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缘起及研究问题
应计（Accrual）是财务会计的核心，企业的现金流经应计调整后形成会计报告的盈余，从企业整个生命周期来看，总的现金流和盈余是相等的，但是由于会计分期，营业现金流通过调整形成盈余，这些调整正是通过资产负债表中的应计来实现的。应计使得会计盈余在估、契约和绩效度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应计的作用是正理解盈余经济功能的核心（Ball and Shivakumar，2006）。
现有的会计文献长期从计量的观点（Measurement Perspec-tive）研究应计的短期平滑作用（短期逆转性），即应计降低了营业现金流中的噪音，使盈余成为更好的业绩度量指标和契约工具（Dechow，1994）。尽管根定义，应计中包含了企业的投资信息，它们会随着企业增长的因素而变化。但是现有的会计研究忽略了应计的长期平滑作用，即应计在企业的生命周期内总和为零，应计在企业的增长期会比成熟期和衰退期认高于现金流的盈余，而在衰退期相反，长期而言，起到了平滑盈余的作用（Zhang，2007）。
在会计文献中，Sloan（1996）最早发现，盈余中应计的持续性总是低于营业现金流，市场总是高估盈余中的应计项目，从而引发了应计异象（Accrual Anomaly）的系列研究，促使人们探索应计的规律和本质。会计文献对于应计的持续性低于营业现金流持续性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大类（Hribar，2002），一类解释认为经理人机会主义操纵应计，从而增加或降低盈余，造成了应计的持续性降低。相关的研究，如Sloan，1996；Xie，2001；Richardson et a1，2006等。另一类解释认为，应计的变化提供了企业未来绩效的重要信号，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正常反映，而不是经理人有意操纵的结果。相关的研究，如Fairfield，Whisenant and Yohn，2003a；Fairfield，Whisenant and Yohn，2003b；Desai，Rajgopal and Venkatachalam，2004等。
最近的研究，Zhang（2007）首次在解释应计异象时，将投资与增长因素从应计的持续性中分离出来，他采用了四个描述增长的变量：雇员人数、资本支出、外部融资和销售增长。由于雇员人数是非会计变量，不会受到估计和度量误差的影响，因此，反映的是增长因素。他从投资的视角发现，应计异象是由于应计中包含基本面的投资和增长信息所致。固定资产投资，营运资本的变化，上市、配股等是投资的一形式，是企业增长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结果也意味着，如果没有控制企业的基本面因素，应计模型（如Jones（1991）模型和Dechow and Dichev（2002）模型）度量的异常应计可能反映的是企业的增长因素而不是盈余管理因素所造成的。
Francis et a1，（2004）认为盈余属性是由其内在因素如企业商业模型和经营环境，以及经理人的报告和实施会计则的动机联合决定的。由于盈余属性由企业的内在因素决定，Dechowand Ge（2006）认为应计的数量和符号反映了企业增长的预期，是企业基本面（Fundamentals）状况的具体反映，对于不同基本面的企业，其适用的会计则和标本身具有差异，从损益表（配比观）的角度，会计则会导致正的应计，从负债表（市观）的角度，会计则会导致负的应计。即会计则会影响应计的持续性，高应计是会计配比原则的结果，配比原则强化了盈余的持续性。而低应计是公允市原则的结果，其降低了盈余的持续性。因此，会计则的适用也反映了应计的长期平滑作用，以及应计中包含的增长信息，可以解释应计的持续性变化不是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行为，体现了应计会计本质上反映了企业基本面状况，会计的基本目标就是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Fairfield（2006）认为会计则的配比观和市观对于会计及盈余的影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对于应计的目的以及盈余的目标是什么，在会计思想和实践中泛存在的两不兼容观点。会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观点认为会计以市值或公允值的某表现度量资产和负债，损益表反映的是这些资产和负债值的改变（市观），在这观点下，盈余是财富的增加或控制的经济资源的增加；会计的收入认原则要求收入是可实现的，配比原则要求成本递延认直到相关的收入被认（配比观），在这观点下，盈余是企业和经理人绩效的度量和表示。在这情况下，应计反映了配比原则的应用或对于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的值进行的调整，会计则中盈余的度量反映了会计思想和实践中泛存在的两不兼容观点的混合（Dechow and Schrand.2004）。因此，从会计则的角度，也反映了会计度量随着企业基本面的变化（增长与衰退）而发生变化。
由于应计既可以视作盈余管理的工具，也可以看作企业增长的度量，这两解释很难截然区分。应计的变化又同时受到增长和效率的影响（Richardson et al，2006）。因此，有必要引入独立于操纵（估计）、增长、效率等这些因素的变量，在现有的文献中，企业生命周期的变量和分析框架正好满足这些要求。
企业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实体，而演进的路径和速度决定于内部因素（如公司战略、财务资源、经理人的能力等）和外部因素（竞争环境、宏观经济因素等）。这些因素导致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尤其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在不同的阶段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企业生命周期是经营战略和经营决策的结果，综合反映了企业的内在因素（Dickinson，2007）。
在会计研究中，生命周期解释了不同企业盈余和现金流值相关性的变化规律（Anthony and Ramesh，1992；Black，1998）。由于应计是盈余和营业现金流之间的差异，这些研究结果也意味着应计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值相关性具有规律性变化，即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财务和会计特征。
Liu（2007）发现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应计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而产生规律性变化。企业的会计政策、生命周期与企业战略之间具有相互影响，企业生命周期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解释财务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从多期、动态的视角认识应计的变化规律，从而加深对于会计选择和应计会计本质的认识。
因此，在现有的会计文献中，特别是基于中国公司的相关研究，乎没有研究涉及企业的基本面对于应计变化规律的影响，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研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乎是空白。为填补这一空隙，本书的研究问题一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财务和会计特征是否呈现规律性变化，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应计是否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产生规律性的变化，异常应计是否也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在现有的应计模型中如何反映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
本书力图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回答和解释应计的这些变化规律，从而富和发展应计的相关研究。
会计稳健性是会计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惯例，也是一重要的盈余属性（Earnings Attribute），它通过应计来实现，包括条件稳健性（Conditional Conservatism）和无条件稳健性（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存在交互作用，这两不同的稳健性在以前的文献中并没有严格区分（Beaver and Ryan，2005）。会计稳健性反映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是一项重要的盈余质量特征（Ball and Shivakumar，2005）。现有研究认为，会计稳健性来源于契约需求，受到制度因素、经理人动机的显着影响，在国别之间，特别是普通法和大陆法国家之间具有显着差异（Ball，Kothari and Robin，2000）。现有研究也认为，宏观经济的周期会影响经理人的报告动机，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应考虑这些因素（Khurana et a1，2006；Ryan，2006），Khurana et a1.（2006）发现会计稳健性随着宏观经济周期的状况而改变。其结果意味着，企业所处的经济状态会影响企业的会计报告行为。
企业的基本面关注的重点是企业之间的差异，而宏观经济周期会反映到企业的基本面中，其对不同企业的影响的是相同或相似的。
在中国会计稳健性的相关研究中，由于中国会计的改革和监管环境的改善，总体上，上市公司在1998年以后的会计稳健性有很大提高，特别是2001年以后更为明显（李增泉，卢文彬，2003；赵春光，2004a；陈旭东，黄登仕，2006）。但是在这类研究的设计中，都没有控制企业基本面的差异，由于企业的正常应计和异常应计在不同的企业生命期具有显着的差异（Liu，2007），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存在交互作用，没有控制这些因素的会计稳健性研究是存在瑕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