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镇登记失业率看，1999-2002年三大都市圈登记失业率都很低，均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与1999年相比，2002年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失业问题较为严重，在三个都市圈中失业率上升到很高水平，失业率从3.18%增长到4.44%，城镇失业人员增长了24.14万人，相对于长三角16市平均每座城市增长了1.5万人（见表7‐4），这是不小的数据。城镇失业的加重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多不利影响，首先将增加城市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总量，使本来不足的失业保险金雪上加霜，入不敷出；其次是城市失业的加重其影响远远超过农村失业的增加，并将产生很多连带性问题，必须引起相应的重视。
失业在不同年龄组也表现出不同的分布，总体上青年组失业率最高，到青壮年逐渐降低，而进入老年组失业率又逐渐上升。长三角洲各个年龄组失业率呈“W”型分布，15～19岁组最高，平均为14.55%，到30～34岁组降至“波谷”，为3.71%，然后又相应升高，达到40～44岁组达到一个小高峰，为5.82%，这以后又逐渐下降，直至最低点（见图7‐5）。这种变化趋势，主要是由于青少年时期是知识、技能增长与积累阶段，缺乏工作经验，因而求职不易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技能逐渐提高、经验逐渐丰富，在社会上逐渐成为劳动队伍的主力；25～34岁组人口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与6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因此更能适应工作的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冲击；而40～44岁组则相反，因而失业率较高，进入45～49岁组后很多劳动力由于提前退休或其他原因相继退出劳动队伍（特别是很多女性属于这种情况），也就不再统计为失业，因此失业率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失业率分布也呈现较大的性别特性，在15～19岁组，男性失业率大大高于女性，男性为18.4%，而女性则为11.35%，这是由于女性适于进入服务性行业的缘故；而到40～44岁组后，女性先于男性退出劳动队伍，表现为失业率的“骤降”，这与很多地区实行女性50岁甚至45岁退休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了解失业率的这些变化特征后，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措施，切实有效地促进就业的发展，如对于青年组则可以加强青年的教育与培训，或者参照一些西欧国家的做法，成立“青年就业互助基金”，帮助青年人就业。同样，对于40～50岁组人口，也可以对他们进行再培训，提高其再次进入就业队伍的能力，或开拓适合他们进入的就业岗位，因为这部分人是家庭的“顶梁柱”，同时肩负着家庭和社会的重担，一旦失业对他们本人和家庭的打击都很大，对国家、社会也不利，同时也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必须切实提高这一年龄群体的就业率。
（二）就业压力问题
从表面上看，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力资源就业压力并不大，但是如果进行具体分析，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就业压力衡量标准很多，最常用的就是失业率的大小，这是最直观的，但是就业压力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在考虑某一地区就业压力大小时，必须进行动态分析。人力资源分为现实人力资源与潜在人力资源，其中潜在人力资源是将要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力资源，它对就业的冲击很大，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或由于自身的条件变化，它将很快进入或重返劳动队伍。2000年，长三角潜在人力资源达到1251.10万人，占现实人力资源的25.11%，超过1／4，这一数量是非常大的，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可想而知。2000-2020年后，长三角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源平均达到67.9万人（按常住人口中方案预测数），而到2005年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逐渐增加达到79.9万人，到2010年后才呈微弱的下降趋势。因此，如果加上每年失业结转的人力资源，2000年后每年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人力资源接近300万人（预测为299.1万人），这样庞大的“等待就业”的群体，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不管从哪一点上说都是相当巨大的。如果考虑到参加“家务劳动”等不在业人口重返劳动队伍可能性和在校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队伍的现实性等因素，可以计算出衡量就业压力高低的“就业压力指数”。
其中，家务劳动者就业重返率以30%计算，在校学生进入劳动队伍以1／7计算，因为大概22岁开始为大学毕业年龄，假设大学毕业后均进入劳动队伍，因此15～22岁中每年毕业后进入劳动队伍的学生占1／7左右，这是估计数，由于高中、大学的升学率等因素影响，实际数据要远远大于这一估计数。据此测算，长江三角洲16市就业压力状况如图7‐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除苏州（6.86）、舟山（17.53）以外，其他地区经济越发达，就业压力就越大，如上海就业压力指数达到16.05，位居长三角第二，南京（12.56）、无锡（9.43）、杭州（9.25）和宁波（8.68）等城市就业压力分别居第三、第五、第六和第七位，而其他相对不发达地区，如南通、台州、泰州和扬州等市，就业压力反而较低。这里主要涉及一个就业压力转移问题，即不发达地区通过人力资源输出，把就业压力无形中转移给了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不同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投资方向及人力资源素质等因素的差异，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效果却相差很远。这里可以用“就业弹性系数”来说明，所谓“就业弹性系数”，就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拉动的就业增长的百分点。在这里，就业增长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就业弹性系数。当就业弹性系数一定时，经济增长率越高，就业增长率也越高；当经济增长率一定时，就业弹性系数越高，就业增长率就越高。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长三角经济、社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就业总量连年攀升，但是就业弹性却逐年下降，从1978-1980年的0.24下降到1980-1985年的0.22，1985-1990年为0.14，1990-1995年为0.05，1995-2000年则转为负值（－0.12），如表7‐5所示。因此，经济增长对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小，长三角其他区域情况也相似。1990-2002年，长三角户籍人力资源就业弹性平均为－0.0290，其中就业弹性除上海、常州、杭州、舟山、台州等市数值为正值外，其余均为负值。因此从这点来看，长三角就业增长缺乏后劲，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在就业弹性普遍走低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同时，第三产业就业却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除南通第三产业弹性系数出现负值外，其余均为正值，且数值相对较高，如上海第三产业弹性为0.3297，绍兴为0.4322，杭州为0.4095等（见表7‐6）。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和就业增长的“牵引擎”，而第一、第二产业则在不断“外吐”就业量，这是经济深度发展和产业结构继续升级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对第三产业发展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是一次考验，关系到第三产业快速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力资源发展态势与供需矛盾
