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十四五个春秋，发表了四百多万字文学作品，出版了十七八个报告文学集和散文集，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有中央领导同志、知识分子、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工人、服务员、战士、民警；有运动员、教练员、影星、歌唱家、作家、画家等等。
一位报告文学评论家在《中国青年报》（1991年1月26日）上发表评论我的专文时，戏称我为“隐身‘明星’背后的作家”，并说，“把那些成功的运动员、演员、歌星、艺术家作为自己报告文学的题材对象，这使他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占有独特的位置”。的确，光就我接触采写过的著名艺术家不下百多位，如郭兰英、李谷一、成方圆、殷秀梅、彭丽嫒、张暴默、李玲玉、刘晓庆、岳红、丛珊、沈丹萍、陈佩斯、王好为、凌子、刘诗昆、施光南、刘长瑜、陈爱莲、邵宇、刘焕章、蓝天野等等。因我曾经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政治部和《新体育》杂志工作了10年之久，所以体育界的人物，也写了数十上百位。其中还有不少海外名流，如拳王阿里、棒球王王贞治、排球名将海曼、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和张雯、电视英语女教师凯瑟琳小姐……
我采写名流有一个“笨办法”，一般不用记者证和介绍信，多是靠交朋友，由朋友介绍朋友的“滚雪球”的方法方式。例如，采写了刘诗昆，便由他带我去拜访凌子（叶向真）；采写了相虹，由她介绍而认识了杜宪……采访了他们，彼此成了朋友。当然，也有交了多年的朋友，没写成片言只字的。如杜宪、姜文、关贵敏、关牧村……
在这些艺术家朋友中，交往真切诚挚而长久的，自然不少。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是刘晓庆了。自1981年初夏结识她后，至1992年深秋的今天，屈指算来，头尾已有12年之久。虽平时的交往时密时疏，有时甚至一年两年也没见过一面，但却友情不断，一直保持着联系，偶有电话及信件互通讯息。她有些什么文学创作，常会告诉我，与我交流。她的《我的路》及《我这八年》的书一出版，便题字寄给我……
最近，有机会与《炎黄春秋》副主编杜卫东等十来位作家赴东北鞍山参加笔会，彼此谈起文学创作轶事。杜卫东执意约我为其刊物写篇刘晓庆的专稿，并起题为《与刘晓庆的十二年交往》。盛情之下，我答应了。其实，这些年来，我本也常常生出个写写与艺术家等名流们交往的念头。说实在的，这一生采写的艺术界、体育界等各界的海内外专家名士伟人足有二三百位，所见所闻的而又未能全部写进文章中去的轶事等“下脚料”，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当然有许多内容是不好提笔的）……但因工作、创作太忙乱等种种原因，一直迟迟未能动笔。这回，《炎黄春秋》的约稿，既合了心愿，也被“逼上梁山”了……
在新迁入的“刘公馆”做客
按响了门铃之后，首先出面“欢迎”的是一片嘈杂的有高有低的小狗吠叫声。这肯定是主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养的三只心爱的大小洋犬了。
刘晓庆新迁入的“公馆”，位于北京亚运村东隅幽静美丽的新居民区里。这是一座辐射式的六层新楼。刘晓庆拥有一号门内的五层至六层楼面的全部单元房，打通房间，重新布局，做了全面精致的装璜修饰。在四至五层的楼梯中间安了一个保险铁门。
前几年，刘晓庆举家从北京南迁到深圳的蛇口。那里的住所是一座优美静谧的海滨别墅。常年伴随晓庆居住的有她的父母亲、九十多高龄的外婆和她的在巴黎读书的妹妹的小儿子，还有她的一位堂兄在此为其操持一切内外务重活。1992年5月，一家又北上回到首都，暂住朋友的一处干休所。直到7月份，公寓装修竣工后才迁入新居。
