过了东边的出口，只得从西边再折返。朋友在路边迎接。安排在一处庄户人家的窑洞餐???吃饭。土墙外便是陇海线，隔几分钟便有火车隆隆驰过。
不知为什么，我倒想起新安铁门镇的“千唐志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修陇海铁路时，邙山施工沿线大量文物和魏晋隋唐墓志出土、流落民间。旧军阀张钫先生--现在称为辛亥革命元老，倾其所有，收购收藏了1400多块墓志和碑碣，砌嵌在自家窑洞的四壁。不仅是书法艺术，这些对研究隋唐历史也有极高的价值。我去参观那天断电，在幽暗的窑洞里逐一细细辨认，近处陇海路上的火车，不断驶过，大地和窑洞都在轰鸣中发颤。我想，现在重点工程“抢救性”的发掘保护，未必能如张钫先生一己之力所成就。“千唐志斋”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什么？AAA级景区。
在民国政府中，张钫官不过河南省厅一级干部。就在去三门峡前一天，河南省纪委一位领导告诉我，他上任半年来，有14个正厅级干部因受贿等腐败问题落马。闻之心震，又不禁感慨，“官格”何至于此。由是我想，“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在浮躁的喧嚣和繁华的不安中，如果一个人不懂历史，不懂中国文化思想的价值和理念，不再守望坚守，那么滑落是很自然的。秋雨衰草，寻常功业，同在洛阳的西北，今天来千唐志斋的参观者，还找得着晋代石崇筑的“金谷园”吗？
有的问题曾一再被尖锐地提出。我来到了三门峡大坝，这里正是《后望书》开篇的“枢纽”所在，是天下第一关潼关城被“无水淹没”的起因--这无疑也是解开当代工业化、标志性工程与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
“黄河第一坝”高106米，可是水库蓄水从来没有到过这个高度的一半，电站装机也很小，发电量只相当于一个小电厂。黄河中心的几座小岛修大坝时成了坝址，摩崖石刻、古栈道等古迹，黄河咆哮过三门的壮丽景观已不复存在。大坝上，还留着个锈迹斑斑的高大塔吊，据说是当时建坝时留下的，现在还能使用，主要用来打捞坝上的柴草等漂浮物。
风狂雨急，正是汛期，现在基本上是来多少水发多少电。俯视坝内，淤积的库区“草原”辽阔，不少地方种上了豆粟，一片迷蒙的葱绿，一弯黄河夹在草原和庄稼地中。
这一次，又寻访了三门峡市西边的陕州古城遗址。与十多年前相比，由于淤积，在被称为三面环水的陕州古城里，几乎已经看不到黄河了。一块刻有黄河“母亲”的石块，孤零零地竖在田间地头。陕州是一座有20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虽从未被淹没过，但在建坝“误”作为淹区已悉数拆毁，只有一座唐代佛塔依然矗立，就像一个巨大的叹号。我想起唐太宗路过陕州时的诗句：“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一个盛世明君，即使在千年以前，也必定有他的高远过人之处。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训说，“治河之法，当观其全”，我们在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考虑上，显然不如古人。对于三门峡大坝，历史已经有了结论，不管是否拆除，已经无所谓了。
新中国的建设史被冠以“火红”或“激情燃烧”等字眼。但路是一步步走过，理想与现实的把握，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运动的取舍，给后来者留下了无数经验和教训，可我们很少具体总结或分析。在新近的一些年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口号响遍神州，各地重点工程、政绩工程“高歌猛进”，让人应接不暇。应当看到，并非所有的奇迹，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付出的代价都值得。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许多历史文化古迹，许多令人眷恋的风景消失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2011年秋天，北京也多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进入高潮。报纸上的题目《北京一杯水，移民几滴泪》，看了后，我心酸而沉重。在《后望书》的第八、第九章里，我写到了“大调水”和“世纪移民”，提出了“用什么来维系国家和民族的血脉”。一切诚如几年前本书所阐述的那样，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进展缓慢，中线工程计划调水量一减再减，从原规划的年调水190亿立方米、2008年最终调到北京，减少到了年调水80多亿立方米，其中往北京调水的计划也减少到了不到10亿立方米。而且，动工近10年至今仍未实现。其实，不必舍近求远，如果应急用水要调的话，黄河小浪底水库和周边的一些大型水库，应该没有问题，而且也实施过。
要用移民的眼泪，来换取北京的“一杯水”，实在有些“残酷”，不愿再提。要从千里之外的汉水丹江口调水工程的总投资是多少？每年究竟调多少水？调到北京的水成本是多少？自2005年起，沿线一些城市水价因附加“南水北调基金”而潮水般上涨，“调水工程”实际“捆绑”了与“长江水”无关的北方城市的全部用水包括地下水--如同高速公路未建就在所有公路上建站收费一样。如果没有约束机制，这种“附加”收费很可能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推高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物价上涨。
