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并不熟悉这个市场，在她还能自己做饭的时候，小区的四周有各种小型菜市场。那里面的菜都经过店主精心打理，有着极好的卖相，而且她与店主也都相熟，他们清楚地知道母亲的偏好与习惯，尽管，母亲对于他们的友好与热情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独住的老人，尤其又是女性，总是多些被人算计的危险，所以，她偶尔故意多多采买，制造周末孩子们回家吃饭的假象。其实，那是母亲的同学或者朋友们的聚会，他们对于母亲的厨艺总是赞不绝口，母亲也很享受这些赞许，并乐于不定期地展示一番。此外，母亲心里还有一张这座城市的采买地图，新鲜且品质可靠的鸡、鸭、鱼、肉被标注在某个特定的位置，只在那些精于生活之道的主妇们之间秘密地交换，以确保不失家庭生活的水准。母亲现在可没有精力把这些传授给我，当然，她也清楚地知道，我于这座城市依然是一个暂住者。
2012年4月16日
严苛的雇主形象
经过上次的折腾，这两天母亲表现得极为配合，情绪平稳得让我有些不太适应。当然，不折腾我，不等于她不折腾了，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小月的身上。“她用纸太浪费了，我都是一张纸撕成两张用。”“她给我按摩，开始的三分钟还挺认真，然后看着看着电视就忘了给我按，有时候还睡着了。”“你得说说她，炒菜的时候怎么像是用锅铲敲锅，听得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小姑娘不过是个孩子，成天嘴里喊着“阿姨、奶奶”，有时就真的把自己当成这个家里的一员了。其实，她刚来的那天，母亲也是这么跟她说的：“你就把自己当成这个家里的人，你就是奶奶的孙女。”后来，小月跟母亲闲聊，说起她在上一个主顾家里，住地下室，另桌吃饭，生病请了两天假，再去就被辞退。她说：“奶奶对我这么好，我会努力做得更好。”决心不代表能力，只是一种愿望。而母亲因此觉得有些不平衡，同样的报酬，但工作量少了很多，这种不平衡便转变成对小月的挑剔与不满。不过，这个挑剔严苛的雇主形象得由我来扮演，我只能把小月找来，当着母亲的面指出她的不足，说明需要改进的地方。小月总是红着脸，两只手背在背后，频频地点头，然后私下里找我说：“阿姨，我会好好干活的，不惹奶奶生气，我不想离开你们家。”过不了几天，小姑娘又没心没肺地犯着同样的错误，但她的娇憨让那些偶尔的小失误也显得不那么让人讨厌。
因为不想麻烦别人，母亲都是自己注射胸腺肽，小月站在一边看了几次，以为注射前抽针水的工作很简单，又急于表现，结果下午的针水被她弄洒了一半，母亲因此生了气。小月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整个下午都不敢再进母亲的房间。其实，这种事别说小月，连我和甄叔叔都不能做得让母亲满意，被批评说“都太笨”，后来我们索性都不再帮她弄了。
甄叔叔来的时候，小月正在阳台上浇花，脸上还挂着没有干的眼泪。“出什么事了？”他事先设定了问题，“是不是做错事，阿姨批评你了？”小月回答：“是我自己没做好，奶奶批评了我。”小月的委屈化成眼泪又流了出来。“奶奶身体不舒服，所以她会有些急，我们都要理解她，对不对？”甄叔叔好像能理解我们所有人的处境，其实，他最了解最心痛的当然还是母亲。放下包，甄叔叔进了母亲的卧室，我猜得到，母亲又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又会再次表示理解和宽容。
吃过晚饭，甄叔叔到母亲床前说了些闲话，然后，母亲催促他离开。“你好好休息，我走了。”这是甄叔叔每次离开时的告别语，每周在固定的时间来，停留固定的时间长度，我猜，连聊天的内容大概也都大同小异。母亲照例盼着他来，照例要表示不满，看上去，一切都没有什么改变，也不会改变。
2012年4月17日
人生就是一次旅行
吗啡，加巴喷丁，盐酸羟考酮。现在，母亲每天都靠服用这三种药来抑制疼痛，这三种都属于麻醉类药物，也就是说，医生在开出这类药物时必须使用红色处方笺，而且剂量也有严格的规定。母亲服用吗啡的剂量通常不能超过二十毫克，否则会出现眩晕、呕吐症状。加巴喷丁的作用较弱，盐酸羟考酮最为有效，所以每天交替服用这三种药物，以减轻疼痛症状。今天这三种药都吃完了，如果再不补上，那母亲接下来就要以极大的毅力来忍受疼痛。
我换好衣服准备出门，母亲足足打量了我一分钟，她的目光总是让我浑身不自在，像是被一个陌生的人无端地盯着看。我上衣穿的是ZERO的粉色短袖T恤，不是很收身，但也不会显得臃肿，下身穿的是一条淡蓝色的直筒牛仔裤。前几天，出门时我挑了件墨绿色长袖雪纺衬衣，我以为母亲也会喜欢这种复古风格，结果她说色彩不够鲜亮，让病中的她感受不到我的活力，所以我今天特地挑选了一件粉红的T恤。然而，母亲让我从她衣服堆里挑了一件咖啡色的针织衫，坚持让我换上。我顺从地穿上了那件咖啡色的上衣，在母亲欣赏的目光中离开了家。