这是1992年8月下旬的一天。登梯步入新居，一股豪华清新的氛围扑面而来。五层楼面有会客室、客房、餐厅、厨房等。上一层楼则是卧室、书房和健身房等。各类房间均是按不同用途需要而装修的，变化多样而华丽新颖的顶棚、吊灯和墙布窗帘，还有家俱，都给人一种温馨宁静舒适的感觉。最为引入兴趣驻足的是五至六层楼梯中间的墙壁上悬挂的一幅用巨大画框镶嵌的是有一米七八高、一米一二宽的大幅油画，画面上是一位充满艺术美而神圣的全身女子裸体画像。据说这是印尼政府从苏加诺总统藏画中挑选出来赠送给刘晓庆的贵重礼品，其艺术造诣和价值，可说是我见过的世界著名油画中的佼佼者之一。据说，此画在晓庆极为艰难的离婚案中还曾引起了极不平静的“风浪”……
到得晓庆家，已近中午。晓庆下楼来，彼此述说了约两年来未曾见面的时间中双方的大概情况，便进午餐。如今，相当多的影星歌星艺术家，多是工作至深夜，而翌日的近午才起床。晓庆也是这个习惯。因此，早餐与午餐就“合二为一”了。她脸上的倦意还没有消失。显然，略为苍白的面颊上写着她多年来为艺术为生活而奔波的多少辛劳疲累，还有不久前因车祸治伤中引出的败血症尚没有完全治愈的痕迹。
在长方形的大餐桌前就餐的，除了客人外，有晓庆和她的父母亲，妹妹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充当厨师的堂兄，还有内向寡语的女秘书和年轻伶俐的四川籍小阿姨。餐桌下，还有三只小洋犬缠绕在刘晓庆的脚边。
餐桌上，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加上啤酒等饮料。当然，大多是川味的。五六个菜谱中，最为突出的是晓庆最喜爱吃的红烧肉。但她并没有只管自己用餐，而是专门拣起一块块肥肉去侍候桌下的熊仔、点点等三只爱犬。她与熊仔等的深厚感情确是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它们伴随她度过一些艰辛、寂寞而苦涩的日子……这在她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找这八年》一书中已洋尽叙述过了……
“晓庆，气色不甚好？”我问。
晓庆点点头，微笑一下，又埋头关照她的爱犬。
“是的。在医治败血症时用的一种药物，听说有副作用，再加上没有痊愈她便急于出院，又四方奔忙。医生告诉她说，千万不能太劳累。如果过于疲累，便会有旧病复发的危险。可她不听劝告，也不听我的话。”晓庆的妈妈说，“她常常对我隐瞒一些难事和苦衷，不让我为她操心和担心。这回她住院时也没让我知道。直到我们到北京后，去海军医院看她时，我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我对妈妈常常报喜不报忧。”晓庆风趣地说，“我的妈妈和爸爸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太好，我不愿让他们多操心，我希望他们过个安宁幸福的晚年。我妈妈前几年身体极差。这两年总算好些了。”
“现在住在这里，环境不错。”晓庆的妈妈继续说，“晚上我一般休息得较早，陪着小孙子，好让他睡足觉，第二天好精力充沛地去上学。我早上五时多起床，便下楼去，沿着安惠桥、四环路绕一周，散散步，吸吸新鲜空气，做些锻炼。上午读读书刊报纸，午休后，去一趟邮局取信件报刊……”
晓庆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身体差些。但借着拐杖，仍可以上下楼。她的妈妈原是中学校长，身子骨还硬朗，上下五六层楼梯，噔噔的，依旧极为麻利。
用餐之际，姜文突然冒了出来。
“哟，老傅来了。”他急忙与我打招呼，“多年不见。”
“可不是。”我说。
前几天，我与姜文通过一次电话，但上一次见面则是好几年以前了。那时，他和丛珊等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青年艺术剧院，我去看望他们。那会儿，他还是个又瘦又黑的不甚起眼的小伙子。不料，今天，他已是名望威赫海内外的健壮的中国男子汉了。
他们这个班，出了不少名演员，除姜文、丛珊外，还有吕丽萍、岳红和江澄等等。当时，我通过爱好文学的江澄的朋友关系认识了他们。后来，先后采写了成功后的丛珊和岳红，分别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从梦中来》（记丛珊）和《野山上的女子》（记岳红）等。
餐桌上，聊起了姜文他们班上同学的一些情况。
“丛珊刚从巴黎回来，现在住在蓟门饭店。她正在拍一部戏，她是主演。”姜文对我说，“前些日子，我去看她，还谈起了你。谈起她出国前你写她时的情况。她让我向你问好。”
