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排洪委员会荣誉主席巴特·舒尔茨（Bart Schuitz）说：“洪水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浇水管理的理念，要依据与洪水和谐相处的原则，采取综合的洪水管理措施，包括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要恢复河道，给洪水让路，增加河道蓄洪能力。”经历千载，先人们对黄河性格的认识，对黄河水文的了解，可以说远胜于今人。河床保持一定的宽度，两岸又有大片的沼泽湿地调节洪水流量，无须高坝堤防，蒲州与朝邑两城即可安然无恙。
1942年年初，两个日本专家战乱中到达蒲州时，黄河主河道东移，直逼城下，蒲州的古城墙基本完整，???是西北角受到黄河浊流冲刷，城墙失修，已经坍塌。城内部分地面积水，西城有一些沼泽，但城内还住着数千居民。
20世纪50年代，黄河又改道河西岸。蒲州城不再受河水侵蚀，开始复苏、兴盛。
1959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一声令下，政府机关及百姓全部迁出蒲州城。当时还动用了民兵，强行搬迁移民，进行毁城--即所谓的清库，不在水库淹没区留下建筑物。离开世代居住而即将万劫不复的家园，多少百姓流下了辛酸泪。此后，蒲州与隔河朝邑古城彻底废弃。像沿用千年的蒲州名弃之不用一样，与古城永诀的永济县城，是迁至蒲州以东大约15公里处新建的。
“古往今来，蒲州孕育了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科学家。五千年里，这里一直涵养着华夏文化的血脉之根，演绎着不朽的历史故事……”当我在蒲州残缺古城墙下徘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一段文字。我真的难以相信，柳宗元、王维、王之涣、聂夷中、卢伦、司空图、柳中庸、吕温等等都是从这长满衰草的城门下走出来的。
大唐之盛今已远矣，而明清繁华，人烟稠密，甲宅连云，楼台崔巍，货列队分，百贾骈臻的景象亦荡然无存！
繁华了千年的蒲州已无处追寻，更真实更丰满的古城已无从抵达。
走进空空荡荡的荒城，只有百米的一截小街，如同一个小村。
在原十字街中心，还残存一个高台，我想，这应该是鼓楼遗址。而史书中记载的明清时期城南，是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如今是一片青葱麦田，当日繁华已了无痕迹。唐朝书生元稹的才华再高，如果今天再游蒲州，落脚在车马店中，面对断墙残壁，天边冷月，我想他也是断然写不出温柔绮丽的《会真记》来了。
在晋南沿黄河奔波调查时，经常有人提起，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在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下，原位于三门峡库区的永乐宫极其珍贵的元代壁画，如何被整体搬迁到芮城。这只是幸运的孤例。不过是在大厦或者城市的毁灭中，抢救出了一件“家具”而已。家具不能代表一个失落家园的全部价值。
时光也许真能抹去一切--一滴水能照见太阳的光辉，但水中的闪烁毕竟不是太阳的全貌。
与潼关、陕州、蒲州遭遇的灭顶之灾相同，朝邑也是被错误的虚高水位线“淹没”的！
在今天看来，三门峡、古潼关，以及陕州古城等等，如果得以保存，其带来的旅游产业发展等，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在难以估量。
在水利学名词的背后
在三门峡水库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就是“潼关高程”--这真的是纠缠不清的学术关键？
潼关高程是一个水利学上的名词，即黄河流量为每秒1 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现在，三门峡水库修建后，潼关高程抬高，这是个不争的现实。潼关高程这几十年来大抵从323米上升到了328米。变化幅度也就是四五米。
三门峡管理局方面认为，高程的变化主要是上游来水量的减少，与水库蓄水无关。陕西方面认为，“应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
当争论不清的时候，严肃的科学探讨，常常需要回到原点。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
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
我们先看一看“三门峡工程”上马的决策流程，这些镜头是不该被忘记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他坐在邙山上，手指夹着根香烟的照片十分经典。毛主席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作为指示。他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但没有具体到三门峡建不建坝。
1955年1月，苏联专家在中国专家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从山东到兰州境内的黄河。4月，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国家计委与建委联名呈报毛泽东等41位党中央领导人。
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这一方案。
7月中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流量由37000秒立方减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当时大会的情景今天我们也可以想见，光是“根治黄河水害”就是空前的壮举，激动人心。何况邓子恢当时还豪情满怀地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有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会场上，一定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年7月30日，这份规划报告变成了决议，由全国人大通过。苏联电力部派出的列宁格勒设计分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完美无缺的决策流程，自上而下，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
潼关：黄河大桥边的孩子；按原规划，这里也是三门峡水库淹没区。
1957年年初，在人大通过决议后，三门峡水利枢纽才召开初步设计审查会。就在这次会上，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不同意见，而黄万里则完全反对。《中国水利》杂志1957年第一期在“综合意见”中，摘要发表了黄万里教授的部分讲话。黄万里是革命元勋黄炎培之子，早年留学国外，精通水利，有忧世之心。他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在潼关一段本来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势必加大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的河床也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将直接威胁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游的洪水之灾将移到中游。他说，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黄河在中游，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黄河两岸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是必然的。黄万里沉痛地说：“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但在当时“圣人出，黄河清”的赞美与颂扬中，他的坚持实事求是就变得不合时宜，且十分刺耳。
此外，被淹没关中沃野的陕西省反应也十分强烈。陕西省代表指出，用迁移70万～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寿命的拦沙库，群众很难接受。
一切都无济于事。同年４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这个口号很鼓舞人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有些煽情。
1961年４月，大坝主体工程竣工。
还是回到高程上来。
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呈送中央领导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本身就是一个高坝方案。中国是一个崇尚“高”的民族。从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到居高临下等等。高总比低好，特别是“高度”被泛政治化的时候。单一的线性的思维，使人容易忽略低层的权利与科学基础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