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区内迁移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人口城市化，其含义就是人口在空间上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但是，在一般统计上的口径很多，如我国以城市户籍非农业人口为标准计算城市化，这样在计算时就大大压低了实际城市化水平。因此，笔者为了计算方便，也为了能够推算人口迁移变动对城市化的影响，采用了人口普查时城市的“时点人口”作为城市人口。从总人口来看，上海常住人口占整个区域人口的18.6%，长江三角洲北翼和南翼人口分别占47.3%和34.2%。2000年，长三角大都市圈城镇化率达到57.1%，高于全国平均城市化率（36.22%）20多个百分点。而上海更是高达88.14%，其城镇人口占长三角都市圈人口的28.65%。长江三角洲南、北翼的城市化约为50%，南翼比北翼高1.1个百分点。
长三角人口内部迁移总量为465.9万人，内部迁移率为5.33%，其迁移的基本方向是由乡镇迁往城市或由乡迁往镇，由于这些迁移，使长三角整体城市化水平提升了1.72个百分点。从迁移人口城市化总量看，最高为上海30.32万人，其次为台州达到20.21万人，再次是宁波和绍兴。从对城市化水平的贡献看，16市相差很大，最高为台州（3.92%），第二为镇江（2.66%）。人口内部迁移流动率是区域内部活性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据此，在16市中上海是活性最大的城市，其内部迁移率最高，达到13.06%，其次是南京、舟山和台州。
另外，在迁移方向上还存在从城市迁往乡镇的现象，这里称为“人口郊区化”，它与从乡镇迁往城市的人口在数量上相差较大，因此可以看出，人口从乡镇迁往城市即“城市化”是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
（二）人力资本转移及其效应
1.迁移人口对迁入区域人力资本的抬升
人力资源迁入，总体上对长三角人力资本水平具有一定的提升效应。利用“五普”数据，可以推算出假定在没有迁移条件下，长三角常住人力资源中大专及以上比重为6.06%，比有迁移条件下的实际水平低0.61个百分点。没有迁移条件下长三角常住人力资源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59年，比有迁移条件下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低0.10年，即“迁移”导致长三角常住人力资源中大专及以上比重提高了0.61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数提高了0.10年。迁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当然，各个城市迁移的人力资本效应是有差别的。长三角16个城市常住人力资源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69年，迁入、迁出、净迁移人力资源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为9.38年、9.57年和9.34年，分别比平均水平高出0.70年、0.88年和0.65年。16个城市中除上海、无锡、常州外，其他城市的迁入、迁出、净迁移人力资源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都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常住人力资源的平均水平。
另外一点，迁移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效应在经济相对落后城市较为明显。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长三角的人口迁移就是人力资本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尤其是向首位中心城市上海的转移集聚的再分布过程（朱宝树，2004）。如果按照各城市人均GDP与长三角整个区域人均GDP高低可分成两个等级，高于平均人均GDP的有6个城市（设为Ⅰ 类），其他的城市都低于平均人均GDP（设为Ⅱ类）。Ⅰ类城市常住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净迁入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年，高出0.2年；Ⅱ类城市常住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13年，而净迁入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11年，高出0.98年。因此，迁移人口对迁入地区的人力资本的抬升程度对于经济发达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而言差别明显。
2.外部迁移对人力资本的“稀释”效应
人力资源迁移对不同城市人力资本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除了对迁入城市的人力资本提升外，还有一类使得迁入城市人力资本得到“稀释”。所谓“稀释”，是指人力资源迁移使人均人力资本下降。从附表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人力资源的迁入，使得城市本地人均人力资本下降的城市有三个，即上海、无锡和常州。也就是说，这三个城市的本地人力资本高于迁入人力资本，当人均人力资本低的外来人力资源迁入时，产生“稀释”作用。如果把迁出的人力资源返回到其迁出地，再重新计算人均人力资本，这样可以看出由于迁移作用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按此计算，当没有长三角外迁移，即长三角人力资本只受内部迁移影响时，人力资本量降低的有上海、无锡和常州，所以长三角内部迁移可以提高大多数迁入区的人均人力资本含量。而当没有内部迁移，即长三角人力资本只受外来人力资源影响时，除泰州外的所以城市人均人力资本下降，外来人力资源人均人力资本普遍比本市人力资本低，同时也比长三角迁移的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本低。
另外，还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无论是长三角内人力资本迁入，还是长三角外人力资本迁入，它对不同的迁入区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没有怀疑的，就是迁出人力资源的人均人力资本比其迁出地人均水平要高。这一情况与全国相同，同时也存在人力资本对其投入的区域的人力资本转移问题，即贫困地区为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买单”，这是一个利益分摊的区域公平问题，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
第三节 经济当量人口测度及区域内部流动可能性分析