第一家医院四天前就承诺可以买到我需要的药，结果他们没有按时进到药。我给双阳去了电话，羟考酮是他们医院疼痛科主任建议服用的，我想也许他们医院会有。
刚下手术的双阳陪我站在医院人来车往的急诊室门口，一时找不到疼痛科主任，双阳利用熟人关系给我开了处方，我按规定买到了五片羟考酮，这是一个主任医师处方权的极限。双阳说：“一会儿还要赶飞机，不能陪你吃饭，也不能送你回去了。”在直射的阳光下，我穿着母亲的衣服，手里拿着红色处方笺，表情木然。我心里只想着，母亲又该抱怨了，她总是抱怨，对现行的医疗体制、对她的同行、对不能及时补充上的药品……我不希望她生活在怨怼中，我希望她每天都快乐，每天都能觉得被我、被我们重视。
我握着取到的五片药，坐在出租车上，太阳热辣辣地烤着，电台在播放许巍的《旅行》：“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他的歌总是在写旅行，人生就是一次旅行，有悲有喜，终有结束的那一天。
路上接到双阳的电话，他把分别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尽是无奈与歉意。我想说，能在这个世上相遇已经不容易，无奈与歉意给陌生人吧。但我不想说话，从穿上母亲的衣服开始，我就不想多说一句话，我觉得累，一种令我虚脱的累。
“路上小心。”我知道这不过是一句客套话。他乘飞机、会诊、连夜给病人做手术，然后再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这就是他的人生。就像我，离开又回来，陪着母亲度过最艰难也可能是最后的日子。我们都要自己去面对。但我还是说出来，希望他能听到，有人陪着的旅行能让路上的风景多一层温暖。
2012年4月18日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母亲坚持不让我和小月住进她的房间，原因是即便我们跟她躺在一起也不能减轻她的疼痛，而且她已经习惯十几年独自生活，不希望与别人的距离太亲近。我猜，她不愿意让小月陪她，但希望我能陪。我铁石心肠地沉默着，母亲也体贴地替我解释道：“你的睡眠也不好，跟我睡在一张床上，更加睡不好。”所以，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和小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母亲，没有例外。推开门，床头的台灯都已经亮了，母亲永远是同一个姿势躺在那儿，无助而又凄楚地看着我们。然后，小月拉开窗帘让清晨的光明替代台灯的幽暗光亮，或者是我去问母亲昨夜的情况。每天的开场白在不断地重复着，母亲用几乎不变的语调说她如何与疼痛斗争了一夜最终败下阵来，她又是如何盼着天亮。我心里清楚，药物止痛已经越来越没有效果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母亲让我触摸她的身体，左侧的手臂、腋下、乳房，现在连腹部都开始肿了。肿胀的皮肤光亮亮的，像是随时都会绷不住而炸裂开来。我任由母亲拉着我的手在她的皮肤上、身体上划动，像是一个正在临床实习的医学院学生，“你也该掌握一些病情的变化。”母亲殷切地看着我说。在所有住过的医院里，每天的例行查房，母亲都希望主治医生们能够在询问病程、看完检查报告之后，把手放在她的身体上，摸一摸那些明显呈现着的病理体征，而不是两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至多俯身看一眼连在她身上的那些仪器上的数据。现在，已经有太多的仪器可以清晰地呈现病灶，触摸已经被视为可笑的经验主义。但母亲坚持认为，主治医生们对病人身体的触摸至少表示医生的负责——其实并不是任何人都愿意被陌生人触碰自己的身体，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比如我，我不愿被别人触碰身体，哪怕是母亲，虽然她孕育了我，养育了我，这是我们应该亲近的理由。
对于母亲的触摸，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她抚摸我的身体时说：“为什么没有遗传到我的皮肤？”二十几岁前，我四肢的皮肤都表现出极为严重的毛囊角化症状，那些细小、凹凸不平、包含着无法突破出来的毛囊的皮肤，在我的整个少年和青春期打上了深刻的自卑的印记。天气再热，我都羞于把胳膊和腿露在外面，而母亲的抚摸和自责更加深了我的自卑。当我被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触摸时，我对他说：“我以为，因为我的皮肤，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人喜欢我。”他肯定地说：“我不在乎。”后来我们分手了，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这番话的情景和他当时的神情，他让我从毛囊角化的自卑中走了出来，从此我不再为这个问题感到烦恼。
