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导向方面，很多教师和父母在指导孩子选择自己专业的方向的时候，非常看重这个专业的就业机会和未来薪资的高低，学生很难根据兴趣去选择。“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让孩子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去探索未来。
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大师，而不是娱乐明星般的教授。大学是思想驰骋的乐土，学者要为了真正的学术理想而潜心钻研。现在有一种对大学的评价是“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教授像明星，明星像教授”。我虽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至少反映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们在设定教育的理想的时候，必须去功利化。教育和销售不同,定义太多的短期量化指标对大学和基础科研并不合适。我们论文的数目、专利申请、SCI/EI索引、标准、获奖都可以做到全球第一，但国家的科技水平可能还是不会有质的飞跃。在科学研究方面，探索真理、为科学献身是一种根本的精神，是一种享受的过程，而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比如高锟教授，他研究光纤时，根本没想过会得诺贝尔奖，也没想过申请专利，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第二，要建立激励创新思维的机制。
首先，如同凌志军先生在《成长》一书里所说，现在的教育体制有点像流水线，通过标准化、应试化的机制，消磨了孩子们不同的个性和创造性。这是非常可惜的。而各种名目繁多的竞赛也让孩子们为了获奖而去学习，这种功利色彩深厚的奖项对他们的成长并无太多益处。
其次，大学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大学讲究级别，如副部级、正厅级，把学校变成了政府部门。其实，学校里应该是学术至上、学生至上、教授至上，其他的行政部门都应该为学术的研究和学生的成长服务。
第三，要有开放的视野和长远的心态。
首先，由于过去60年间中国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存在着浮躁的心态，这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对未来的发展和战略作深入的思考并踏实地付诸实践，才能真正保证中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其次，要有开放的心态。现在强调自主创新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自主创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的、合作的创新，而不是自我封闭的创新。现在我们在创新方面有两个极端化的现象。一个是“山寨文化”，只模仿，不创新；另一种是什么创新都要自己从头做起，不善于利用世界上先进的科研成果。这两种现象是应该避免的。前段时间“龙芯”接受MIPS技术授权引起一些争议。其实我认为这是很正常很聪明的做法。现代科技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正确的理想和价值观，有好的体系和机制，加上长远的心态和开放的视野，中国科技实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科技实力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获奖与否是次要的。
恋爱—5分钟决定一生
大学时，张亚勤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图书馆、在寝室里看书，或者刚刚从操场上踢完球回来，就会有年龄大的同学走过来，捅捅他，塞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还带着一脸不好意思的神情说：“哎，亚勤，帮我把这封信送到××系的×××那里吧，改天我陪你下棋！”说完后，这个同学就会表情极不自然地借故匆匆离开，留下一脸茫然的张亚勤。
因为年龄小，“大同学”们都愿意找张亚勤做“地下红娘”，而他从来都“不辱使命”，及时将信送到指定的女孩子的手中，唯一的一次意外是，他把东西带“没”了。
张亚勤在北京的一位男同学正在追求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女孩。正好当时张亚勤在北京参加活动，活动结束，男同学交给他一包礼物和一封信，让他转交给那个女孩。拿到礼物和信的当天晚上，张亚勤就要赶回安徽。由于路途不算太远，他就没有准备路上吃的东西，不巧火车晚点了很长时间，张亚勤又困又饿。无意中，他看到了那包用牛皮纸裹着的鼓鼓囊囊的礼物，想起来那位同学说过里面是一些吃的。张亚勤在心里小小挣扎了一番，最终饥饿战胜了理智，他拆开包裹，一股浓浓的肉香扑面而来—送到眼前的酱牛肉怎么可能放过？一会儿工夫，一大包东西就被吃得见底了。
吃得心满意足了，张亚勤开始琢磨，自己把同学送给心上人的礼物吃没了，怎样转达同学的那份心意呢？总不能光给人家一封信吧。索性，他把所有吃的东西列了一份清单，回学校见到那位女同学，张亚勤把这张手写清单和那封信一并交给她，并一本正经地说：“酱牛肉十分正宗！”
回忆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三大成就，张亚勤总结，除了理想主义的熏陶和开阔眼界，第三就是，“认识了女朋友，并且后来‘很不幸’成为我的老婆。我相信命运，当时见面5分钟，就觉得应该是她。”
1985年，张亚勤19岁，读研二，也就是这年，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汪健。汪健也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生，通过正常高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因此尽管与张亚勤同岁，却比他低四个年级，当年正读大三，是个“小师妹”。两人相识于一位老师家。用张亚勤的话说，见到汪健的那一刻，他心里大概就有底了，感觉“就是她了”。
确定了目标，接下来就是攻关。
当时，张亚勤的论文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所以时间很充裕，他制定了一整套恋爱攻略，第一步就是创造见面机会。为了能常常与汪健“不期而遇”，张亚勤颇花了一番心思，他辗转找到一个认识汪健的同学，又通过这位同学跟汪健的好友联系，搞到了汪健平时在什么地方上自习、去哪个食堂吃饭、上课喜欢走哪条路等重要情报。
作好“信息调研”后，接下来就是制造机遇。于是，汪健在上下课、去食堂或图书馆的途中，总能“偶遇”这个带着温和笑容的男孩儿。有时，她刚出宿舍，走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正好他从旁边的小路过来，也是去图书馆，于是两个人一起走上一段路，顺路聊几句。有时，汪建刚刚下课，正步履匆匆地奔向食堂，张亚勤也“碰巧”从后面赶上来……既然遇上了，两人也随口聊几句，但是每次话都不多。
