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埃尔说：“我们须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个。一种是毫无保留地叙述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提纯方法在内……”玛丽作了一下赞成的手势。
比埃尔继续说：“或者我们可以自居镭的所有者和‘发明者’，若是这样，那么在你发现你用什么方法提炼沥青铀矿之前，我们须先取得这种技术的专利执照，并且确定我们在世界各地制镭业的权利。”
玛丽想了几秒钟，然后说：“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物理学家总是把研究全部发表的。我们的发现不过偶然有商业上的前途，我们不能从中取利。再说，镭将在治疗疾病上有大用处……我觉得似乎不能借此求利。”比埃尔安心了：“我今天晚上就写信给美国工程师们，把他们所要的资料给他们。”
这短暂的五分种谈话之后，他们已经在贫苦和财富之间作了永久的选择。他们骑着心爱的自行车朝树林奔去，那晚，他们疲倦地归来，臂中抱满了田野上长的绿叶和花束。
1903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在“正式常会上”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授予柏克勒尔，一半授予居里夫妇，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种种发现。
化悲痛为力量
然而接踵而来的荣誉和宣传却成了他们的累赘和苦痛。他们渴望安静的生活，以便专心于他们的研究。居里夫妇已经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劳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的行为，而现在面对越来越多的荣誉，他们第一次显露出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比埃尔天性超脱，荣誉给他的冲击与他一向的原则是抵触的。同样，漠视荣誉也是玛丽的天性，在群众面前，她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羞怯，一种痛苦的烦乱。这对夫妇的灵魂和头脑都是同等性质的，他们团结一致，逃避尊荣，用玛丽的一句话——一句她常常当作箴言的话，一句比一部书更能表达她的性格、生活和使命的话来说，就是：“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
1905年7月，比埃尔·居里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长，与此同时，巴黎大学虽然授予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物理学教授职称，却没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实验室。然而居里夫妇依旧进行着他们的科学研究，直到1906年4月19日，一件残酷的事把他们彼此永远分开——比埃尔·居里在雨中被马车撞倒，6吨重的马车从身上轧过……
当玛丽欢喜地回到家时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惊呆了，在久久的一段可怕的沉默之后，她颤抖地说：“比埃尔死了吗？真的死了吗？”这几个字一传到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有一种孤寂和难言之隐笼罩她的心头，永远摆脱不掉。从此，她失去了她的伴侣，她的同事，成了一个永远孤独的人。
即便在此时，玛丽这个被称为“著名遗孀”的人也和往常一样，要避开舆论的“光荣”的进攻。她默默地提前举行了比埃尔的葬礼。
政府提议给居里夫人和孩子一笔国家抚恤金，她完全拒绝了：“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在沉寂了许久之后，第一次又响起了玛丽那惯有的勇气的微弱的回音。从前比埃尔说过的话重又在她脑海里浮现，确切地指出了她的途径：“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一个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躯体，他还应该照常工作。”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院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将比埃尔在巴黎大学的职位转给玛丽。这是法国第一次把高等教育的学衔授予一位妇女。她首次到巴黎大学授课的那天，听众挤满了梯形教室，纷纷猜测她会先讲什么。居里夫人出现了：“在默察近十年来物理学上的进步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电气和物质方面的思想进展表示惊异……”居里夫人正是由比埃尔·居里最后说的那一句话讲起，许多人的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流到了面颊。
从此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和照顾居里的父亲，并且要承担一个教授的职务，继续她和丈夫的研究，指导比埃尔以前的助手和学生，此外还要完成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这与她此后遇到的环境作比较，她以前的环境算是安逸的。居里夫人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居里夫人以顽强的毅力工作着，她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授“放射学”的教授。不久她也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了杰出的《放射学专论》，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学的知识，竟丰富到了要用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的程度。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像空气一样地传播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最后，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
然后，她回到波兰，去帮助波兰建立镭研究所。在祖国，她用流利的波兰语为成千上万人发表演说。在波兰的一次欢迎会上，玛丽看到一个非常年老、穿着朴素的妇女。玛丽对她大叫起来：“西科尔斯卡老师！”
她就是当年西科尔斯卡女校的校长。玛丽在她的学校里开始学习波兰文和最初的科学知识。她回忆起当时东躲西藏学波兰文的情形，不禁泪流满面。
老师说：“我很高兴你有今天这种成就，为波兰人争光。”老师流着眼泪，对玛丽这么说。
1914年7月，波兰建立了居里镭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