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2月26日，克里斯蒂娜女王公告她打算不结婚，并且立表哥卡尔为王位继承人。贵族对此表示反对，但其余三个国民等级──神职人员、资产阶段和农民──都同意接受。加冕礼于1650年10月举行，她在雅各斯达尔宫（今称乌尔里克斯达尔宫）登上以绣金黑天鹅绒装饰、以六匹白马拉动的马车。这车队十分长：首辆马车到达大教堂时，还有马车未离开雅各斯达尔。她邀请了四个等级赴王宫的晚宴。宾客穿着华丽衣服，享受美酒和炙肉，就如身处嘉年华会。
自卡尔九世起，除了叛乱的王子和被废黜君主的后裔外，瓦萨王朝持有的瑞典王位一直以父终子及的方式传承。古斯塔夫二世的弟弟已死去多年，故此只有家族内只有女性。尽管古斯塔夫·瓦萨其他儿子有女性后人在世，但克里斯蒂娜是古斯塔夫二世指定的假定继承人，故得以继位。克里斯蒂娜虽然常被称为女王，但她的正式头衔是瑞典国王。欧洲多国的王子曾想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绝。
克里斯蒂娜喜欢戏剧和芭蕾舞。她聘请了一支法国芭蕾舞团、一支意大利乐团和一支法国乐团。她也邀请了意大利和荷兰歌剧团来瑞典演出。她本人也是业余演员，参与当时在宫廷很流行的业余剧团。
克里斯蒂娜于1654年6月5日退位，并属意表哥卡尔·古斯塔夫继承王位，以便能公开信奉天主教，和认识文艺复兴的艺术和科学。耶稣会派了教士来斯德哥尔摩判断她皈依天主教的诚意。
然而，她并不是全然因为转信天主教而退位，还有是当时指她太随心所欲和挥霍的批评──她在10年间册封了17个伯爵、46个男爵和428个低级贵族，并卖掉或抵押了价值1，200，000圆的财产，以缴付他们的俸禄。她也很明显开始对征服大片国土后，但仍维持省级的政府感到厌倦。
在乌普萨拉城堡的退位仪式上，克里斯蒂娜身穿的礼服被一件一件摘下；但负责摘去王冠的佩尔·布拉赫并没有动手，使她要自行把王冠脱下。她身穿塔夫绸白袍，声音颤抖地发表告别演说，感谢所有人后便把王位移交给身穿黑服的卡尔十世。佩尔·布拉赫觉得她站在那里，就如天使一般。
1654年夏，她在边境改穿男人衣服，像男人般骑马越过丹麦。当时瑞典和丹麦关系仍然紧张，刚退位的瑞典女王不可能安全地进入丹麦。
她在8月到达当时受西班牙控制的安特卫普。当地的人举办了宴会欢迎她，沙尼大使和前挪威总督也有到临。1654年12月24日，她在布鲁塞尔皈依天主教，但她不敢公开宣示，因为恐怕瑞典枢密院会停付她的生活费。由于她仍未公开宣告她的新信仰，教宗和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也不敢公开支持她。她自行以贷款筹集大额资金，以供她和255人、247匹马的随行人员到达意大利。提洛尔公爵几乎因她的到访而倾家荡产。
教宗的传讯员在因斯布鲁克会见了她。1655年11月3日，克里斯蒂娜在因斯布鲁克城堡皈依天主教后，写信通知了教宗历山七世和表哥卡尔十世。
1689年2月，62岁的克里斯蒂娜患了重病，接受了临终圣礼。教宗历山八世亦抱恙在身，未能亲往探望，但派人向她传达祝福。她的病情看似稍有起色，但4月中她又患了肺炎和发高烧。她在病床向教宗传讯，请求宽恕她以往的不敬；教宗答允了。临终时，阿佐利诺枢机一直陪伴在身旁。克里斯蒂娜于1689年4月19日病逝。
虽然她要求只举行简单葬礼，但教宗坚持她要在里阿瑞欧宫供公众瞻仰四天。她的遗体涂上香料，以白色锦缎、银色面纱、镀金冠冕和权杖覆盖，并以三个分别以柏木、铅和橡木制造的棺木盛载。出殡行列于瓦利色拉圣玛利亚教堂出发，前往圣伯多禄大殿。她安葬于教宗石室，目前只有三名女性能有此荣誉。她的内脏以瓮高悬。
1702年，克勉十一世下令为克里斯蒂娜女王立纪念碑，以表彰她的皈依使教宗预见瑞典终会归回天主教，也感激她为罗马文化贡献良多。纪念碑置于大殿内厅，由艺术家卡洛·方塔纳（Carlo Fontana）建造。克里斯蒂娜的头像戴着王冠，以圆形金铜大奖章衬托。下面的三个浮雕分别象征：她让出瑞典王位并在因斯布鲁克弃绝新教、蔑视权贵，和信心战胜异端。
