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统一考试，进行选拔人才、分配官职的制度，因分科进行考试而得名。从严格意义上说，科举制度是隋唐以后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不属教育制度的范畴，但这一选士制度与人才培养关系密切，其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并推动士人学习的积极性，也起到了养士的作用，因而成为与古代教育制度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历史上曾实行过各种不同的人才选拔制度。奴隶社会是贵族世袭制，史称世卿世禄。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废除世卿世禄制，文武官员或从获得军功的人中提拔，或从游说之士中量才录用。秦汉以后，随着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皇帝集中掌握了中央和主要地方官吏的升降任免大权。汉代选拔和任用官吏，大致采用征辟和察举两个途径。征辟制度是指皇帝下诏征用人才或由高级官吏自选属吏。察举制度则由地方官根据一定的标准推荐人才，但此制至东汉末期已流于形式，所荐之人名不符实，民间曾有这样的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即由各州、郡的中正官按九等来品评本地士人，并以其品状上报朝廷，作为吏部授官的重要依据。此制起初寄望于中正官公正行事，但随着豪门势族力量的强盛，评选权完全由他们来掌控，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隋唐以后，选士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改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度，实行由推荐为主的人才选拔向考试为主的人才选拔转变，并一直沿用至清末，达1300年之久。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士风乃至社会风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采用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也作为成功的经验为后人所继承。
一、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完善
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豪门势族一直操纵着各地的政治、经济大权。
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扩大统治基础，采取抑制豪强的政策，使中小地主的地位逐渐上升，体现在教育上则为学校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官学类型多样，虽等级森严，但总体上放宽了范围），人才选拔改用考试的办法，以科举出身的官吏不断取代门荫入仕的功臣贵戚子弟。科举制度开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置进士科，至唐代，特别是唐太宗执政后得以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常科，每年定期举行；另一种是制科，由皇帝特意下诏举行。制科的科目繁多，完全根据皇帝的需要而定，也无固定的程式和定制。以下所述科举的程序、科目、方法，均指通常进行的常科。
1.考试的程序
唐代科举考试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以此官位卑望轻，自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移至尚书省礼部，由礼部侍郎任主考官，因而称礼部试或省试。
考生分生徒和乡贡两类，生徒是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学生，乡贡指社会上一般的读书人。唐代每年举行科举考试，中央六学二馆的生徒由国子监祭酒挑选，地方官学的生徒则由长吏选拔，乡贡则先向所在县报名，经县令考选后送州，由州刺史复核后送至京城。生徒、乡贡到尚书省后，先至户部报到，填写姓名、三代履历和保结。户部审查后，名册送往礼部，然后由礼部出题考试。考试以一日为限，至晚未能交卷，允许点蜡烛，但只能点三根，三根燃尽便须交卷。考生通过省试后，还须参加吏部复试，及格后才能授官。吏部考察的标准有身、言、书、判四个方面：一是体外貌丰伟，即相貌端正、身材魁伟；二是言辞辨正，即思维敏捷、言语清楚；三是楷法遒美，即运笔刚劲有力，字迹端庄隽永；四是文理优良，即行文流畅、论述精当。吏部一关也不好过，不过者须等三年再试。据记载，韩愈曾“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
2.考试的科目
唐代科举所设科目繁多，有常设科目和非常设科目。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而开元礼、道举、童子等为非常设科目。
常设的六科中，明法、明字、明算为专门科目，并不经常举行，而秀才科选拔博识高才，要求出类拔萃，每次及第者仅一、二人，并且贞观年间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的规定，以至于各地不敢选送，遂无形废止，所以实际经常举行、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注重儒家经义，要求对经文、注疏达到精熟的程度，录取率相对较高，大致十人中可取一、二人。进士科注重诗赋和时务策，录取率相对较低，大致百人中只取一、二人。明经和进士两科相比较，一易一难，加上进士科出身者仕途优于明经，因而士人竞相趋于进士科，遂流传“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焚香礼进士，瞋目待明经”的说法。
《唐摭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3.考试的方法
科举考试的方法有口试、墨义、帖经、策问、诗赋数种。
口试和墨义均为简单的问答，即从某经或某注疏中挑出若干条令应试者回答，以口答曰口试，以笔答曰墨义。如原题为：“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对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命也义。谨对。”
帖经是将经书任揭一页，把左右两边蒙住，中间只开一行，再裁纸为帖，帖盖数字，令被试者填出来。此法起初并不难，只需熟读经书即可，后来因应试者多而入官者少，往往出一些孤章绝句或疑似参互之处迷惑考生。为了对付这种题目，当时有人就专把孤绝幽隐的文字，编成诗赋数十篇，以便背诵，此种读书法，称为“帖括”。
策问实际也是问答法，但与墨义不同，要求考生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类似于政治性的论文。此法从西汉的射策发展而来，意在考查一个人治国安邦的才能。但所谓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只能局限在儒家经学的范围之内，即称之为“代圣贤立言”。
诗赋是考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能力，要求应试者做诗赋各一篇。唐初沿用隋制，进士科考试只考时务策，以后增加诗赋。诗赋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诗的繁荣发展，而唐诗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对诗赋考试愈益看重。科举考试所写的诗赋与普通的诗赋不同，如诗要有规定的格律，一般十二句，开头两句点题，中间八句对称，最后两句作结。考生在这样的限制下难以写出好诗来。