一、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内部人口经济级差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16个城市人口经济总体实力相差很大，但到底相差多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为了更好地研究城市实力对人力资源迁移配置的影响，笔者引进“人口经济级差指数”概念加以阐述。经济是影响城市实力最大的因素，人口规模也是决定城市实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把城市经济规模（以GDP为标准）和人口规模分别占区域经济和人口总量的比重作为两个因子，测算区域中城市实力的相对位置。
人口经济级差模型：qi＝pi
p0
（1）
gi＝Gi
G 0
（2）
Ei＝qi·gi（3）
其中，p0为区域总人口数；pi为i区域人口数；qi为i区域人口级差指数；G0为区域GDP总量；Gi为i区域GDP值；gi为i区域GDP级差指数；Ei为i区域人口经济级差指数。计算出级差指数后，然后对指数进行标准化，即把指数最大的设置为100（根据需要设置），最后测算出各个城市与最大实力城市的级差指数。
据此计算，2000年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级差状况，如表4‐10所示，根据级差指数大小分成12个等级。从级差指数大小看，上海占据绝对优势，其指数为100，其他城市的级差指差与之相差甚远，即使是第二位的苏州的级差指数也与之相差86，还不到它的1／7。以级差指数可以把长三角16个城市分成4类：一是级差指数极限值为100，即上海；二是11～15，有苏州和杭州；三是6～10，有宁波、南京、无锡和南通；四是0～5，其余城市。人力资源的区内流动一般从能级低的城市或区域流向能级高的城市或区域，因此由于城市实力等级的差异大，在实际流动中其流动活性也很大。
二、经济当量人口及其内部流动性分析
（一）经济当量人口含义
某一区域GDP总量是由区域内实际人口创造的，而我们现有的GDP人口统计还是以户籍人口为基数，即使有时考虑到外来人口数量，其值也是估计数，因为外来人口数量和区域分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每年要对它进行准确的估计是非常困难的。而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水平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笔者这里就假定人口迁移主要与经济因素有关，设置出衡量区域人口内部迁移流动的测度指标——“经济当量人口”。这里以“GDP当量人口”计算。
所谓“GDP当量人口”，就是以整个地区的人均GDP数量来计算这个地区内某一更小区域的GDP总量中相当于多少个人均GDP的数量作为该地区的人口数量。“GDP当量人口”或“经济当量人口”，以实际人口人均GDP计算，可以反映区域间迁移水平，而以户籍人口人均GDP计算，则反映区域内部的迁移水平。因为某一区域的GDP数量是区域内实际人口创造的，而我们现有的统计基本是以户籍人口为基数的，即使有的会考虑外来人口水平，但也是估计值，有较大的随意性。采用“GDP当量人口”概念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能同时反映地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二是能体现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水平的可能性及迁移流动的方向，但这并不是区域实际人口量，而是区域有可能达到的最大人口规模，也可以看成是城市综合实力指数。区域GDP规模与人力资源或人口迁移关系非常密切，如图4‐3所示。地区人口迁移量占迁移总量比重与GDP总量在全区中的比重的相关性非常高，相关系数达到0.9837，因此可以近似地认为人口的迁移变动只跟区域经济实力有关。长江三角洲地区迁移人口中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而在迁移原因中又以“务工、经商”人口为主，因此根据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结合迁移流动人口数量，可以测算出人力资源水平，据此判断出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配置的状况。
（二）经济当量人口假设条件
“经济当量人口”是在以下前提的假设条件下构造的。
（1）人要生存总要有一定收入，总会跟经济、生产、消费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都会为GDP增长作出贡献；
（2）影响人口经济运动的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即形成“黑箱”，难以分解，人口普查不经常进行，而经济规模（或GDP值）估测相对准确；
（3）人力资源（或人口）流动只受所获经济利益大小的影响，而与其他自然、经济、社会、政策等因素关系较小，基本可以不计；
（4）市场趋于成熟，价值规律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市场信息量充分，人们所获市场、就业等信息的机会均等；
（5）收入向均衡化趋势发展；
（6）GDP增长与人力资源数量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等量同质人力资源投入同质生产要素中，产出相等。
（三）GDP当量人口模型
1.封闭区域GDP当量人口模型
（1）封闭区域总人口，如一个国家或人口（或人力资源）流动性很小的地区，采用户籍人口（或人力资源）计算；
（2）计算封闭区域人均GDP（或劳均GDP）；
（3）计算GDP当量人口（或人力资源）；
GDP当量人口＝子区域GDP总量全区人均GDP量，或GDP当量人力资源＝子区域GDP总量全区劳均GDP量。
2.开放区域（或虚拟封闭区域）GDP当量人口（或人力资源）模型（1）先根据人口（或人力资源）发展趋势预测区域某年人口（或人力资源）总量；
（2）计算开放区域人均GDP（或劳均GDP）；
人均GDP＝区域GDP总量全区预测人口总量，或劳均GDP＝区域GDP总量全区预测人力资源总量。
（3）计算GDP当量人口（或人力资源）；
GDP当量人口＝子区域GDP总量全区人均GDP量，或GDP当量人力资源＝子区域GDP总量全区劳均GDP量。
3.模型拓展与修正
主要是对人均GDP和劳均GDP的修正。
（1）人均或劳均GDP适当考虑不同区域的生产力差异，即可以乘以生产力系数；
（2）人均或劳均GDP采用各个子区域多年平均数据；
（3）在采用子区域人均或劳均GDP的同时，再考虑生产力系数，即劳均GDP＝子区域劳均GDP× 生产力系数。生产力系数可以参考固定资产投资量的差异确定。
（四）应用经济当量人口预测人口和人力资源内部迁移配置可能数量经济当量人口既代表区域经济实力，也代表人口（人力资源）迁移可能达到的规模。它与实际人口之差，可近似地看成是人口迁移的“引力规模”。因此，差距较大的城市，其人口将要持续迁出，差值越大，这种引力越大。分析流动的可能性，并不是实际流动人口数，也就是说，当给出的条件满足时，有向这种“极限”
趋近的可能性，当人口经济状况变化时，人口流动要达到的“极限”也随之变化。
若以人力资源测算，则表现出的是人力资源的可能再分布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