从长远看，如果不着手采取措施恢复北方河流哪怕最低限度生态流量的话，如果跨流域长距离调水成为一种不受约束的模式的话，希图以昂贵的“输液”“点滴”来维系北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将“调”无宁日--汉水之后再从三峡调，三峡之后再从哪里调呢？这极有可能是“庸医”的下策。其实，调水的成本和水价构成都应该“水落石出”。毕竟，已经进入政务信息公开的时代，调来的南水多少钱一吨，应该不难测算。人们可以比较选择，用不用价格昂贵的调来的水？抑或调整农业结构，用补贴“三农”的办法减少高耗水作物的种植？
也许，解决北京用水有更经济的办法和途径。
北京位于海河五大支流永定河的冲积扇上，有永定河与潮白河两大河流，水资源条件十分优越。北京的年降雨量也堪比巴黎和柏林，还有大量的“客水”流过，原本北京并不缺水--仅永定河上游的集水面积就近5万平方公里，约为浙江省的一半。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库容多达40亿立方米便是证明。
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榜样，“吹响”了以兴修水库和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短短几年中，千军万马齐动员，永定河上游就修起了250多座水库。当某项经济建设工程因领袖的带动被赋予政治意义，上升到革命、战斗的层次时，全民发动，人海战术，便有可能完全脱离科学发展与合理规划。无序的建坝、过度的开发，层层拦截之后，官厅水库自建成起便从未蓄满过水，现在更降到了原设计库容量的二十分之一，已经气息奄奄，库底朝天。其实，短短几年里发生的这种生态灾难式的逆转，又岂止一条永定河呢？
海河断流了，永定河断流也已经30多年了。洪水没有了，北京缺水严重了。可没有人对此负责。直至今天，也没有人考虑过永定河如何恢复生命、恢复生态流量的大计--报载，北京准备斥资170亿元沿着干涸的河床打造“景观河”，北方大河永定河的历史，也许要掀向它“人工湖”的最后一页了。是啊，人们早已忘记曾有过的滔滔流水，忘记了那一片照耀过千载的“卢沟晓月”。
我在努力追寻并不遥远的历史，还原一段段正在逝去的真实。也许前人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但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有直面的勇气，需要科学、智慧和诚实--仍沿袭旧有的工业化城镇化路径和思维，那么，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终究会流于口号。终有一天，我们的家园会成资源耗尽、生态环境恶劣的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在新中国成立初，由于受工程技术和财力的限制，“人定胜天”、“要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说到可能做不到，而现在，科技让“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想到就完全能够办到。气壮山河的“世界之最”在中国一再被创造出来--如最高的大坝（澜沧江小湾电站约300米的高坝）、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电站）、最快的高铁、最高的大楼、城市的连片改造等等。不说家国情怀，不说前事今生，在这时，还有多少人愿意停下来后望一下，静下来听一听，想一想？--那些行将毁灭和消失的，有什么是值得珍视的美好风景和事物？
其实，中国曾对“文化大革命”、对思想政治路线进行过认真的反思，这就是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否则，就不会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不会有改革开放。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并未对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和谬误进行过反思和总结，从未有人对此检讨，承担责任--对一些已被实践证明失败的决策和工程，都没有进行梳理、剖析和总结，以致变得含混洇漶，是非莫辨，以致最后成了湮灭消散的逝事--仿佛我们的城市从来就是高楼林立，千城一面；仿佛中国的河流，从来都是断流干涸，或污黑发臭。巨大利益的推动，没有觉悟的瞬间，缺少精神炎光的照耀，也许是经济建设类似的失误和问题一再重复出现的原因。
在调查、写作和探求答案之间，对未来的信仰成了最后的支柱。在和一些读者座谈时，多次被问及对长江三峡的看法。其实我在本书的最后一节“夜泊奉节”时已有所涉及。不是离别之际的“告别旅游”，1992年春天，三峡工程在人大通过后不久，我即率第一次“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来到长江三峡，调查大坝在建成蓄水后库区可能加剧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多少有些不合时宜，需要独立思考和勇气。重庆长江航道分局为我们提供了航道船。满地飞花春已阑，江风山雨更生寒，当我踏上三峡坝址所在地中堡岛时，当地喜气洋洋，满地都是鞭炮后的红纸碎屑。我写了一份新华社内参，提出了三峡库区的生态和水污染治理，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重视。深入思考或许并不是个好习惯，使心有重负，自己也不能轻松快乐地生活。