我这次回来之前，母亲身体左侧的肿胀就已经出现，说实话，我无法准确地辨别这种变化。所以，我只是顺应着母亲的要求触摸她指定的位置，不知所云地点着头。然后，母亲问：“林木现在在哪儿？”我说：“北京，上班呢。”她接着说：“过几天想请黄阿姨来陪我。”这位母亲曾经的同窗，从母亲生病以来，一直坚持给她送汤送饭，即便我已经回到家，她还是隔三岔五地送过来，每次都要换好几次公交车。
“我已经过了七十岁，按传统来说，算是喜丧。”我明白她想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从来不对我直抒胸臆，不论是对我的赞赏、希望，还是要求，她总是极尽可能地转弯抹角，像是怕我承受不起。此刻，她再次表达了她不想离开的心愿。我承认，我也害怕，不管她是否已经年届古稀之年，让我去面对不知何时降临的死亡，我依然不知所措。
此时正是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刻，人们刚刚从一夜的睡梦中醒来，窗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赶着上班的职员、上学的学生、去菜市里抢购新鲜蔬菜的主妇，这些嘈杂的声音构成了我和母亲谈话的背景音。在我们沉默的时候，那些声音就越发地清晰刺耳，衬着房间里的冷清，母亲一定觉得自己晚景凄凉。
母亲不再说话，只是双眼半睁半闭地躺着，我欲起身离开，心里想着我该去打开电脑了，一会儿公司的同事就该上线，他们或许有事找我。
2012年4月19日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吃完晚饭，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坐下来陪母亲看电视剧，这是她现在唯一的消遣方式。
母亲依然是那个姿势——除了平卧，她不能有别的体位，侧卧、站立、坐立、行走，这些人类最平常的体态对她来说都已经不能完成了，任何的体位改变都会导致呼吸困难。
最近越来越频繁地想到父亲，那个原本已经变得有些模糊的形象突然清晰起来。可我能想起的父亲就是他瘦削的身体明显地向右边倾斜，因为化疗的缘故，右侧的胸膜大面积粘连致使右侧萎缩，还有就是，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但我记得，他总在笑，哈哈大笑，他的笑声能感染所有的人。很多人离开他的病房时，还来不及收回笑容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他该是以多么大的意志力去忍受身体的疼痛，而我却没有从他紧锁的眉宇间读到过抱怨。
很多年后，我在父亲留下的笔记本里读到这样一句话：“这样的年纪就要离开，的确有点太早了。”他原本打算利用卧病的空闲写写自己的故事：他和母亲的一见钟情，共同生活的十五年，他们的****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滋养了他这个异乡人。可是，刚写了个开头，越来越坏的身体没能允许他继续写下去。他原本对自己的身体是那么有信心，以为只要扛过最糟糕的那段时期就能康复，其实当他觉得不得不开始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2012年4月20日
投入剧情能忘掉各种不适
一切照常，母亲、我和小月各安其事。我负责买菜、做饭，小月负责家里的卫生和定时给母亲做按摩，这样，我便有固定的时间坐在电脑前工作，就像每天按时上下班一样。晚上，我们就一起陪母亲看电视连续剧，投入剧情能让她暂时忘掉身体的疼痛和各种不适。
母亲偶尔会想起一些事，然后交代几句，诸如家里的水电费序列号、银行存折的密码等。让我吃惊的是，长期服用的各种止痛、镇静类药物似乎都没有损伤到她的大脑。很多数字她刚说完，一转身我就忘了，还得再问一遍。
2012年4月21日
“放下”并不像字面意思那么容易
有空的时候继续读《西藏生死书》，似乎明白了一点，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放下，不能放下就将面临肉体或者精神上无穷无尽的痛苦。好多次，我想抱着书去床前念给母亲听，但每次都放弃了，我能想象母亲的反应。
“放下”并不像字面意思那么容易做到，我们都很难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