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财产管理公司把这些收回来的贷款兑换成欠债企业的股票，作为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它们对这些企业进行改制、整理。为了介绍它们的做法，不妨举例如下：由中国建设银行建立的财产管理公司，也就是信达接收了有4.2万员工的河南省郑州矿务局向银行借的9.7亿救急贷款。信达计划把这些债务的51％出让给一家新建立的公司，而这家公司是由郑州矿务局那健康部分所构成的一家企业。郑州矿务局的其余企业部分（以对新公司股票49％的持有者身份）有权利，在8年内买回那些由信达所收购的债务。它究竟是否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不必探讨了。剩余的企业部分是所有不能赢利的企业部分的汇合，还包括有3万员职工。信达要从自己的股份中拿出一部分投到股票市场上去，而郑州矿务局却为了能给员工开工资，不得不一点一点的出售自己手中的49％股份，更不用谈买回信达的股份了。可能性的结果是：郑州矿务局自身逐渐萎缩，大部分将垮下去；那新建的股份公司将转到私人投资者手中，并将从国家所有制的名单上被消除；信达将在这个转型改制中也许能有所赢利。89
再看政策的执行情况，结果究竟如何？
今天的国家银行无疑远比改革开始时要现代化了许多。即便是内部工作人员还有些超员，但是它们已经变得轻快多了。管理人员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明确的以赢利为目标。可是，却依照的是政治性需要，把贷款的绝大部分分拨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它们的财政状况一如既往。
1997年，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讲，此类救急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5％，但是独立的分析家估价达到50％。在2001年时，戴项龙讲，此类贷款达到28％，但是分析估计应该在50％左右。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解除15万亿元人民币救急贷款债务的做法，并没有使四大国家银行轻松多久。它们从技术上几乎已经彻底破产了，尽管有大量的存款流入银行，而这些存款的动力是基于国家对其资金的信誉、担保。
资产管理公司从其本身来讲，所能做的也就是把所收购的债务贷款做价。他们作为大股东或者持多数股者，所有试图对这些企业进行改制、拍卖或者清理，以便尽可能从中获得对自己投入资本的拯救的尝试，常常都被政府或者地方干部所封杀。
尽管5年过去了，但是银行改革距离其原来的目标还比较遥远。形成健康的银行，使它从财政上支持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并把存款引向那能够创造价值之处，这一切还需要时间。
反贪污腐败宣传
与改革相联系，一场真正的强硬的反贪污腐败第一次开始了。严打也用之于党、政高级干部。2000年人大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由于接收1400万元人民币贿赂款而被判处死刑。福建厦门的大走私案给14人宣判了死刑。至此，反贪污腐败取得了成功，这至少使贪污腐败者收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是打击走私活动的效果，豪华型小轿车，如奔驰、宝马由此很难走私再进入中国了。那些由于走私的不正当竞争而遭遇价格危险的许多国内生产企业，在市场投放以及价格方面获得了改观。
加入世贸组织
在2001年7月中旬的日内瓦，又经过大约半年的反复争论，世贸组织决定接收中国为成员国。11月份，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在卡塔尔召开，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被世贸组织接收为成员国。2002年3月份，北京的人代会正式批准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由此正式生效。这是江泽民时代富有意义的重大成就之一。
早在1986年，中国政府就提出恢复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但是它并没有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1995年11月份，它采取了新的一轮尝试，这次是直接向新建立的世贸组织提出加入的申请。可是，对于加入世贸组织而在进口和外国投资方面应有的自由性措施方面，却遇到了国内职能部委以及国有企业从政治上的反对。因此，有关这方面的商谈持续数年却没有进展。
面对此种情况，在1999年4月份的美国访问期间，朱镕基作了一个漂亮的突破性尝试。他向美国总统递交了一份作了大量妥协的总体计划，他以为，美国总统不会再拒绝了。可是克林顿此刻正在为莱温斯基丑闻所困扰，根本没有考虑是否要接受这个报价，也没想它是否在讨论中会被拒绝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国内由于贸易补贴创记录而潜在的贸易保护呼声一下子高涨起来。对于朱尤其糟糕的是，美国行政署公然把中国建议的要点交给了新闻媒体。
1999年9月，顶着美国经济界人士的激烈批评，克林顿总统着手这个问题，他给江泽民挂电话，希望他重新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11月初，在克林顿第二次去电话之后，中国邀请美国世贸组织谈判代表团前往北京的正式邀请信到了。可是，代表团在北京的谈判再次面临失败，美国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已经把她的行李箱发往飞机场。在她最后要起身离开宾馆时，她给朱镕基挂了一个电话。朱马上赶到经贸部，并且在与巴尔舍夫斯基进行了简短的商谈之后，双方就诸多争议性问题达成了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从总体上讲，这个新达成的方案对美国方面远不如4月份时中国所提出的华盛顿建议案优惠。随后，江泽民出席了中美这份协议的签字仪式以及随后的酒会，但是朱镕基却没有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