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还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发起人们的兴奋之情，是因为你们在组织中国人民应对挑战时表现的卓越才能，贵国政府在贵国人民中唤醒一种合作、献身、改善集体和个人生活以及自觉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政府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我们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不能想象在所有问题上都看法一致，但我们一致认为谋求世界和平是最根本的，由各国决定自己的命运、规划自己的未来也是最根本的。今晚我们庆祝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加拿大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机会建立起对双方都有利和有益的联系。今晚举行这样的庆祝是一个吉祥的时刻，因为今天是我们两国建交三周年。13年前，我也曾坐在这个大会堂参加中国国庆的宴会【1960年时率文化代表团访华】。在那次宴会上，我想到加拿大总有一天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我怀着钦佩的心情从远处看到了中国的领导人。今天晚上，我能作为主人在这个大会堂里款待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如果征兆显灵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吉祥的征兆肯定预示加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会有光明的前途和希望。
特鲁多35年前讲这番话时，说实话，我虽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并没有更多地去思考这些话的含义。35年后的今天找出来再细读，我真的很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在结束访问返回渥太华的第二天，特鲁多在众议院就他的中国之行发表讲话，指出：这次我对中国的访问超出了原来的期望。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给予加拿大和加拿大人的真正友谊使我们备受鼓舞。我对中国的访问，使我毫不怀疑加拿大政府决心改变长期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明智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并将日益证明是正确的，因为那个属于有才能而且勤劳的人民的伟大国家将对世界事务具有日益增大的影响，因为加强和充实加中双边关系有利于加拿大人民。
卸任后偕子访华
1984年2月，特鲁多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6月辞去总理职务，结束了长达19年的政治生涯，回到家乡蒙特利尔市，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时事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中国情结始终萦绕在他的心里。
在加拿大对华制裁尚未完全取消的情况下，他偕二子于1990年7月来华访问，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的举措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冷静和理性，非常耐心地倾听中方关于政治风波真相的介绍。此时的特鲁多虽离开政坛，但对加拿大政治生活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尽其所能，会同一切友好力量，积极推动加拿大尽快恢复与中国的正常交往。特鲁多访华后，两国官方交往开始松动，级别也有所提高，加政府恢复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取消了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特殊移民政策”等。
特鲁多作为老朋友来访，中方很重视，给予热情接待。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及钱其琛、荣毅仁等多位领导人会见，规格之高实不多见。小平同志同特鲁多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主要内容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一文。特鲁多关心的问题十分广泛，如政治风波的背景、改革开放会不会放慢、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接班人问题、如何克服困难等，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一作了回答。
特鲁多与我方领导人会见后表示，他为能在加中建交进入第20个年头的时候再次访华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两国关系尽快得到恢复。他说，作为中国的老朋友，他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进程，很高兴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特鲁多带着访华时获取的大量珍贵信息回国，利用各种场合介绍此次访华的感受，呼吁尽快取消制裁。令人欣慰的是，进入1991年，两国部长级互访和议会交往逐步恢复，加方向中方提供了第三批优惠贷款，两国经贸、科技、文化交流随之扩大。中加关系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特鲁多为此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发展。世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有同情、友善的关注，也有戒备甚或敌视的目光。当我看到西方一些政客在完全不知实情，也不愿意去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对中国说三道四，还洋洋得意，我想到了特鲁多先生那段“不远万里”寻找理解、友谊和合作的话语；当我看到某些西方政客以“道德师爷”和“民主卫士”自居，妄评中国的民主制度和人权状况时，我想到了特鲁多先生关于尊重不同文明、尊重不同选择、学会和谐共处的精彩论述；当我看到世界上有人怀着阴暗心理、处心积虑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时候，我想到了特鲁多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同情，对中国伟大社会实践的理解和尊重。
特鲁多作为加拿大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将永远载入史册。一切关心和致力于中加友好、祝福中加关系的前途更加光明的人，都不会忘记他。
我眼中的美国议员
中国全国人大同美国国会的正式交往始于中美建交后，已有30多年的历史。
早期的交往多为美国议员来华，随来随接，没有严格的计划，中方去得很少。八届全国人大起互访渐有增加。九届时，与美众议院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到2008年底已举行10次正式会晤。十届全国人大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1月，与美参议院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层次更高，取名为“会议机制”，截至2008年底已举行4次正式会议和多次主席会晤。美议员在机制框架外的访华团组也不少，如众议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两院的外委会、军委会、财委会、情报委等专门委员会分别派出的团组，以及议员个人来访等。议会工作人员来访的人数就更多了。十届全国人大那几年，美议员访华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有时一年多达百余人次，议员助手多达300多人次。就中方来说，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访美团组也比以前增多了。总的看，交流是活跃的，也是有成效的。
美国国会两院现有议员共535名【参议员100名，众议员435名】。在本届【第111届】国会，参议院民主党占56席、共和党41席，独立人士1席，两席尚未决出；众议院中，民主党256席、共和党178席，尚有1席空缺。本届国会新当选议员中，参议院8人，众议院50人。
国会议员来自不同的选区，代表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职业背景、宗教信仰、人生阅历和受教育程度。这些差异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也就是说，上述因素决定了他们履行议员职责和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政治倾向和政策取向。
就对华态度而言，机械地给每个议员定性是不可取的，把500多名议员划分成若干类型也是困难的。总的看，美议员普遍重视中美关系，而且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对两国开展议会交流、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持积极态度。每次与我方会晤都是带着许多问题来的，直接表达他们的关切和兴趣。中方给出的答案即使不能令其满意，他们也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喜欢这种既有交流又有交锋的互动方式。
我们所接触的美国议员，应该说多数是比较友好的，与我方交谈是坦诚的。国会数百名议员中，来过中国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并不了解中国，但他们有了解中国的愿望。即使与中国打过交道的议员也愿意与我方保持联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和互信。
