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幸福感的美国思考 (1)
214年前的3月，约翰？亚当斯就任美国第二任总统。在这位开国元勋的心中，曾经有过一个很凝重的愿望，“我必须钻研政治和战争，好让孙子辈可以欢喜地研读艺术、文学、舞蹈、音乐”。
在他看来，幸福感不是从天而降的，或者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或者是需要自己努力，为幸福赢得自由的空间。这份对幸福感的追求，不仅代代相传，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崛起。
如今，美国的发展已远非200年前的人们所能想象，但也许亚当斯都难以相信的是，住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冰箱里塞满食物、在网络上可以周游世界、用手机随时随地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亲人对话，现代人却仍然会感到不幸福。
我们生在有幸的时代，相当多的人却不感到幸福，这一“进步的悖论”由此成为了许多社会学家的重要课题。在《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一书中，被誉为美国最出色的大众科学作家的伊斯特布鲁克提到了人们缺乏幸福感的社会根源。
从现实看，美国人确有诸多不快乐的理由。正如一些公开的数据所列举的那样：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成为各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这一比例居全世界之首；美国枪支管理松懈，泛滥成灾；枪杀案件高发，每年发生1.2万起持枪凶杀案件；贫困人口比例屡创新高，到2009年底，美国贫困人口达4400万人，贫困率达14.3%，创1994年以来最高；2009年，美国有14.7%的家庭面临食品短缺，比2006年增长近30%……发生在身边甚至就是自己身上的诸多困扰，确实非常影响人们的心情。
但更重要的“郁闷”则是来自内心。尽管从社会心理学上看，一定程度的焦虑感也许是必要的，因为“它能保持我们的警觉”，但问题是，如果对未来种种灾难的忧虑超出了个人心理所能负担的程度，人们就很难拥有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感乃至幸福感。
这种郁闷的情绪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释放。在对共和党败走麦城的反思中，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在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和共和党人所犯下的诸多现实错误之外，对现实生活的焦虑感则是驱使一些选民转向民主党人的微妙因素。这种焦虑来自“9.11后遗症”，也来自伊拉克战争的挫折感。同样的情形，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再次上演。
如今，这种之于“灾难”的忧虑又增添了诸多新的因素：全球变暖可能会加剧的生存挑战和理论上可能带来的自然灾害，全球能源博弈蕴含的能源紧缺风险和能源冲突威胁，核扩散的威胁及打击伊朗等国可能带来的报复行动，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连锁反应及复苏前景的黯淡更是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尽管好消息同样也是层出不穷，但人的天性却使得负面消息更容易渗透到人的心里。
使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未能同步的还有“攀比焦虑”。
其实，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早就形象地描绘出了这种特殊的焦虑感。他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子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房子的一切需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树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那么，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这一经典而形象的论述非常有助于我们观察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些现象，比如某些人对崛起中的其他国家的忧虑、不安和过度反应，又比如自己的人权问题已经很严重却还要指责其他国家以求得心理满足。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不折不扣的成长代价，你必须从来自他人仇富、不平衡和不信任的氛围中挣扎出来。
走过这段大家都纠结的日子，就是真正的强者。
在这方面，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的一番论述倒很值得思考。
在他看来，工业化国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幸福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更明智的下一代而言，下一个更明智的目标应该是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
而为了真正地增加国民的幸福感，不仅需要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努力，更需要民众多些感恩、宽恕和爱心，并且减少没必要的攀比、苛责和怨天尤人。许多时候，折腾人的，是由于内心的不安、不平衡和无力感。
地球是运动的，一个人不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风水轮流转，就不能让我们中国也转转运道？
在过去10年中，中国外交表现得积极而主动，不仅有效地参与到防范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和能源等领域的种种危机和挑战中，而且还通过对外交思路和重心的调整，使中国外交走向了制度化，外交目标更加清晰，外交渠道更加畅通，外交手段更加灵活，外交视野也更加开阔。
从应对危机到防范危机，途经“9.11”。
“9.11”事件发生后，“危机管理”成为了热门话题，对危机的管理也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接踵而至的朝核问题、反恐问题、能源问题乃至对台独冒险的防范问题都使得“危机管理”的内涵得以丰富，对危机的防范显得越发重要起来。
环顾四周，中国的安全环境也确实并不令人十分乐观。边界问题未解决的中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美国挑唆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明争暗斗；阿富汗战争正在进行中，局势动荡不安；美朝之间仍存在巨大矛盾，朝核危机悬而未决。在这种情况下，“以静制动”显然已非唯一选择，中国外交的“外向之门”也便由此彻底推开。
走在危机前面由此成为了重要课题。
仅就中美关系而言，假想若干年后发生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似乎并非上策，真正的良策是增加中美关系的厚度和广度，减少和控制中美关系中的消极面，有效地防范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危机。
加强经济合作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随着中美经贸关系日益深化，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不明智措施的成本大大提升，美国国内理性处理对华关系的呼声也日益成为主流，尽管在过去几年间围绕人民币升值和中国贸易政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但白宫和主流的经济力量还是很清楚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避免因小失大。
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在反恐和防扩散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提升了国际形象，也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而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也强化了双边的政治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欧盟、东盟、拉美、澳大利亚等国关系的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判断，使其意识到，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不仅有利于双边关系，也会对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产生微妙影响。
人脉是一种力量。国脉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