为偿还她的债务，克里斯蒂娜指定阿佐利诺为唯一继承人，但他患有重病，身体衰弱，甚至连她的葬礼也无法参与，一个多月后也去世了。阿佐利诺的侄子继承了他的所有财产后，马上就变卖了克里斯蒂娜遗下的所有艺术珍藏。她庞大而且重要的藏书库──父亲古斯塔夫·阿道夫征战欧洲多年所得的战利品，被教宗历山八世买入，置于梵蒂冈图书馆。她原先拥有的约300幅画作，包括提香的《海中升起的维纳斯》等，大部分先收藏于法国奥尔良画藏，后来保存于苏格兰国家画廊。起初，这些画作被带走似乎是瑞典的重大损失，但这正正令它们免于1697年三王冠宫大火。保罗·委罗内塞《维纳斯哀悼阿多尼斯》被阿佐利诺的侄子变卖后，辗转返回瑞典国立博物馆。
古斯塔夫·阿道夫死时，独生女儿克里斯蒂娜只有6岁。她后来日忆说那时她还是嬉戏童年的孩子，很不懂事，对父亲猝死、自己继位“不知是悲是喜，只觉得王公大臣跪倒在我脚下，很有趣。”当时国家大事由大法官、最高法院、海军部、陆军部和财政部五位大臣组成的摄政院主持，其实是奥克森斯蒂尔那的天下，因为摄政院五位大臣中，除大法官阿克塞尔·奥克森斯蒂尔那外还有他胞弟古斯塔夫松·奥克森斯蒂尔那和堂兄本特松·奥克森斯蒂尔那。实际上是由大法官阿克塞尔·奥克森斯蒂尔那当家作主。
大法官成了实际主宰。1644年女王成年之前，参政会批文上经常出现“大法官认为可行，照此办理”等字样，这就成了最高指示。全国只知有大法官，不知有女王。
克里斯蒂娜亲政后仅用几年时间便改变这种局面，削弱了以奥克森斯蒂尔那为首的贵族权力，恢复了王权。在她执政的短短十年，年青的女王充分显示了她的才干和胆识。如果不是早早产生逊位思想，她很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之一，与武则天、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丹麦的玛格丽特、英国的维多利亚齐名。
克里斯蒂娜生于1626年12月8日，她继承了父母好的基因：母后玛丽亚·埃里奥诺娜的美貌，父亲的聪敏头脑和顽强意志。古斯塔夫·阿道夫从小看出女儿聪慧过人，是可塑之材，便将女儿托付给全国着名学者、神学家约翰内斯·马提阿，由他栽培。以免女儿染上皇后的脂粉气和鼠目寸光、胸无大志的女儿腔。古斯塔夫·阿道夫指示要按男性王位继承人的要求，培养公主。在她7岁时大法官惊喜地写信向堂兄奥克森斯蒂尔那报告：“我们年幼的女王资质特高，学业猛增，进步神速。她看出自己母亲身上的不足，常为此对身边的人感到遗憾。她气质高贵，如加上适当的培育，毫无疑问会接过父亲王冠，在女性生理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扬父亲业绩。”
自1636年起小女王便与母亲分开，与姑妈卡特琳娜伯爵夫人一起生活。两年后姑妈病逝，小女王换了几个女伴，但她主要是跟老师马提阿求学。马提阿是女王一生中屈指可数的令她敬重信任的人之一。女王晚年在回忆录里说：“我的老师马提阿是我唯一信赖的人；只有对他我才倾吐心中的秘密和烦闷……我视他为父。”
马提阿遵从先王嘱托，按王子和未来君主的知识结构要求。对女王进行授课。小女王不仅聪敏绝伦，求知若渴，而且她记忆力特好，理解力极强，老师一点即破，毋须重复。她接触了范围很广、门类很多的学科，对所有问题都感到新鲜、好奇，都要问个究竟。不论是神学，还是古典语言、现代语言、文学、政治学等等，她都饶有兴趣，而且学得轻松自如，毫不费劲，根本不用废寝忘食。女王极有主见，具有独立思考、一比不苟的学者风度，并有不达目的暂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小女王经马提阿栽培打下渊实基础后，又向奥克森斯蒂尔那学习处理国事的本领。奥克森斯蒂尔那生性孤傲，不以天下群雄为然。但对年幼女王的才识和魄力，他由衷敬佩，在参政会上说，13岁的女王陛下“尽管是女性，尽管年幼，但实为人杰，极其出众。”数月后他又说：“女王陛下并非泛泛女流之辈，实勇气过人，极其圣明，只有上帝知道我看到这些后何等高兴。女王将来苦不被带入歧途，定会成为我们所祈望的完美无缺的君主。”