美国议员对中国究竟了解多少，他们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与我方讨论比较多的到底是哪些事？根据这些年的了解，我大体归纳为几个方面。
涉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多边和全球性问题
在同我方交流时，美议员常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根本利益等多边和全球性问题与中美关系挂钩。他们的谈话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要，也反映出美方的诸多疑虑。
【一】希望在反恐、防扩散等方面与中国加强磋商与协调，借重中国的影响。
继2002年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等报告外，美国于2003年又提出《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网络安全国家战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资产国家战略》等报告，其主要目标是反恐、防扩散、维护美国国土安全。
伊拉克局势恶化，美处于进退两难境地，被迫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美议员在与我方会晤时毫不掩饰他们对美外交的这一最大难题的忧虑。
对于解决伊朗核问题，美议员亦不乐观。多数人认为一味施压和孤立伊朗只会适得其反，主张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主要成员联合行动，通过外交谈判和经济制裁相结合的办法，迫使伊朗弃核。他们有一种理解：中国在伊朗有能源投资和贸易利益，中伊关系友好，在推动伊朗核问题解决方面，可发挥更大影响力。我以为，美议员若能理性地期待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有的议员曲解我对伊政策，说在对伊经济制裁问题上，中国不应该有所顾虑，更不应成为障碍。
朝核问题也是美议员经常主动谈及的议题，他们的主要关切有两点：一是担心六方会谈机制破裂，强调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和中美在此问题上的合作至关重要；二是对朝核问题处于僵持状态表示忧虑，对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美朝改善关系的前景没有信心。
美议员拿中非关系说事，特别是就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向中方发难，是近两年来双方会晤的一个突出现象。从其发言看，他们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和背景知之甚少，对中国积极配合联合国和非盟解决达区人道危机所做的大量工作视而不见，无理指责中国偏袒苏丹政府。
总的来看，美国会成员中主张就国际地区问题同中国开展积极对话、加强磋商与合作的人在增加，但也有人在谈到中国与伊朗、苏丹、委内瑞拉以及其他非洲、拉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能源合作问题时，无端攻击中国只顾经济利益而不愿承担防扩散、制止人道主义危机、提倡良政等方面的责任，并妄称中国与上述国家发展关系旨在削弱美国的影响。由此可见，我与美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和联合国事务保持磋商与协调的同时，也有摩擦和斗争。
【二】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中美双方面临诸多共同的挑战。
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非法移民、能源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是双方经常涉及的问题。美议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发言非常踊跃，强烈表达他们的关切，并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在中国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当时的美国国会领导层表示同情和支持。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弗里斯特率多名参议员访华，同我国领导人和医务界就加强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的合作，进行了坦诚友好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他们说，中国政府以果断的行动和科学的精神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避免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关于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是近几年会晤的重要议题。多数议员主张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认为这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热点，也将是中美关系的热点。中美双方应加强信息沟通，开展务实合作，特别是尽快就限制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合作。
美议员非常关注能源安全问题，但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主张防范和对抗，另一种是倾向对话和合作。主张抗衡的人，借能源问题歪曲中国的发展战略，说什么中国的能源需求不断扩大，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影响经济和外交关系；倾向对话的议员，不赞同对中国一味批评。他们说，美国自身的问题也很多，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我们两国在同一条船上，有着同样的目标和利益，面临同样的挑战。一味指责中国是不公正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美中应加强合作，在开发新能源、提高效能、建设核电等领域相互借鉴和学习。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每次讨论的重点，通常是我方主动提出，涉及两岸关系、美台关系和台岛局势。美为维护其在台的既得利益，始终以台保持“不统、不独、不战”为出发点，实行“以台制华”战略。国会多次提出或通过亲台反华议案，早先的《与台湾关系法》和2002年2月提出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以及美国根据2005年发表的所谓共同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应对台海局势的“共同行动计划”，其目的都是要为美售台先进武器、扩大美台军事合作、维护美在台利益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在过去26年中，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美国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中的承诺。
在与中方会晤时，多数美议员表示欢迎海峡两岸对话、改善关系，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但不赞成中方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有议员公然指责大陆对台湾“打压”，渲染所谓大陆对台的导弹威胁，诬蔑中方拒绝放弃使用武力是导致两岸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等。
美议员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虽不尽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论台湾岛内形势和两岸关系如何演变，必须以不损害美安全战略和长远利益为前提。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
美国国会经常就人权、宗教等问题举行听证会，干涉中国内政。其主要做法有三：一是配合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无端指责；二是利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歪曲和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三是借纪念“国际人权日”之名，对中国人权和宗教政策进行恶意歪曲和攻击。中国依法惩处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他们就指责中国政府“迫害人权”；中国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他们就指责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中国反对达赖集团分裂国家、谋求“藏独”的行径，他们就攻击中国政府在西藏“毁灭”文化和宗教。涉藏问题是中美双方激烈争论的议题，为数不少的美议员同中方争辩的依据是达赖写的4本书【《点亮心灵之光》、《迈向解脱之路》、《慈悲的力量》、《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由》】及其在西方的历次煽动性讲演。西方情报和人权机构出资、出人帮助达赖撰写、编辑的这些书籍和文稿，是美议员案头的必备资料，也是他们攻击中国宗教、民族政策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