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读中国媒体报道的经济政策要小心。撰稿的人不是说谎，但往往误导，因为他们一般不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最低工资的引进，不同的县有很大的时间差别，而一些县只说他们有最低工资但不强迫。当北京宣称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单位要约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区公布有一两个这样的项目，其他地区则置之不理。报章的头条说一个外来的人不能购买超过一个住宅单位，深圳目前执行，上海说没有听过。【注四十】
【注四十：二○○七年十一月，上海也引进这规定，但该市的不同地区各自有法避去。可以说，上海没有真的执行这个规定。深圳起初是严厉执行的，过了不久可以用大约四千美元购买另一条通道，后来楼价大跌，政府忙顾左右。】
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有些村落有民主投票，有些没有，而有投票的引进的时间很不相同。
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
我担心北京对这个经济制度的运作理解不足，因为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尝试改动这个制度。【注四十一】我认为只要把这制度精细地调校一下，就会变得坚固了。正如我在二○○四年二月的长文指出，层层承包以分成合约串联，在最理想的安排下，任何一个单位或成员的界定权利受到侵犯，某程度整个连串的所有成员都要付出这侵犯的代价。
【注四十一：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给县增加了两项规定。其一是显著地提升了收回农地时给农民的补偿。这是判断性的。其二是出售任何用作建筑的土地，要通过拍卖。原则上，这后者对县制度的运作不利，但有躲避之方。县会把土地的投资项目写得特别，广告若隐若现，通告时间缩短。这样，洽商好了的投资者通常是拍卖的胜出者。】
因为地区或县的竞争，中外合资的合约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专利使用合约，每项的使用费可以不受管制地汇到外国的银行。我曾经研究过发明专利的使用合约好几年，知道监管这些合约的履行很困难，但以合资合约从事，有外来的作为董事在场监察，收钱就容易得多了。这是外资蜂拥到中国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周燕奇迹地拿得一批合资合约的真版本，赢得一篇不错的博士论文。我邀请了她为这个会议写一篇摘要，这里不多说。
因为县的竞争，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中国的产品今天泛滥地球，但外间的人很少知道工业的地区集中与专业的程度。佛山的陶瓷产出历来有名，我邀请了李俊慧为工业类聚提供一文，因为她在佛山大学任职。
因为县的竞争，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要加速。世纪转换，地价的上升大大地协助了这私有化的进程。较高的地价让地区政府有钱补偿解散国家职工，拿开了最大的障碍。国企的买家会把原先位于市区的物业出售，搬到地价较低的工业区去。长沙的国企私有化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纪录。我安排了那里的副市长刘晓明写有关文章，因为是他主导这发展的。
县的竞争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有同样条件的地区，只有无知的投资者会到一个贪污知名的县下注。有经验的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早期在中国南方的厂家例行地把这些成本算进产品售价之内。不是所有贪污都消失了，而是与九十年代初期相比，减少了很多。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最后，我认为过去十至十五年的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区承包合约的串联——也是县际竞争的效果。合约选择的弹性够高，使九十年代的中国免于经济衰退。
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总有一天，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边际价值会下降至均衡点。可能十年之后吧。今天我们见到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会消失吗？答案是这竞争的转弱会出现。然而，有县制度的存在，竞争会转到其他方向去。最可能的新竞争目标是科技的发展。为此我曾建议北京的朋友要紧握增值税，因为科技的引进是最有效的增值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