1644年克里斯蒂娜女王成年，新自执掌朝政，摄政院宣告解散。她虽然只有18岁，但似乎是个天生君主，坐上王位十分自在，处理国事有条不紊。她很年轻，但政治上相当成熟；她是女性，但不让须眉。当时有个名叫史福沙·保拉维西诺的人对幼年的她有过这样评语：“她很年幼，但不是孩子；她是女人，但不是妇人。”18岁的她已作好统治自己王国的充分准备。她十分自信，肯定自己能当好女王。一直在旁观察她一举一动的奥克森斯蒂尔那评价女王说：“开局不错”。他的胞弟说：“女王陛下十分勤政，并希望每人也克于责守，相信有上帝保佑，一切顺利。”
1645-1646年斯德哥尔摩发生一桩异教徒案。大学教授腓特烈·曼纽斯发表一本小册子，教会认为小册子里含有异教邪说。曼纽斯教授被大学开除，并被监禁。劳里纽斯牧师不依不饶，要求重判。小册子送到女王手里。女王看后说：“曼纽斯定是个骗子，把他押上船，送到但泽去。”牧师说：“异教邪说在波兰和锡班布根也很猖獗，曼纽斯去后如鱼得水，会与当地人同流合污，不久再送回一本亵渎神灵的宣传品；据称曼纽斯已经写好一本，希望出版。”女王说：“那么我们最好砍掉他的头了。”参政会受理此案已知女王倾向，不敢重判，但也没有轻饶，责令曼纽斯写一份书面检讨，然后驱逐出国。数月后曼纽斯既未被驱逐，也未杀头，而是有条件释放。他写信给女王，感谢女王的救命之恩。
与此同时，瑞典又发生一件轰动全国的宗教案。
1644年女王老师马提阿（此时已提升为斯特兰奈斯主教）写了一本宗教条例的小册子。这是1616年宗教体例的翻版，只有细小修改，却引来阵阵狂吠。教会指责马提阿违背上帝训谕，违背正统信条，是卡尔文派，是杰异教徒。1647年这场宗教争论终于吵到议会。奥克森斯蒂尔那站在正统——边，女王则站在老师一边，说她看不出马提阿书里有何不妥之处，请大法官慎言。大法官请女王少管此事，以免问题更加复杂。女王反驳道，不是她要管，而是“事实本身很清楚。”但女王最后被迫在议会中退让，因为整个憎侣院群情激昂。众怒难犯哪，马提阿被迫作了公开道歉，保证“不再重犯”。
1647年议会辩论中还有一件事，清楚反映了女王的立场和态度。僧侣要求重申禁止宣传卡尔文教义。奥克森斯蒂尔那明确地说这是针对法国大使张努特的，因为他的官邸成丁传播卡尔文教的基地，许多人经常聚集在他家里举行卡尔文派宗教仪式，宣讲卡尔文派教义。张努特是女王密友。但事实确凿，女王爱莫能助，不得不予批准。法国大使立即抗议。女王给她这位好友写信宽慰说：“此事不必过于认真，权当官样文章。我不得不批。否则僧侣不会罢休，等议会闭幕后你仍可在官邸里做卡尔文的宗教仪式，一切照旧。”年仅20岁的女王很知进退，谙熟策略。在她执政的头几年，此类宗教冲突发生多次，但都被她冷静地一一化解。
女王亲政后，从未停止她钟爱的学术研究，她也以其渊博学识博得盛誉，欧洲宫廷都知道瑞典女王是位奇才。“每人撰文赞美她。科学对她就像女红对妇女一样。”女王与欧洲知识界精英保持广泛而密切联系，斯德哥尔摩有史以来首次有欧洲大学问家前来光顾，她的王宫里以前只是军人和政客才能涉足，如今王宫里每间房屋都堆满了珍贵的文稿和书籍。书籍将她带进一个新世界，一个与她以前相隔万里的世界。
瑞典那时的科学文化局限于哲学、语言学和神学。但女王兴趣非常广泛“20岁的她已成为深切了解当代哲学、伦理学和艺术潮流的一代名家。”在她周围的学者有持不同宗教观点的神学家，其中张努特和笛卡尔对她影响最大。
张努特是法国大使，天主教徒，年青英俊，学问渊博，他的职务使他很容易接近女王。女王敬慕他的学识，俩人过从甚密，而且每次见面都要讨论宗教问题。外界谣传她们附入爱河。张努特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说：“人们爱她，就像爱完美一样，这事千真万确，决非虚构。”
笛卡尔是大哲学家，张努特的老师；经张努特的斡旋，于1649年来瑞典，但在这之前他与女王神交已久，是经常通信的挚友。女王常向笛卡尔求教，如什么是爱和恨？您说过世界是无究的，这与您的宗教信仰如何一致？何谓极乐世界？等等。笛卡尔通过信札对年青女王有所了解，十分器重，觉得她头脑里的思想比她头上戴的王冠更令人起敬，于是不吝赐教，有问必答。女王通过复信，对这位大哲学家更是仰慕。她读了他的巨着《哲学原理》，许多地方太深奥，太抽象，似懂非懂，于是常请张努特来讲解。张努特当然乐从。但他也不会懂，还得去问老师。1649年他索性将老师请来。女王喜出望外。大哲学家从此成了她王宫里的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