暑假来了，张亚勤得知汪健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还报名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英语班。汪健报名后，张亚勤也紧随其后报了名。上课时，他就坐在汪健后面，随时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可是，汪健却是个“冰美人”，始终不为所动，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上课、做笔记，下课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就走了。
正好英语班里有一个两人共同的朋友，那个朋友看到张亚勤毫无进展，索性亲自上阵当起了“亲友团”，同时约了他们俩一起去看电影。电影散场，按照朋友的设计，汪健自然要和张亚勤一起坐公交车回学校，两人总可以一路聊聊。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这一站，两人一前一后下了车往学校走去。看到汪健一言不发，张亚勤不禁有些着急。眼看汪健就要到宿舍了，张亚勤给自己鼓了鼓劲儿说：“我喜欢你，你做我女朋友吧！”
没想到汪健还是那么“冷静”，并没有停下脚步，一边往前走一边说：“咱们年龄都还小，我现在就是学习第一，你也要重视学习，不要过早地想这个问题……”张亚勤的第一次表白就这样宣告失败了。
暑假结束，张亚勤上了研三，没想到情况却柳暗花明。新学期刚开始没几天，汪健居然自己来找他，跟他探讨学习中的问题。是什么让汪健的态度一下子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呢？原来，又一个“亲友团”成员出马了：张亚勤和汪健有个共同的朋友叫邓静，在北大英语系读研。暑假里，一群年轻人一起去郊外玩，邓静知道了张亚勤和汪健之间的故事，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撮合这两个都很优秀的好朋友。于是，邓静洋洋洒洒地给汪健写了一封信：“（张亚勤）是我碰到的最优秀的男孩子，值得好好珍惜……”
汪健非常欣赏邓静，不仅因为邓静的英语口语特别好，她常常跟邓静一起练口语，更因为两人在性格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应该说，邓静这个“亲友团”是找对了路。收到邓静写得密密麻麻的两页纸，通篇都是中肯的分析和建议，本来就对张亚勤印象不错的汪健于是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回家再问问父母，父亲一听张亚勤是少年班的，马上“放行”：“学同样专业的好，又是少年班出来的，不错！”
就这样，暑假过后，汪健主动来找张亚勤“问问题”。学习的事难不住张亚勤，他对汪健做到了有问必答，两个人都是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课业上汪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经张亚勤轻轻一点拨就豁然开朗。而张亚勤对那段时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他再也不用一个人跑食堂了。习惯早起的汪健每天都会准时去食堂买早餐，在人满为患的图书馆占好座位等他了。
留学美国—一个全新的世界
张亚勤最佩服的人就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却不改其鸿鹄之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教育、科技领域的创举，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丝毫不亚于经济领域，并且长期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1978年，邓小平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明确指示，要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数量，“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在当时的理工科一流名校中国科技大学，80%的毕业生都选择了出国留学，谁要是没出去才是异类！1985年底，张亚勤即将硕士毕业，由于女朋友汪健在国内，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应该分担母亲的负担了，他和母亲商量，自己是否应该先去工作一段时间再考虑深造，但母亲的态度很坚决：“你只要好好念你的书，经济问题不是你考虑的事。”女朋友也主张以学业为重。于是，他正式开始着手准备留学事宜。
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自己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尽管学的是工科，但张亚勤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文科比较合适。恰好一所德国院校的管理学院来中国招生，匆忙之中他也没考虑太多，就联系了这所德国院校。可是，申请的时候他发现，要去德国留学，必须要先过德语考试这一关，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另一个让张亚勤下不了决心的因素是，管理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自己对管理是不是真的感兴趣，他其实并不明确。
再三考虑之后，张亚勤还是取消了申请，着手准备赴美留学。当时已经临近三月份，很多学校的留学申请都已结束，张亚勤去留学事务办公室递交新的申请表，老师对他说：“你来晚了，申请表已经审核完了，只能等下一年了。”
虽然再等一年自己依旧有绝对的年龄优势，但是，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一年时光凭白溜走，张亚勤还是有些失落。突然，他想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这位教授是全世界无线通讯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张亚勤过去在他访华时和他有过简短的交往。教授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聪慧、勤奋、好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张亚勤进一步深造。
收到张亚勤的申请，教授很快就回了信，欢迎他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这样有惊无险，张亚勤拿到了offer，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