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地放松，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崔琦出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1958年赴美国留学，九年后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电子研究学上成就斐然。1998年10月13日，因电子量子流体的发现，崔琦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施特默，共同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的第七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华人。
母亲的影响
崔琦出生于抗战时的中国农村，当时的中国人民身上压着“三座大山”，遭受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得十分困苦，即使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农村人民的生活依然没能改善。因此，少年时代的崔琦，经常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帮补家用。母亲省吃俭用，坚持让他上学读书，不然，崔琦就可能像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一样，一辈子，除了结婚生子，就没大事了。
崔琦的父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典型农民，然而母亲王双贤却是深有远见。她出生于晚清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中拥有数百亩良田。王双贤是崔琦外祖父膝下的唯一一个女儿，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王双贤虽然没能跟她的3个哥哥一样入私塾读书，但是封建教育将王双贤养成了一个大家闺秀，自小文静善良，凡事不喜欢和别人争执。
她的三个哥哥成就不凡，大哥王治军曾留学日本，接触到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立下大功，1912年被北洋军阀反动政府暗杀。二哥王治安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三哥王治寰是中学校长。后来，王双贤嫁入农家，尽管生活艰苦，她还是坚持要求让自己的4个孩子好好学习。在母亲的坚持下，崔琦的三个姐姐先后大学毕业，在当地轰动一时。
王双贤人如其名，处处显出大家闺秀的贤惠，村中人提起王双贤都是赞不绝口，称她是难得一见的好人。她十分重视孩子们人格品质的教育。据说，当时崔家的家规极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若是孩子们不听话、顶嘴，或者对父母的吩咐有懈怠的地方，就会挨竹板。可是当地了解崔家的人又说，他们家中没有哪个孩子挨打，因为崔家的孩子都很听话，能够自觉地按照父母安排去做事情。而且，崔家的家教存在着民主气息，父母允许孩子做任何事情，但是必须要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
由于严格的家教，崔琦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向他人提起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家庭冤案”，各种滋味百感交集。
当时，一位邻居家的老太太，听信别人传言，说崔琦和几个小孩放学归来的时候，偷了自家地里的瓜。于是，老太太便在王双贤面前告了崔琦一状。母亲非常生气，等儿子放学回来后，严厉地质问儿子是否偷人家东西了？崔琦不敢出声，母亲就当他默认了，处罚他到墙角跪着。见他受到这样的处罚，那位告状的老太太反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便又过来为他求情。可惜气怒难消的母亲，并没有这样轻易地饶了崔琦。让他跪了很久之后，才叫儿子到她跟前来，问他以后还敢不敢偷人家的东西了？崔琦却说道：“我以后再也不和他们一路上学了。”
后来母亲才知道，其实那次崔琦并没有偷瓜，只是碰巧在放学的时候和偷瓜的同学走到了一块。母亲就问他为什么不解释？崔琦十分诚恳地说道：“当时妈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进别人的话？再说，我当时的的确确和那些偷瓜的人在一起，再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索性就认了。况且妈这样要求我也是为了我好，偷人家东西的小孩到哪里都丑，我也不想让妈因为我难看。”
崔琦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二岁了。中国农村有着根深蒂固的香火观念，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是母亲在嫁到崔家后，却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到崔琦出生时，母亲已经三十七岁了。中年得子，让全家人十分高兴，不过，母亲却没有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一个儿子，而对他有任何的宠溺。受到“穷养儿子富养女”的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崔琦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农忙时，在地里帮父亲撒肥、锄地、浇灌秧苗。农闲时，给家中的老驴割草，在地里捡柴火。母亲深知，只有从小吃苦，长大了才能不会好吃懒做。