一、长江三角洲人力资源增长态势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一）人力资源增长态势
在过去几十年里，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力资源呈不断增长的基本态势，同时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四普比三普1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804.61万人，其中人力资源增长597.26万人，增长幅度分别为14.91%和12.07%。而“五普”与“四普”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了1148.48万人，人力资源增长了938.84万人，增长幅度分别为18.52%和16.93%。从这里可以看出三种变化趋势，一是增量增长幅度加快，增幅呈上升趋势；二是在增长量中人力资源增长占1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幅度大；三是老龄化水平快速提高。从数字上粗略地可以看出，人力资源增长比1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幅度要小，如“四普”时分别为14.91%和12.07%，“五普”时为18.52%和16.93%。其实不然，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人力资源增长量占1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量的份额可以知道，“四普”和“五普”时其份额分别为74.23%和81.75%，因此就是说增长量中绝大部分为人力资源数。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假象呢？主要是65岁及以上人口份额的快速增加，它挤占了15岁及以上人口涨幅所至，这里也从侧面说明了老龄化程度的加重。
在人力资源性别比方面，从“三普”到“五普”都比较稳定，基本为51：49。
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户籍人力资源从业人数在1985-1995年出现一次增长高峰后呈下降态势，2000年后基本稳定在4600万人左右，如图7‐7所示。1978-1995年为快速增长期，从业人数从3835.29万人增加到4885.92万人，特别是1985-1995年增长较为明显，总人口劳动参与率也维持在62%左右，为“高增长、高参与期”；1995-2001年为快速下降期，从业人员回落到4610.76万人，劳动参与率也降至57%；2001年后进入低位增长的相对稳定期。
（二）远景与展望
1.人口与人力资源导入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区域人口和人力资源流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全国人口发展大趋势、人口数量压力与就业压力；二是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三是地区水、土、气候资源状况；四是资源环境压力等。综合地讲，主要是经济和环境因素起主要作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将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就业压力。根据有关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在2012年达到高峰，届时全国人力资源（15～64岁）将达到9.97亿人。尽管从2013年以后人力资源数量开始缓慢下降，但到2050年，仍将高达7亿人。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极端不平衡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人均收入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巨大的收入差距及巨大的人力资源存量和增量，使我国就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导致人力资源长距离、大范围的区域流动。在人力资源流动自由度增大的条件下，发达地区是首当其冲的，因此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就是人力资源转移的重要吸纳地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统计表明，1998-2003年的5年间，长三角16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3278亿元增加到23770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从16.7%上升到20.4%，财政总收入从2001年的3415亿元增加到5464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从20.8%增加到25.2%。
2003年，长三角16个城市实际利用外资260.1亿美元，占全国的49.1%，分别比2001年增加97.21亿美元，增长15.5%。2003年，长三角人均GDP达3000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经济的快速极化，将引起人力资源的极化增长，大量人力资源流入是必然的。
当今制约人口集聚发展的因素中，土地和水资源是最主要的，由于交通的高度发达，其他如粮食、能源等因素退居其次。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地处我国的丰水带，年降水量超过1600毫米，是我国水资源最为充裕的地区之一，水资源对该地区人口容量的约束较小。自古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都是沃野千里的富庶区域，目前人口密度也不算太高，2003年平均人口密度为855人／平方千米，比珠江三角洲地区（1322人／平方千米）低得多。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有很大的人口与人力资源容纳潜力。总之，根据我国的人口国情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发展条件、发展势头和发展潜力，在未来20年内，本区继续吸纳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劳动力和人口的趋势不会逆转（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4），并且人口迁入的高峰期将比全国人口高峰来临至少要推后15～20年，也就是说，当全国人口达到峰值时，长三角人口还要继续增长至少15～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