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
2009年以来，首都师范大学紧紧围绕“确保每名学生每年都能得到至少一次有针对性的深度辅导”的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了“科学指导、记录成长；注重实效、护航成才”的工作号召，推动实施了“坚持覆盖全体学生；坚持吸引更多的教师参与；坚持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坚持持续科学指导”的工作要求，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营造出了和谐的育人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工作特色。
一、依托基础优势，突出科学指导
我校大学生深度辅导工作有着扎实的工作基础和较强的工作优势。长期以来，新生和毕业生的一对一辅导是学校长期坚持的传统工作项目。例如，我校实施的大一新生入学辅导工程——新生适应项目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全校50%以上的院（系）参加了项目实践，效果十分明显。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我校一直在毕业生中大力开展一对一就业指导工作，很多基层院（系）的院长、书记都参与到了学生的就业辅导中，在就业指导方面真正形成了全员动员和参与的工作局面。大学生深度辅导工作启动后，我校抓住有利契机，继续强化院（系）教职员工的责任意识，夯实工作基础，及时把一对一的深度辅导工作扩展到每一位大学生，努力使全体学生都能感受到学校和教师的关心、关爱、帮助与服务，做到心中有数，覆盖到位，不留死角，并对重点对象进行多次的帮助和辅导。同时，我校特别强调深度辅导的科学指导，大力加强对全体辅导员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培训，广泛采用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的辅导方法，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帮助学生解决或缓解存在的问题，增强成才动力，明确发展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我校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和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个中心的教师们不仅积极开展对辅导员辅导方法、技巧的培训，而且深入到学生中开展深度辅导工作，他们的参与有力地保障了辅导效果，增强了工作实效性。
二、创新工作模式，多级承担参与
结合校情，我校的大学生深度辅导工作探索出了一条“学校把关、院（系）部署、专职设计、教师参与”的工作模式。学校层面主要是把好“三关”，即方案制订关、工作布置关和调研总结关。2009年4月，我校制定了《首都师范大学辅导员深度辅导工作意见》；5月，召开了大学生深度辅导工作布置会；9月，召开了深度辅导工作交流推介会；11月撰写了《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生深度辅导调研报告》。院（系）层面工作落实有力，重点突出。各院（系）部署安排工作做到了4个注重：注重专业学生特点、注重多方力量参与、注重重点难点、注重形成特色。在实践中，我校各院（系）都形成了不同特点。以深度辅导记录形式为例：有的院（系）辅导记录使用的是记录表格，有的是工作手册，还有的是数据档案等。专职层面强调实操性。专职辅导员自行细化和完善辅导细节，如形式、程序、要求、方法等，成为本次深度辅导工作的一大特点。教师层面广泛参与。学校、学院广泛引导和鼓励班主任、导师、行政干部开展深度辅导，不仅提出具体要求，而且为教师开展深度辅导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学校把关、院（系）部署、专职设计、教师参与”的工作模式避免了一刀切，给院（系）和教师开展深度辅导工作留下了自主空间，也为他们创建工作特色提供了制度安排。这种模式下，各单位边开展、边总结、边提高，工作明显具有针对性。
三、明确原则底线，鼓励创造发挥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是我校推进深度辅导工作的又一特色做法。学校一方面明确原则底线，用清晰的要求来保障工作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鼓励创造发挥，积极调动广大辅导员、班主任、导师的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在明确原则底线方面，坚持覆盖全体学生的总要求；肯定一对一面谈的基本形式；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尤其是提出了6个优先谈，即新生入学优先谈、学业预警优先谈、民族学生优先谈、经济困难优先谈、感情受挫优先谈、学生就业优先谈。在灵活性方面，学校充分尊重一线辅导员的工作自主权，对工作的形式和内容要求没有实行一刀切、一把抓，而是尽量给辅导员、班主任和导师以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尽量少提约束性的条条框框，一切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因而，教师的积极性很高，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特点。例如，在深度辅导中，有的教师注重结合自身专业，在辅导学生时使用了心理测量量表；有的教师运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有的教师从培养学生出发，针对学生特点采用英文对话辅导和记录；还有的教师开通了网上平台，利用博客、校内网等渠道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学生的肯定。
四、工作实效显著，师生受益满意
深度辅导工作推进以来，学生和学校都发生了不少变化。
一是及时发现和缓解了大学生心理问题。根据我校心理咨询中心提供的数据，2008年，我校登记咨询的大学生为每学期500余人，全面推行深度辅导工作后，2009年上半年登记咨询的大学生为302人。如此大幅度的下降，此前并未出现过，这与深度辅导全面落实不无关联。