“她还那么爱做梦吗？”我问，“她出国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也许。她好象说起过那时要请你为她圆梦似的？”
“不错。不然，那时写她怎么会用‘她从梦中来’的题目？”
姜文端起酒杯与我碰杯，十分随意爽快，毫无明星架子。
“你们谈吧。”晓庆起身说，“我今晚要去东北，得去准备准备。”
“怎么啦？”姜文幽默地说，“我一来，你就走？”
“哪能呀。”晓庆笑呵呵地说，“你给我收拾行李？”
“好说。坐下一起聊聊嘛。老傅来了，难得相聚一次。”
我被逗笑了。
“上厕所总可以吧？”晓庆也逗乐道。
“不行。坐下！”姜文故意命令道。
“瞧他多专横呀！”
“在银幕上，李莲英听慈禧使唤……今儿个，慈禧得让李莲英……”姜文继续逗趣地说。
这下，全餐桌上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到最近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的晓庆的，《我这八年》的扉页上，有你画她的一张漫画肖像。画得很不错。”我问姜文，“你练漫画多久了？常画吗？”
“学生时代就喜欢作画。全是画着玩的，漫不经心的。想起来就画一张，不刻意去追求什么。”
“你对王朔和他的作品，如何看？”
“我觉得我的心和他很相通。读他的作品有一种沉浸于其中的激动……人们对他的了解还太少。他是从痛苦中熬出来的。他的小说没有故作深沉，可都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
午餐后，我们继续天南海北地聊。
后来，我们的话题涉及到影坛现状。
“我觉得中国电影的路子还是太窄，标准太单一。就像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原著）所表现的那样，一夫多妻。中国电影的洋丈夫是国际的那个奖，国内的丈夫则是领导的认可。大伙儿都在一个丈夫面前争宠，结果把人弄得忒傻，忒扭曲。如果一女一丈夫，就会坦然轻松得多。不光是搞电影的，整个中国人也都如此，认可你的路子的人太少，活得挺不容易的。什么时候路子宽了，中国人可能也就没那么丑陋了。”姜文侃侃而谈，“今年3月23日到4月23日，我去了一趟美国。这是美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全世界杰出青年人才的邀请项目。美国建立这个项目已有几十年历史。我国的老舍、曹禺、吴贻弓等名流，都曾在这个项目之列被邀请过。我在美国走了许多地方，接触了各界人士。我发觉，在美国这个地方最容易使各种事物同生并茂。有具有忧患意识的阶层，也有文盲和社会渣滓。美国人这个民族的特点是，做事从不一窝蜂，而是各有各的喜好和口味，从不对不同的志趣说三道四。对我们一古脑儿地去‘卡拉OK’，甚至全民玩‘呼拉圈’，他们认为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电影的毛病致害之一，也宛如都来玩‘呼拉圈’一样，喜欢都来树样板，一起哄大捧某作品，非把它吹成样板不可，一窝蜂地跟着模仿，直至捧杀，‘瞎菜’了之……《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什么时候拿出来都是好东西。但后来，一些人把它们捧成那个样，有人就心里不舒服：‘至于吗？’就像毛泽东吧，挺伟大的一个人，但后来被神化了，人们便疑惑起来；‘他是神吗？’……”
“姜文的话的确击中了中国影坛和社会的弊端。”晓庆接过话题，“前几年，我就有那种话哽喉头的感觉，因此便到处寻找突破口，故大胆地以制片人及主演等头衔拍摄了《无情的情人》这部片子。不料在大陆被禁演了好几年，才开放……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还有不少，但没有说出来。今天姜文系统总结出来了……总之，要真正执行毛主席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切才能繁荣发展，天才才有土壤……不然，一切都会枯萎的……”
“这两年，你都在做些什么呀？我似乎没听到过你的什么信息。”我问姜文。