科举制度采用公开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极大地刺激士人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但同时其弊端也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例如，唐代科举还留有荐举制的残余，当主考官决定及第名单时，公卿大臣有从旁“公荐”的权利，于是考生到京城后往往奔走于公卿大臣的门下，或递交自己平时的佳作以求推荐，或奉献礼物、请教文章以通关节，以至于有士人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感叹。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掌握取士全权，新进士及第后对主考官以师相称，他们排着队到主考官家中通姓名、行座主门生之礼。久而久之，座主、公荐者和门生、同年在仕途上互相攀援，结成朋党，以至于唐文宗发出“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的感叹。再如，唐代科举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考生秋初即要准备行装赴京赶考，直到来年春末方能回到家中，落榜者如若再考，未等多久又将及秋。洋州刺史赵匡在《举选议》一文中，列举科举制度实行以来士风、学风日趋低下的状况，如“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考生“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等，并指出一年一次的考试制度对考生来说每年都得作客他乡，花资甚多，且疲于奔命，一些家境贫寒之士因赴京路途遥远无法承担费用，只能放弃应试的机会，造成国家人才遗漏，而士人则抱憾终身。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1.宋代的科举
从唐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藩镇割据的分裂时期，因而北宋的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巩固统一，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为此，宋太祖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杯酒释兵权”，迫使将帅交出兵权，以防止他们拥兵自重发动兵变，同时大量重用文人，规定军队中的最高元帅和州县的地方官全由文官充任。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对宰相赵普说：我今用儒臣一百余人分治各大州，即使他们都是贪婪昏庸之徒，其危害“亦未及武臣一也”。宋太祖一言道明其重用文人的原委。正因为对文人的需求量激增，所以北宋开国诸皇帝对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
宋代的科举考试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又有变化。宋初常设之科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以进士科为最要。
常科之外也有制科，由天子亲策。王安石变法时曾废明经诸科，仅保留进士一科，并罢诗赋、帖经、墨义等方法，以经义论策取士，但不久又恢复诗赋与经义并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宋初是每年举行一次，仁宗时改为二年一次，神宗又改为三年一次，以后相沿不改，成为定制。科举考试的程序是秋季取解，冬集礼部，春季考试，即考生先于秋季在地方接受考选，合格者于冬季集中到礼部，第二年春季参加省试。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在省试之后增加了殿试。唐代武则天虽曾于载初元年（689年）实行过殿试，但未成定制。宋太祖于开宝六年（973年）在讲武殿复试进士，自此成为制度。通过殿试，进士便成为“天子门生”。宋代并取消吏部考试，举子一经及第，即令卸除常服，授以官职，谓之“释褐”。
鉴于唐代科举制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以及启用大量文人之急需，宋代采取了很多改革和防范措施，以制止科场舞弊现象，保证科举考试的严肃性。
其一，严禁朝臣“公荐”举人。公荐制的存在实际是汉魏荐举制在科举制度下的残余，考生为了求得推荐往往奔走于权贵之门，只知有知遇之恩，不知有朝廷，其结果既削弱了皇权，也不利于真正有才识而无门路的考生。宋太祖于建隆四年（963年）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其二，限制考官权力。唐代由礼部侍郎任主考官，一人集命题、考校、决定及第名单于一身，且常连任数举，故有“礼部侍郎重于宰相”之说。宋代主考官改由皇帝临时任命，并有若干人以互相牵制，且一经任命便须“锁院”，即命题、考校、决定名单期间不能回家，不准与亲友交往。为了防止考官营私舞弊，宋代对考官及有关官员的子弟、亲戚及门客另外设场考试，称别试，或别头试，实际是科举中的一种回避制度。此法唐代也有，但置行不定，至宋才成为制度。
其三，严密考试制度。为了体现考试的公正性，宋代实行弥封、誊录制。
弥封，又叫糊名，就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名字糊上，以防考官舞弊，等评卷结束定出等第后再行开视。此法初创于唐，形成制度始于宋。誊录，指试卷弥封后不直接评阅，须先送誊录院，由专人誊抄，誊抄后的试卷作为评定依据，以防考官辨认笔迹。
其四，扩大及第名额。唐代取士每年不过几十人，而宋代动辄上百。宋开宝六年（973年）李昉任主考，只取11人，宋太祖大为不满，召举人在讲武殿复试，又录取进士和诸科96人，人数之多，首开纪录。此后，每年录取均有数百人，甚至对屡试不中年事已高者赏赐出身。
伴随着统治者对科举取士的加强，北宋也发生过多次有关学校育才与科举取才的关系，以及以德行取人还是以文辞取人的论争。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重科举、轻学校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尤其宋初大力提倡科举之后更加剧了这一矛盾。北宋庆历年间、熙宁年间和崇宁年间曾有三次兴学运动，均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但最终还是收效甚微。如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年）曾提出太学学生须坐堂学习五百天以上，州县学学生须坐堂学习三百天以上，非如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但不久因被罢职，兴学之举也告失败。王安石于熙宁年间在太学创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上舍生成绩优秀者可不参加科举直接做官，此法很快也因变法失败而被废，虽然崇宁年间重又得以恢复，但终究未能将优秀太学生直升为官的办法制度化。中国历来注重德行，然而科举考试实行以来日益重文辞轻德行，特别是实行弥封、誊录制后更是取士不知人，全凭一张试卷。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取士之道要由地方、学校推荐，上面“察之”，然后试之以事，就是想改变这种状况，选拔文武兼备、治国用兵的改革人才。司马光也反对科举以文辞取人的做法，但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一味强调德行，认为国家之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风俗之厚薄，所以位居宰相后马上立“经明行修科”，推崇纲常德行。宋徽宗时蔡京为相，一方面推崇熙宁年间的改革，恢复三舍法，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以德行取士，于大观元年（1107年）立“八行科”，八行即孝、悌、睦、姻、任、恤、忠、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