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那些事
事变前传
多年后张学良忆起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以玩笑的口吻说：“我真怒了，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冲我发脾气），我要教训教训你。”
1936年，近现代中国又一关键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处局势非常微妙，史书上很少提及，这里引用一段《徐向前回忆录》里的表述：
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数万红军，在敌人的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
当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但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一直如影随形跟着他们。随后，红军先后取得了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与国民党军队的“默契”也是与日俱增。不过，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红军的处境一直堪忧，面临着再次转移的被动局面。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调集十几万中央精锐部队，并亲自赶赴西安“指挥最后的战斗”，企图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为了实现与中共的停战，达成联共抗日的目的，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行面谏、笔谏甚至哭谏。
张学良再一次苦劝蒋介石时，遭到蒋的严加痛斥。他拍案而起，说道：“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12月12日夜，抗日心切的张学良于一时激愤之下，决然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多年后张学良忆起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以玩笑的口吻说：“我真怒了，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冲我发脾气），我要教训教训你。”
后来有人曾这样评价：“西安事变”是由蒋介石的火暴脾气和张学良的率性单纯造成的。当然，是否如此也值得探讨。
一时间，“西安事变”震动了全国人民，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没有蒋介石的中国，一定会重新陷入分裂和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自然成为当时的人心所向。
12月13日，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正准备上课，只见闻一多怒气冲冲地走上讲台，却没有带授课讲义，而是隔空向张杨二人严词声讨：
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被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
“西安事变”爆发后，许多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朱自清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当时，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不仅仅有文化人士，广大国民也同样担心事态恶化。2011年，著名国学家叶曼女士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西安事变”后老百姓的普遍心态，都是害怕回到军阀割据的状态。叶曼还记得，她母亲那一段时间每天都会烧香拜佛，乞求上苍。
胆小的原因
蒋介石在被扣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仪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介石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翻阅他的随身日记，无意间发现蒋早已下定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此外，张还发现了蒋的长期计划：德国为发动战争，急需我国的钨矿资源，作为交换，德国将会帮中国装备80个德械师。到了那个时候，蒋介石会立刻发兵收复东三省——张学良的老家。
张学良看后一时惊讶无语， 并为之前扣押蒋介石的举动专门前去负荆请罪，后来还主动提出护送蒋回南京。蒋介石劝他留守西安，但张学良仍一再坚持要送。
据蒋介石和张学良共同的朋友美国人端纳回忆：
蒋介石在被扣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仪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介石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
12月25日，蒋介石在失去人身自由十多天之后，平安返回南京。
因为在对日问题上的一再妥协，蒋介石常被主战派骂成胆小鬼。不过在国民政府高层看来，蒋的胆量、见识、勇猛、善战无可置疑，当时甚至有舆论这样“拍马屁”：“蒋介石真的是胆小吗？当年他参加东征时，身上挂满手榴弹，每役都在前线指挥，甚至带头冲锋。”如此骁勇好战的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愿对日宣战呢？
从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日记来看，他之所以忍受骂名、消极抗日，是出于对当时国家现实情况的考虑。他深知如果仓促应战，很可能很快会国破家亡。抵抗，还是媾和，蒋介石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备受煎熬，而内心的痛苦，只有在日记中才有表露。
1933年6月3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客观地说，这份协议确实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推迟了4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备战时间。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都极为赞许蒋介石忍辱负重、争取备战时间的做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国民党元老张钫申明心迹：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由此可见，蒋介石迟迟不愿对日作战，除了考虑到中国综合实力不济的原因，同时也并不掩饰自己消灭共产党、成就国民党独裁专政的私心。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的主战派曾以“西安事变”中传出的蒋介石日记为依据力压主和派，最终日本大本营决定增援上海，扩大侵华战争。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系列挽救中国于日寇铁蹄之下的计划，包括修订陆军法典、制定武器标准、建立兵工厂、扩充空军部队、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修建公路铁路，等等。他还希望派人到世界各国去争取外交支持，同时用6年时间训练60个师，这样就可以跟日本抗衡了。
“西安事变”之前的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迅速的“黄金十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他的理由是：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是孤军奋战，基本上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和认可，牺牲巨大。如果推迟两年抗战的话，彼此实力差距不会有那么大，中国很有可能迅速战胜日本，最起码不会陷入苦战八年几乎亡国的地步。
事实上，后来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已经证明了许倬云的观点。当时中国各个方面都准备不足，短短两年就沦陷了大半个中国。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获得了国际支持，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还要更加惨重。