“拍过《大太监李莲英》后，我已有两年左右没有接过戏了。”姜文陷入了沉思，“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干别人意料之中的事。七年前，我拍《末代皇帝》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与潘虹配戏时，她以赏识的口吻对我说：‘你将来可以成为孙飞虎那样的演员，专演溥仪。’可我却从此下决心不再演溥仪。拍过《芙蓉镇》之后，许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角色蜂拥而来，要我扮演，我全都谢绝了。有一回，我见着上影导演赵焕章，恳切地建议道；‘你农村片拍得不错。咱俩是否合作一回？’他非常客气地笑了笑说：‘可以，可以。’可我品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你像农民吗？’等我把《红高梁》演轰动了后，大批没头没脑的粗鲁农民形象又都寻到我这儿来了，我厌倦了，发誓不再演这类人物。我的故乡是唐山，在北京长大，喜欢京味儿。所以在凌子风导演的《春桃》中我和晓庆合作，主演了刘向高这个人物……我喜欢出入意外……总之，我不想一再重复自己，而是爱凭自己的感觉和爱好，去做想做的与人不同的事。我准备改编和主演王朔的小说新作《我是你爸爸》（由张艺谋导演）。我还准备改编并自己执导王朔的另一部小说《动物凶猛》……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改行。这只不过想试试自己到底有多少才华。年轻人应该永远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潮流和生命力，这是不可忽视的。电影艺术家应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永远感受流动的生活……在美国访问期间，美国著名导演奥立佛，斯通发现我会讲英语，并赞同赏识我的许多对美国和中国问题、还有对毛泽东这个伟人的看法，因而邀请我在他即将导演的《毛泽东传》里饰演毛泽东。我欣然地对他说：‘我了解毛泽东的历史，理解他的内心。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人能演得过我……你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对毛泽东怀有的特殊感情。你的剧本里的一些描写，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另外，你如果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拍，出来的影片感觉上显然不对。因为毛泽东不可能出现在越南或者其他亚洲国家，他只能出现在中国。’我说的这些对中国电影的看法，绝对不是一个人的看法，是代表着一代电影艺术家的……当然，尽管我国现在好的影片不太多，但能与美国、英国、法国等海外好片媲美的也还有几部；至于优秀的电影艺术家，我国并不少……我们国内把美国的奥斯卡奖宣传得实在太过于神圣神秘了。它只不过是美国电影的一个奖。其实，美国人对它并不那么看重……”
“世界电影界中，我觉得最优秀的演员在英国。美国和苏联的也不错。我认为中国的一批优秀的电影演员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中国的电影演员最少可以拥有世界人口的1/4观众。因此，我感到作为中国的演员是幸福的……”刘晓庆接着发表了她的另一些看法，“这些年，中国电影界，已有了新的崛起，新的起色，出了一批好片子和优秀演员。他们大多是从学院里出来的，是‘学院派’。我呢？我是‘院外派’，我是自学成才的。现在，他们是‘在朝派’。”晓庆对着我风趣地用筷子指点一下姜文，笑了笑又说，“他就是‘在朝派’的代表人物。我是‘在野派’，是少数派，几乎在孤军作战了……”如今，影视界的一群耀眼的明星，如姜文、巩俐、吕丽萍等等，的确都是正统的科班出身，是从戏剧学院出来的。
“不过，我并不认输。我依然在努力，继续丰富提高自己，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晓庆补充道。
在与晓庆同时代的影坛上，各方面的成就达到峰极的，受到海内外一致推崇的，多才多艺的大影星，似乎也是极少极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