同时母亲还教育儿子要与人为善，不论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成就，都要谦和待人，只有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她身体力行，给儿子做示范，处处以诚信待人，平善地对待乡邻。
当时，农村生活条件贫困，村中很多正在长个的小孩子吃不饱饭，相对来说，崔家生活条件要好一些，那些吃不饱饭的孩子便经常跑到崔家来玩，其实是想从他们家中找点吃的东西。王双贤知道这群孩子的心思，只要他们一来，就将家中的东西拿给孩子们吃，有时候连剩菜剩饭也拿出来。母亲与人为善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崔琦，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崔琦始终保持着与人和善、为他人解忧的良好品质。
在崔家附近200米的地方，有一处池塘。每年盛夏季节，很多小孩喜欢到池塘里洗澡。调皮捣蛋是小孩子的天性，在洗澡时，总是喜欢做出一些作弄别人事情，不是猛地扎到水底，抓一把淤泥涂别人一脸，就是趁同伴们不注意，将他们按到水里“老牛饮水”，甚至还往过路的女孩子身上泼水，常常闹得女孩子们红着脸。好玩是每个小孩的天性，崔琦自然也是池塘的常客，母亲便叮嘱他，游泳时千万不要做出让人为难的事情，也不要在水中和别人打闹。于是崔琦在洗澡时，总是一个人静静地洗。
1958年，崔琦赴美留学。当时，他父亲崔长生已经卧病在床，作为唯一的儿子，崔琦本来应该立马回国到病危的父亲身边尽孝。但是为了让儿子能够在美国安心地读书，王双贤没有将父亲的病情告诉他，并嘱咐他的三个姐姐，也不得泄露这件事情。直到父亲1959年夏天去世，崔琦都不知道。在之后的几年中，不论母亲遭受到多大的罪，吃了多少苦，都没有让儿子知道。1967年，崔琦在美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次年，母亲便走完了她的一生。她离世的时候，只有大女儿崔颖一个人在她身边。
后来，崔琦提及自己的这些经历时，时时提起母亲对他的影响，想到自己没能尽孝道，时常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少年多才学
少年时的崔琦，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土改时期，新中国政府将没收的地主土地平分给中国的贫苦农民。因为崔琦能写会算，在分地时，村民们也将他带上。无论是三角形的地，还是菱形、梯形土地，在计算面积时，都难不住崔琦。当时，有一个在当地十分有名的会计，故意找了一块不规则三角形的地形来为难他。谁知道，崔琦几乎不费力气就算出了正确的结果，在场的人们全部目瞪口呆。
新中国成立前夕，崔琦在新宝镇石桥区的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在当地任中学校长的三舅全家移民澳门，崔琦没办法，只好辍学归家。在此期间，他曾经和大姐崔颖一起担任妇女识字班的教书工作。由于他讲课生动，深受大家的欢迎。他还多次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当时的农村宣传队到处宣传封建地主的罪恶，经常排演一些话剧。崔琦所在的村子排演《血泪仇》，但是由于时间紧迫，找不到合适的主人翁。正巧从外婆家回来的崔琦，他二话不说接下了这场戏。当时距离开演只剩下一天了，崔琦却在一天内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还粘上棉花当胡子，穿上一件借来的破棉袄，演得特别出色，将被地主压迫的贫苦农民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看戏的人都被感动得哭了。
在家乡赋闲了两年，崔琦的母亲见新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在当地建中学的意思，于是着急了，便决定让他外出求学。此时大姐崔颖已经在北京工作、定居，1951年秋天，在三姐崔璐的带领下，崔琦来到了首都北京。后来在香港定居的二姐崔珂的帮助下，崔琦到了英国占领下的香港地区，进入香港的培正中学读书。
由于语言不通、生活艰难，崔琦很怀念在家中的生活，尤其想念母亲，曾经两次写信给母亲，表明自己想要回老家的心情。母亲收到儿子的信后，通过别人的帮助，给儿子写了一封回信，劝勉儿子，要他不要整天想家，好好读书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受到母亲的宽慰和激励，崔琦勤奋苦学，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并在1958年，获得美国的全额资助，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所教会大学读书。
1967年，崔琦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此后到国际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开始了物理学的研究工作。贝尔实验室有“诺贝尔奖的摇篮”之称，足见这所实验室在国际上的地位。年纪轻轻的崔琦，当时已经享有极高的声誉了。1982年，崔琦在这里取得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成就，他和施默特共同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两人因此获得199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崔琦治学十分的严谨，对自己钟爱的物理学研究事业非常投入。他喜欢做物理实验，常常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当中。有时候为了实验，崔琦常常四处奔波，为了找到强力磁场，进行他的“量子液体实验”，崔琦不惜走遍整个波士顿和佛罗里达州。
