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应该是农村新的基层单位，把农业、工业、手工业、教育、管理和农村医疗统筹在一起，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应该有自己管理的权力。这仅是一个漂亮的理论，实际上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公社和下设基层单位的党的干部和党的县级书记。那些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农民在公社里却没有决定权，他们被迫为巨大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筋疲力竭地劳动着。
然而，对此农民们后来才有所认识。起初他们以火热的激情参与。毛曾许诺，中国用3年的努力会变成一个人人富裕的天堂。他打动了农民们千百年来那颗期盼的心。他们将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劳动中，在红旗下、在歌声中参加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农田让（没有经验的）妇女耕作，人人在公社的集体食堂吃饭，孩子们进了幼儿园。在“家庭后院”大炼钢铁成了农村工业化的标志，1958年7月有3万个高炉，到10月增加到了100万个，几百万人进行着赶超英国的“钢铁大会战”。
公社设立了教育机构，培养农村工业化的技术人员，边劳动边学习，培养人的目标是：“又红又专”。还建起了“红专大学”以及夜校，让农民们读书识字，普及乡村工厂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群众要人人成为“技术能手”。毛想用这种方式解决当时进退两难的困境，即一方面现代化的经济需要专业知识人才，而另一方面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又无法争取过来为党的领导服务。
在那个年代，许多公社直接按共产主义的形式分配商品，农民们将个人的财产上交公社，而公社在分配劳动所得时却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而采用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
走上灾害之路
1958年底，“大跃进”所造成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农村炼铁被证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为生产出的钢无法使用。由于干部非人道地催促农民劳动，使他们已疲惫不堪，各种错误使农民更加士气低落。许多公社一片混乱。1958年12月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重新讨论稳定的问题。由于毛的反对，过分激进的政策没有能够出台，仓促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被否定，个人财产又退了回去，重新实施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半年后，即1959年7月底在疗养地庐山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党内领导人的争斗变得公开化了。毛的老战友、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在给毛的一封公开信中描述了这个发展战略给农村带来的贫困。他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林彪成了新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他在1966年站在毛的一边，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
1959年秋，又一次掀起了“大跃进”运动。然而在此期间饥饿这个恶魔出现了。1958年的粮食产量统计中，农村干部在上级领导、直到省级领导的指使下将产量目标越定越高，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据被无限制地夸大，说这年的粮食收成与1957年相比增加了两倍达到了3.75亿吨，而实际上仅生产了2亿吨。1959和1960年同样被说成是粮食收成增长迅速。然而，这两年与收成特别差的年景相比没什么两样。
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了15%，仅收获1.7亿吨，1960年又下降到1.435亿吨，1961年的收成虽然略有提高，但仍停留在1960年的低水平上。那些曾经许诺要获取高产的地方干部不敢向上面汇报生产目标未达到的实情，收成比1958年还低。国家粮食收购单位按他们自己的意愿确定粮食上交数额，提高上交额度。他们强迫农民上交其赖以生存的粮食。在许多城市的仓库里储满了粮食，粮食出口不断增加，但是在农村却有人被饿死。
雅斯佩尔?贝克尔复述了河南省一位女农民对1960年冬天的回忆：“在走出村子泥泞的路上有十多具未被掩埋的尸体；一些人躺在光秃秃的田野上；有些活着的人在地上慢慢地爬行着，寻找一些草籽草根充饥……天很冷，一些活着的人看上去健康，然而他们脸浮肿，四肢肿大，身躯瘦小。有些人在艰难的行走中倒地而死，没有一点呻吟。死者只能躺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因为再没有人有力气将他们掩埋，整个村庄一片寂静。耕牛死了，狗被宰杀吃了，鸡鸭老早就被当地的干部抵作粮食充公了……在邻近的村庄，有一位妇女将她亲生的婴儿杀死，和丈夫一起吃掉，之后她便疯了。另外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村支书带领下企图冲入公社的粮库，结果被开枪打死了。”
这位刘女士所在的村庄有300人，饥荒之后幸存下来的仅有80人。后来解放军开着卡车来了，扔下了装有粮食的口袋。刘女士一直认为，这是毛主席派军队来拯救活着的人。
直到1960年期间领导才意识到了农村饥荒的严重程度。中央派军用汽车把粮食运到农村。然而，这对三四千万农民来说已经太晚了。
此外就是与苏联的决裂。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撤回了苏联专家。他们带走了图纸，许多建设中的工业项目被迫停止，不少工厂停工停产。1956年，工业生产下降40%。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的“痛苦三年”所遭到的冲击超过了3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