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应计的绝对值，在成熟期最低，在增长期具有更大的正值，在衰退期具有更大的负值。与成熟期的企业相比，引入期和增长期与成熟期之间的异常应计有显着差异，淘汰期和衰退期与成熟期之间的异常应计有显着差异。这个结果表明异常应计的数量和符号随企业生命周期产生规律性的变化规律，而这变化的符号，在成熟期的前半段和后半段正好是相反的。
上述结果表明应计和异常应计包含了企业增长与（或）衰退的预期，验证了应计和异常应计是企业所处经营阶段的函数（Bushman，Smith and Zhang，2005；Zhang，2007）。
由于采用上市公司总体样本，在统计意义上与盈余管理没有联系。所有公司的异常应计呈现规律性变化，直观上不应是盈余管理的结果。因此上述结果证实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处于增长阶段的公司，具有更多正的应计；相应地，现有的泛应用的应计模型会定更多的正的异常应计。相反，处于淘汰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处于衰退阶段的公司，具有更多负的应计；相应地，现有的泛应用的应计模型会定更多负的异常应计。
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会计对于不同基本面的企业，其适用的会计则和标本身具有差异，从损益表（配比观）的角度，会计则会导致正的应计，从负债表（市观）的角度，会计则会导致负的应计（Dechow and Ge，2006）。应计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前半部分，主要起平滑盈余的功能，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后半部分，应计并没有起到平滑盈余的功能，而是及时认损失，增加了盈余的波动，这两完全不同的作用，造成应计的正常波动，这在以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这体现了应计会计在本质上反映了企业基本面的状况，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3.5.3、竞争性解释及其讨论
尽管本章采用总体样本，采用5个阶段的分期，样本量相对也是比较大的，在统计意义上与盈余管理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上述结果可能存在着竞争性的解释，即在企业生命周期中，上述应计的变化可能是由于经理人的报告动机也随着企业生命周期而发生改变所造成的。
现有文献认为，管理者在公司出现特定的重大事件，如上市、配股时，有强烈的动机操纵盈余。Teoh，Welch and Wong（1998）发现，在上市当年，公司通常有高的应计，随后将出现差的股票收益。他们认为，由于上市过程中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特别容易出现盈余管理。Teoh，Wong and Rao（1998）发现上市公司在发行年都有正的异常应计，因此，在这些事件出现时，管理者有动机采用正的异常应计增加上市时公司的盈余。由于处于增长期的公司也有强烈的外部融资倾向，在这解释下，可以认为新上市的公司和增长公司都会高报未来的盈余以获取外部长期的优惠条件的融资，因此，增长期的公司比成熟期的公司更有动机报告更多的正的异常应计。这解释与企业生命周期解释的预计是一致的。
但是，在IPO等特定事件中，公司是否会操纵应计来获取外部融资，最近的研究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Ball and Shivaku-mar（2008）发现，IPO公司的会计特征并不是操纵的结果，而是公司自身决定寻求外部融资决策的内生结果，其会计特征反映了在上市时间的前后，公司的增长特征。他们的发现与以前的结果相反，公司在上市之前会提高会计报告质量，以满足投资者对于高质量会计信息以及对于上市公司监管的需求，以前的研究，特别是在重大事件时的盈余管理研究是有偏的。一般认为在出现重大事件，如上市、配股、兼并收购、管理层收购等，会出现严重的盈余管理，因为经理人有非常强的动机改变报告业绩。但很少研究注意到，在这情况下，做高盈余，通常的诉讼风险和管制风险也是很高的；同时，市场的监管者，如分析师、承销商、审计师、董事会、媒体和监管者，对此的检查和监督也是比较严的。随着时间演进，盈余管理结果的逆转会导致诉讼风险和管制风险的强化，即差的会计报告质量会导致资本成本增加或损害声誉。即上市公司对于高质量的会计报告有强烈的需求，市场机制也会实施这需求。
现有文献认为，当用债务契约的违约来度量企业面临的财务困境时，这些企业的管理者有很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Sweeney（1994）发现面临违约的企业的管理者倾向于采用增加盈余的会计选择。Defond and Jiambalvo（1994）发现，在违约的前一年，经理人会报告显着多的正的异常应计。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由于企业业绩不佳，都面临关闭部分生产装置的情况，因此，这些企业的经理人，都有动机报告好的经营绩效，以避免关闭生产装置和遣散员工。在这竞争性的解释下，预计衰退期的公司比成熟期的公司有动机记录更多的正的异常应计。这与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的预计是相反的。在文献中，“洗大澡”的盈余管理动机一般是与管理层的更换相联系，这情况一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处于衰退期和淘汰期的公司，同时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业绩并不是唯一和重要的决定经理人更换的因素。
在学术研究中一般认为，仅当经理人的动机和证相一致时，才构成盈余管理（Healy and Wahlen，1999）。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很难认为所有的经理人都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动机，即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前半段，向上操纵应计，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向下操纵应计的这规律性变化。由于中国的制度特征，在中国的盈余管理中，一个显着的特征是通过关联方交易（Chen and Yuan，2004），关联方交易既变动了营业现金流，也改变了应计，即这类盈余管理并不仅仅改变应计的数量，因此，传统的应计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这类盈余管理的度量。另外，总体而言，在本章的样本中，首次发行上市、配股、增发和出现亏损的公司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而且是分布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因此，盈余管理的文献并不能完全解释应计在企业生命周期的规律性变化，对于处于衰退期公司的预计与实证结果是相反的，对于特定事件出现的盈余管理，现有文献的结果是不完全一致的。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很难假定所有的经理人都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盈余管理动机。盈余是比营业现金流本身更好的业绩度量变量，应计应反映相应的经济事项。本章的结果表明，应计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存在规律性变化，在理论上，企业生命周期是独立于估计的变量，同时也体现了企业动态的会计选择结果，上述结果不是由盈余管理所造成的。
3.6、小结
会计研究最终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会计选择是在什么条件下，如何进行的，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会计选择动机的不可观测性，应计的相关研究正是对此做出的努力。现有研究忽略了企业战略决策以及会计则对于应计行为的重要影响，忽略了应计中包含的增长和（或）衰退等因素对于应计和异常应计的影响，Ball and Shivakumar（2008）发现在公司经历重大事件和交易时，其公司的会计特征并不是操纵的结果，而是公司自身决定寻求外部融资决策的内生结果，常用的应计模型估计的异常应计由于完全忽略了应计的两不同的作用，因而是不可靠的。本章的结果表明，经营决策的变化和经营的结果直接决定了应计的演进，企业生命周期是企业战略、竞争环境和企业经营的综合结果，对于应计的决定具有重要作用。应计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企业基本面的变化，会计则的适用都会造成应计的正常波动，这些都不是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对于应计变化的来源，在以前的实证研究中没有被充分认识。企业生命周期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解释财务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从动态的视角认识应计的变化规律，从而加深对于会计选择和应计会计本质的认识。因此，本章的结果补充和拓展了现有研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