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祗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储大事，岂不在念。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倦倦不息也。大小臣工能体朕心，则朕考终之事毕矣。兹特召诸子诸卿士详切言之。他日遗诏，备于此矣。”16
在欧洲，与康熙写遗昭同时代的路德维希十四也有句名言:“我就是国家”。这位太阳大帝由于修建豪华的宫殿和在欧洲进行毫无休止的战争，把百姓的钱财洗劫一空，直到1789年上天收回了曾赋予他的为帝之命。
皇帝与他的大臣们：内部制约圈
汉代初期，在融合儒家伦理哲学与道家治国方法的基础上，儒家学说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从而在中国统治体系形成初期就埋下了一种深层的内部裂痕。按照法家的观点，皇帝当属至高无上的极权者，而儒家学说则是给皇帝套上思想的紧箍，那就是：皇帝个人的形象与其统治的合法性成正比。皇帝的德行受到其官员的监督，官员们绝对忠诚于王朝，从儒家出身的官员中，很难找到背叛皇帝的例子，即使某个王朝面临灭亡的时候，众臣子也会基于儒家对王朝的忠诚而辞职、隐退，尽管此举为原本与天命之学说相矛盾。另外他们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矫正皇帝的行为举止，只要皇帝有越轨之举，即刻辅佐他返回道德上。他们甚至还设有专门的监察大臣与监察机构，任务不仅是监督官吏，也监督皇帝。当年这可是一个很危险的部门，如果皇帝把监督官员的指责看作为诬告而驳回的话，这个监督官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甚至被砍头。儒家学说作为王朝意识的历史，尤其是自明代以来的历史，正像沃尔夫岗?鲍尔形象地表述的那样，是“统治者与其官吏之间的内部制约圈”17的历史。
在儒家的王朝学说中，国家可以与天上行星的秩序相比。就像北极星居中不动，而其他行星围绕它转一样，地上那不动的中心就是万能的皇帝，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在国家体系中，皇帝的任务就是，以他的道德榜样激励民众和官吏，“犹如青草沐浴着春风一样”。皇帝所要做出的是官吏们自身所无法带来的成就：他必须赢得民众的呼声并且始终如一，以便保障统治的合法化。
这个任务的实现还有赖于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儒家接受了周王为天子的观念，并把它作为神话的外来形象嫁接到他们的理性王朝学说上。皇帝作为天之骄子，有义务通过德行和施天礼使天上与人间保持和谐。这种说法尽管给皇帝的道德魅力赋予了神秘的光环，然而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可能把自然灾害喻意为上天因不满皇帝的标志而加以惩罚。官吏们则会以类似的上天标志去为仁慈的皇帝进行辩护。
为了保护皇帝的神秘的光环，因为此光环对民众效忠皇帝相当重要，皇帝就得生活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深墙宫院之中，围绕着他的是宫女和宦官。在这一方面，儒家的要求与法家和道家并无两样。这里有一段公元前300年法家韩非的话，就其有助形成人们对王者之尊严的效果来看，完全像是出自一位儒家哲学大师的手笔：“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取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18
按照儒家的“规则”，皇帝在所有政府之功能中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选贤任能。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放手不管国事，而仅仅去做那道德的榜样和威严高尚的君主。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至少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那些诏书或者命令随时随地都得由皇帝亲目颁布，也只有得到皇帝的“朱批”，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但皇帝未必要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只需要在大臣们上呈的建议中选出一个，或者像个仲裁人，对争执做出裁决。
在一个这样的体系中，每个皇帝在其位上如何行为，也就只有三种可能性：
——他可以按此“规则”行事，政府事务交由他所任命（且随时可以罢免）的大臣负责。事实上中国自汉代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历代朝廷都照此执政。这是一种基于统一意识基础上的官僚政府。
——皇帝可以自己亲临主政，并且调动其大臣加以辅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皇帝基本上如此。
——皇帝让官僚机构自行运转，而他则抓住决策权，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他尽管身在朝中，但是在朝廷之外通常又设立一个顾问圈，尤其是重用皇宫内的宦官。这就意味着宫廷与大臣形成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