在工作时，崔琦更是心无旁骛，很少理会身边其他的事情。高度严谨、认真的研究精神，使得崔琦的研究工作十分出色、有效率。不过，要以此认为崔琦是一个沉迷于工作的“大闷棍”，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崔琦是一个很有幽默感、性格很随和的一个人。他视物理学的研究为游戏，对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性模型，不用花钱买新产品，他感到满足。在科学研究陷入到困境，并且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他就会说：“今天天气很好，到外面玩玩再回来，不要强迫自己钻牛角尖，适当地放松一下自己，将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获得诺贝尔学奖后，崔琦十分谦虚地微笑说：“我没有资格去提如何应用我发现的这个新理论。”
早年的多学多才，让崔琦成为一个兴趣广泛、全面发展的人。在上学读书期间，崔琦没有因为自己是学的物理而偏科，他的数学、生物、化学成绩都很好，他喜欢打篮球、唱歌。大学毕业时，有中国同学写了一首“歪诗”评价他：“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
周末的时候，崔琦还会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看报纸，不论是政治、科技、军事，还是经济文艺方面的新闻，他都不放过，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多少年来从不间断。崔琦对此解释说道：“自己什么都爱看，但并非什么都能弄得懂。”正是因为这些广泛的兴趣，才造成崔琦思维活跃，他的脑海中经常涌现出新的想法，在科学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和中国的学术交流
崔琦同很多华裔科学家一样，他为促进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扩大中国在学术界的影响做了很大的努力。
2000年6月，崔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5年，又被中科院聘为荣誉教授。2003年11月17日下午，崔琦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身份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当时，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王恩哥向崔琦介绍了研究所的发展历史和当前现状。在中科院的安排下，崔琦随后听取了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做的工作进展验报告。会现场氛围热烈，学术气息浓厚，崔琦对他们的工作报告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发展，崔琦是十分关心的，在一些问题上，崔琦毫无保留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报告大会后，崔琦先后参观了软物质物理、表面物理、国际量子机构中心等物理试验室。在访问结束后，王恩哥所长授予崔琦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讲座教授”的荣誉称号，并商讨设立“崔琦讲座”。“崔琦讲座”就是每年请崔琦教授出面，中科院每年也会邀请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或者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到物理研究所进行短期的访问和学术交流，同时对物理所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估。
崔琦痛快地同意了“崔琦讲座”的设想，并表示今后将会关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发展，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人才而努力。
在为崔琦组织的晚宴上，崔琦再一次与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物理学术的研究现状和一大批的年轻人员的成长让他感到高兴。崔琦一再强调，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已经具备了向更高科学研究领域进军的能力，希望研究所的年轻工作人员能够有稳定的心态，争取在未来的拼搏奋斗中，做出更大、更出色的成绩。对王恩哥准备在物理所实施的一项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崔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科院基础局局长金铎也出席了晚宴，就“国际低温物理学”的发展的问题，同崔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崔琦的妻子琳达是挪威裔的美国人，两人最早是在奥古斯塔纳学院相识。后来在芝加哥大学，两人再一次相遇，大感缘分的两个人很快在后来的相处中产生爱情的火花，不久后，两人就携手走进婚姻殿堂。他们生有两个女儿，崔琦都有教她们学习中文，向他们灌输中国的文化思想。受到父亲的影响，长女爱琳对中国文化十分喜爱，后来曾到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
崔琦发现的“电子量流体现象”，成为量子物理学研究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的发现为现代很多物理学家的新理论发展，奠定了物理理论的基础。因为这项成就，崔琦还获得了美国著名的“富兰克林奖。”
近年来，崔琦主要倾向于研究金属半导体中的电子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研制功能更为全面的电子计算机和更为先进的通信设备。如今的崔琦已经步入晚年，但是他对物理的研究永远不会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