二是保障国庆60周年任务的圆满完成。在2009年国庆60周年工作中，我校优先并重点落实了大学生深度辅导制度，制定了“6个优先谈”制度，即“压力过大优先谈，位置调整优先谈，身体有病优先谈，家庭困难优先谈，取得成绩优先谈，受到批评优先谈”。国庆参训期间，辅导员与参训学生深入沟通交流，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广大学生的参训热情和报效国家的志向。曾经被国庆指挥部领导和社会媒体赞誉的反映大学生参与国庆活动精神面貌的标志性口号，“祖国邀我过生日”、“七月留给自己，八月奉献祖国”正是大学生在深度辅导背景下的真实感言。
三是及时有效地解除了部分工作隐患。如果没有深度辅导工作的推动，有些工作的隐患可能无法及时察觉和解决。我校教科院一位接受深度辅导的大学生在接受辅导后，将自己准备偷偷退学的想法告诉了辅导员；文学院有一位研究生长期纠结于研究生复试被调剂而自怨自艾，正是辅导员感同身受的针对性辅导化解了学生心中的一个个郁结。辅导员自身的成长与收获同样明显。有的辅导员在辅导记录中写道：“深度辅导我虽然投入了很多，但是收获更多。”还有的辅导员写道：“我要成为学生爱戴的辅导员，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这样的例子很多，都如实地记录在辅导员的深度辅导记录中，成为一个个鲜活的育人故事，折射出高尚的师德，记载了青春成长的轨迹。
五、加强总结交流，推进科学研究
在深度辅导工作中，我校充分发挥辅导员工作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及时开展总结交流和学术研究，效果明显。
一是鼓励辅导员撰写深度辅导心得，不断加强和深化对深度辅导的认识和理解。有的辅导在心得中写道：“每次30分钟或几个小时的谈话，还有众多繁杂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但深度辅导让我意识到帮助人的成长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二是引导辅导员结合实践开展学术研究。我校向辅导员征集深度辅导的研究论文并推荐发表。这些论文有的侧重方法研究，有的倾向理论思考，还有的注重政策分析，是我校辅导员工作实践和思考的最新成果。
三是召开总结交流会推进工作。为了及时总结和推广深度辅导中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我校一方面鼓励各院（系）开展深度辅导座谈交流会，同时也适时召开校级层面的深度辅导工作坊，交流和推动工作。在交流中，大家互相分享，共同进步。例如，有的辅导员把辅导对象归纳划分为：状态良好型、平淡普通型、自卑有潜力型、逃避问题型等。有的辅导员把辅导中发现的问题分为：情感感情类、学业障碍类、人际交往类、经济压力类等。这些思考都进一步增强了辅导员工作的针对性。
六、厘清内在关系，思考长效发展
经过一年多的大学生深度辅导工作实践和思考，我校提出了“正确处理深度辅导六大关系”的问题，以期推动深度辅导的长效发展。
一是辅导员与大学生的关系。在深度辅导过程中，需要紧紧把握辅导员与受辅导的学生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充分借助辅导员和大学生这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两大主体的积极互动做文章，借助二者“教学相长”的客观实效，实现双方“和谐发展”的工作目标，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效性。最终应当通过深度辅导，使师生间的交流多了、信任多了、感动多了，师生关系更加和谐，校园氛围日益浓厚。同时，辅导员对学生的问题和学生本人的把握要更加客观、具体，工作也应更加具有针对性。
二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深度辅导的数量与质量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工作覆盖面与工作效果的问题。确保全员覆盖是深度辅导的一项基本量化要求，必须坚持。然而，坦率地讲，辅导员日常事务工作较多，确保完成一年一次一对一的学生深度辅导，是需要花费很多工夫的。要想确保工作的实效性，蜻蜓点水的做法，以及重点对象和问题一年一次的辅导量是明显不够的。妥善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辅导员更加努力的工作，更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努力探索研究行之有效的办法。
三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实践中，师生间新的沟通方式和渠道不断涌现，深度辅导的形式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现代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深度辅导形式将会不断更新和发展。然而不管怎样，一对一、面对面的谈心和交流，始终是不可完全替代的。在鼓励运用新技术、新条件的同时，基本的工作形式不应当抛弃，而应当将其有效地结合起来，发挥出更大的合力。
四是方法与效果的关系。做任何事情，方法和效果从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调研中，辅导员、班主任们对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引起笔者的兴趣。数理统计、座谈、访谈、问卷调查、质性研究，到底谁才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要靠坚持实践来检验。当然，具体用何种方法还受到辅导员本身个体素质因素的影响。
五是研究与维权的关系。研究与维权的关系实际上是学生权利、权益保障问题。深度辅导在何种程度上是属于工作研究需要的范畴，又在何种程度可能侵犯学生隐私，甚至有可能与法律“亲密接触”。深度辅导中，我们所做的记录学生有无知情权，学生有无不接受辅导的权利，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一方面需要辅导员既要严格遵守深度辅导保密的要求，也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必要的法律知识培训有助于保障深度辅导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是标准化与灵活性的关系。随着工作的推动，深度辅导的标准化与灵活性问题将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议。从深度辅导的内容、程序、形式、方法、记录、检查等方面都存在着统一标准和灵活应对的争议，在工作的不同层面，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十分重要。笔者认为，把决定权留给实施工作的院（系）和辅导员及教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