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普遍采取“典型试验，重点突破，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稳步开展”的工作方针。每一批的土改工作，大体都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即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这个过程，也就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过程，是推翻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制度的过程。由于各地区坚决执行党中央所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认真地贯彻有领导地发动群众的方针，做到了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建立城市和农村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地主阶级，团结了广大群众，使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土地改革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全国土地改革的胜利，使我国，特别是农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占全国农业人口的60—77%，连同老解放区，全国约4亿农民获得了约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大批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达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苛重地租；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广大农村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增产竞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且从各方面有效地支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据统计，1952年，粮食产量为1.6392亿吨，比1949年增加4974万吨，年产量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棉花产量，1952年为130.4万吨，比1949年增加8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一半以上。土地改革的胜利，广大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成为农村人民政权的支柱，巩固了工农联盟。同时，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总之，土地改革的完成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必要的条件。
(三)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
新中国成立时，整个国民经济破烂不堪，几乎陷于瘫痪的局面。最突出的困难是物价持续波动，通货膨胀异常严重。从1949年5月到1950年5月，连续发生4次大幅度的物价波动。第一次从1949年5月至6月上旬，以京沪为中心的“银币大战”；第二次从1949年7月至11月间，以沪津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波及全国，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物价上涨风，整个物价，每天要上涨10—30%；第三次在1950年春节前后的“粮棉大战”；第四次1950年5月继续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
造成全国物价持续大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历史因素继续发生作用。1950年4月刘少奇曾说：“由于过去十二年来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影响所造成的某些经济事业的虚假的表面的繁荣状态，遇到了今天物价趋向稳定的局面，也发生了暂时的货物滞销、生产缩减的困难。”“中国的金融物价也是十二年来没有稳定过的，人民必须在通货膨胀的损失中付出巨额的资金。”二是财政上入不敷出，人民币发行过量。新中国成立前后，面临巨额的军费支出和数百万公职人员生活以及失业救济；面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所需的投资，而我们所拥有的物资、黄金储备量极为单薄，在这种情况下，过量发行人民币，势必造成物价波动。三是大批私人投机资本的存在和捣乱，这也是导致物价持续波动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们并没有被这样严峻的局势所吓倒。毛泽东在1949年12月2日坚定地指出：“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经济事业在三、五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完全恢复。”
稳定物价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为稳定物价、打击投机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首先，加强金银外币的管理。一方面，我们公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宣布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另一方面，我们取缔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查封金银外币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取缔专门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并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恶分子逮捕法办。此外，还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经过实行这些措施，基本上制止了金银外币投机活动，私营银行、钱庄业务也基本上纳入国家银行的控制之下。
其次，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管理。我们公布工商业登记办法，普遍进行登记，未经核准的不准开业；严格市场管理，建立交易所，主要的物资集中交易。加强管理采购，把大量物资的采购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运用行政力量管理市场价格，保护国营牌价不受私营经济的破坏，成为市场的领导价格；对没有牌价的商品则采取议价、核价制度；对少数破坏、捣乱市场的投机分子，依法制裁，取缔投机活动，保护正当的私营工商业。
再次，运用经济力量稳定物价和打击投机资本。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调剂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有组织地进行集中抛售，给投机资本以歼灭性的打击。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在全国加强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迅速聚集了大批物资，主要是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和食盐等，经过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物价上涨时即大量抛售。如1949年12月25日，在沈阳、天津、上海、西安等地，同时大量抛售调集的物资，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样，持续50多天的物价上涨风，到11月26日开始回落下来，而我们则获得了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主动权。虽然，1950年春初，物价再次出现波动，但自3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已经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以同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算，12月下降为85，翌年12月为96.4，到1952年12月为92.6。历史的事实表明，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第一个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迅速消除，上海等地市场上的金融投机活动基本肃清，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的主要困难已被克服。我们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稳住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原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事后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他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天津商人解放以来在物价风潮上经过了三波三稳，经验多，不敢过分冒险，能适可而止，结果无大损失。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是同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相结合进行的。只有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才能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平衡财政收支，首先要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工作。
在财政经济管理问题上，从抗日战争开始至1949年的12年间，根据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党曾采取在政策上统一领导、在业务上分散经营，这是必要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随着全国大陆的解放，全国在地域、交通和物资交流与货币等方面已经陆续统一了，而就财经工作的全局来说，基本上仍是分散经营的，因为财政的收入并未规定统一管理的办法，只统一支出，未统一收入。这种情况在刚刚建国的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继续停留下去。否则，势必继续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引起金融物价的波动，给资产阶级的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影响人民的生活，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所以，“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
党中央和人民政府适时地采取一系列重大的步骤，解决统一财政经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为实现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努力。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49年12月2日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研究财政问题。会上，陈云作了《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指出政府的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大不相符。为了弥补赤字，暂时不能不依靠发行钞票。1950年政府的财政情况“一定比今年好得多，但赤字仍旧很大。”由于人民遭受了10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即从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现在，全国人民希望政府即使在困难中，也要设法使金融物价比较地稳定一些。“考虑到人民的这种希望，在政府的财政措施上，不能单一依靠增发通货，应该在别的方面寻找出路。”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次公债。这种公债的购买与付还，都以折实计算。5年之内，保证承购人分期得到可靠的本息。”“这种公债的作用，在于弥补一部分财政赤字。”在全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民购买公债的负担，比起因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是比较小的。“所以从全体人民的利益说来，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我们需要经过一过一个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难过程，政府财部的，必然成为人民的困难和负担，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有报偿的负担。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将必然一年胜过一年。薄一波在会上作了《一九五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说明，其基本精神是保证力争胜利，逐步恢复生产；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兼顾，取之合理，用之得当。它的实施，对于稳定物价安定民生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确地提出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基本统一管理的方针和原则。在1949年12月，关内币制已经统一，全国汇兑、交通运输已经畅通，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已经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了。虽然在工作上有许多困难，但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为害之烈将更大。12月28日，由陈云起草并以他和薄一波名义复华东财委，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的电报明确地提出：“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的方针。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陈云指出：“我们认为，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因此，应该克服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物价混乱等大困难。”在统一的方针下，管理上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保证中央能够确实掌握公粮和税收的收入。
为了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这是在建国以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等重大经济问题，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会前，陈云、薄一波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粮、税由中央统收（地方税划归地方一部分），首先保证野战军的供给。要建立国库，人民银行为建库的主要负责机关。保证税款入库，势在必行。报告指出“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这两条。”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别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有人主张以“温和的”物价上涨刺激生产是不妥当的，物价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是后退的办法。少发钞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报告还强调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力量不大不能应付游资冲击。因为游资突击的重点，是沪京津三地，其突击的物种是粮、布。这些问题都是全国财政会议讨论的主题。这次会议确定1950年财经工作总的方针，要集中一切财力物力，统一使用于最必要的地方，以便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陈云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根据上述的指导思想，会议决定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方面要做到：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公粮，统一全国税收，统一全国编制与供给标准，统一全国贸易，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要努力实现财经平衡，要求做到收支平衡和物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