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都认可提前抗日对日本人有利的说法。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事变后，蒋介石暂时放下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建立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没有如果，无论抗战时机是否成熟，最终胜利都属于中国，民族灭亡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庐山会议背后的故事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蒋介石已经做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关于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要从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说起。当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率军北伐，一路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了山东济南。
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根据“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派出第6师团5 000余人登陆青岛，侵占济南，企图威慑北上的国民革命军，阻挠北伐统一大业。
1928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济南。
5月3日上午，日方借口中国士兵抢劫日本侨民并殴打日本巡察，主动挑起事端。
日军无视国际公法，擅自软禁中国外交部长黄郛，遭到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严厉痛斥后，竟将蔡公时挖眼、割鼻后残杀。之后，又屠杀了所有外交署员工，制造了“济南惨案”。
中国军队依约撤出济南后，遭到日军的伏击。城内百姓财物被抢劫者，房屋被焚毁者，女性遭强奸者，更是不计其数。此外，丧心病狂的日军还大肆屠杀无辜百姓以及留在医院治疗的国民革命军伤员。事后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军民共有6 123人惨死，1 700余人受伤。日军在济南毫无人性的兽行，令人发指！
蒋介石深感愤怒和屈辱，在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重读这一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从1928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坚定了抗日雪耻的决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要求抗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
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为向政府施压、要求对日宣战，发动4 000多名学生集体罢课游行。群情激愤之下，游行队伍还将出来与他们对话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伤。
进入12月，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全国各地赶赴南京，向政府请愿的人数一度达到7万之多。为安抚学生情绪，蒋介石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并发表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讲话：
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再也无法忍受被日本凌侮的耻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呼声直冲蒋介石在庐山的办公地牯岭。事变次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人以红军代表名义致电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面对各界群众的呼声，蒋介石再三思考是否对日作战，依然举棋不定，因为他的抉择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
20多年前，当时中国的掌权者袁世凯也曾遭遇到同样的考验。他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时，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对日作战。他问段祺瑞：如果对日作战，我们能坚持多久？段不假思索地回答：三个月。袁又问：三个月之后呢？段答道：听从总统安排。于是，袁世凯放弃了对日作战的念头。
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几乎每天都与各方面人士探讨对日作战的可行性及前景，问题与“中国能坚持多久”类似。不同的是，袁世凯可以选择在谈判中与日方玩文字游戏，但留给蒋介石的时间却不多了，他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即将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
此时，国民政府没有其他退路。东北三省已经尽失，如果再不奋起抵抗，平津就会重蹈东北的覆辙，接着就可能是首都南京。到时沦丧的就不仅仅是国土了，还有民心。
当时政府与民间也有一些反对开战的呼声，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认为，至少需要备战6个月才能与日本开战。北大校长蒋梦麟同样反对开战，他主张“忍痛求和”。学者界代表人物胡适和陶希圣联名向蒋介石上书，认为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开战，中国艰难得来的统一局面和十年来的发展成果均将灰飞烟灭，再也无法恢复。胡、陶二人甚至向蒋介石建议，通过承认“满洲国”的主权地位，换取中日间的相安无事以及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厉兵秣马，准备战事。
听到这一言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忍不住在国民政府高层的一次会议上大骂胡适，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长的居正也表示应该把惑乱民心的胡适关进监狱。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蒋介石并没有对胡适加以惩罚，后来反而派他担任驻美大使一职，让他去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而这位著名的“主和派”做起事来也毫不含糊，为中国的抗日事业赢得了许多国际方面的支持。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各方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认为做出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多次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并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防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对日作战这一重大决策。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何应钦提交了军事备战报告，计划第一步先动员100万兵力投入到抗日前线：冀、鲁、豫三省筹备约60万人，热、察、绥三省筹备约15万人，闽粤两省约15万人，江浙两省约10万人。
在这一报告中，何应钦充分考虑到抗战面临的各种困难，如国家财政预算不足，枪械弹药储备有限（可供6个月），防御工事尚未完成，空军、装甲兵数量太少等。此时，国民政府还没有将上海地区视为中日决战的前沿阵地。
庐山会议·庐山抗战宣言
1937年7月19日，《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一份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从此，全面抗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1937年7月15日上午，在位于庐山东谷的仙岩饭店，全国各界知名人士汇聚一堂，畅谈国事。胡适像以往一样先声夺人，但此次他一改往日消极抗日的观点，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
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未开口，就已经泪湿眼眶，一番铿锵有力之语令满座动容：“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多愁善感的梁实秋喜欢掉书袋，他提到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