写本书“夜泊奉节”这个章节时，已经是近10年后的冬天了，当时正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住在北京西边的一个宾馆里。报纸天天送来，满是三峡大坝开始蓄水、爆破清库和千年古城古镇行将湮没的消息，一派欢欣鼓舞。我们个人无足轻重，在重大决策上也无参与和投票表决的机会，但对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前途的大事，终究不能冷漠和袖手旁观。所以这个结尾更像是篇散文而不是分析研究文章。后三峡时期长江中下游水系和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似乎无须更长的时间的证明，但这同样需要深入科学的分析研究。好在我们已经进入崇尚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讨论这些问题不再成为禁忌。
这些年里，我应邀先后在中央党校、北大、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办讲座，主题是城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江河与生态文明等，学员都很有兴趣。感谢读者的厚爱，《后望书》出版后，得到了大家不少鼓励，我满怀感激。在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中信出版社诸编辑的支持下，本书有了再版的机会。本来，《后望书》续集的写作可完成，但由于中间插入了《大国医改》的创作，使它拖延了下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获“萌芽”首届创作荣誉奖之后，我与纯文学已渐行渐远，笔触探及了很多领域，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文学，后望与前瞻，理想之光的照耀，引领着我艰难地思考和写作。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进入新世纪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还有待于扫清思想认识路上的障碍和旧习，有待于对文化思想和系统科学的总体把握。自然科学、经济建设并不拒绝历史、地理和文化，并不拒绝社会科学。社会每前进一步，再回过头来看看历史，总会有新的遗憾、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
朱幼棣
2011年8月26日
作者简历
朱幼棣，学者、作家。曾为新华社著名记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现为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员。
生于浙江黄岩。曾作过矿山技术员。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编，工业采访室副主任，教科文、政治采访室主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被评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获首届《萌芽》创作荣誉奖、首届“地球奖”、中国新闻荣誉奖。国家地矿部曾授予“荣誉地质队员”称号。为国家软科学评审委员会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客座教授。
朱幼棣在诸多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和思考，被财经作家吴晓波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版过十多部著作，作品多次获奖。《后望书》、《大国医改》、《温州大爆发》等曾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门峡大坝是现代水利乃至新中国的标志性工程。
这个工程的得失成败不仅引起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更事关千万人的命运--至今，它仍然是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有的说它保证了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岁岁平安，有的说它造成了渭河与关中平原的灾难。这是一个时代复杂而多解的命题。
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找出一个没有异议的题目？
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被定于360米，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老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水库，数十万百姓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可后来，实际蓄水还未到达原来规划的水位，就威胁到关中平原的安全，被迫降低，大量良田并未被淹没，上述古城也没有沉到水库。但居民已迁，弃城荒凉，竟造成了“无水的淹没和毁灭”。
--这20世纪含泪的荒诞，遗留至今的满目废墟和无数悲剧，应该写进教科书里的无知与愚昧，难道就没有重提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