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军人民一齐动手，开垦荒地，从事多种经营，试种棉花。为了提高生产效率，30％的劳力参加了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唐将班子、请牛会、伙种队等劳动互助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38年，建起木炭厂、油坊厂、马勺厂、打猎厂、瓦盆厂、织布厂等工厂。大部分农民实现了“耕三余一”，有些达到了“耕二余一”、“耕一余一”，实现了丰衣足食。全县从1938年至1942年共开荒地14万亩；1941年在10天内由元城给环县、合水运粮500石（约12．5万公斤），驮送公盐4800驮。曾在7天内完成征粮1000石（约25万公斤）任务，被评为征粮模范县，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
党政机关积极开垦荒地、养猪烧炭，开设作坊，解决粮食自给和办公费用，减轻农民负担。华池县委、县政府除病员外，共有23名工作人员，1942年计划开荒56亩，实际开荒102亩。元城区小农场种地50亩，每年收粮12石（约0．3万公斤）左右，树立为县上的生产模范单位。白马区每人平均种地20亩，每年产粮达18石（约0．45万公斤）多，达到了自足有余。1943年各级政府的开支收入60％是自己生产收入的。
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在大生产运动中或是开荒种粮、种草、养猪、烧木炭，或是搞手工业、运输、商业，都各显神通。发展自给经济，这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不论是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还是工作人员，一般战士，都以劳动者姿态，亲自参加劳动。农忙季节上午劳动，下午办公，形成了制度。1942年8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华池县自县长以下的干部具备着许多宝贵的优点，他们对革命事业忠诚，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作风踏实朴素，积极性高，责任性强，凡上级布置的任务都能不折不扣的完成，较陇东各县为快。”县长白国明帮助李家湾组织起了变工队，自任变工队长。他当年种棉花2亩，蓝叶（一种染料）1亩，开荒5亩，捻毛线5斤，全年不领津贴、鞋袜和毛巾，并节省小米7斗。县委书记高伯祥帮助妻子赵维英制订生产计划，1934年纺线20斤，种地一垧，养猪1口，鸡5只，每天识字两个。
《解放日报》曾在总结华池县农业生产发展经验时载文报道：“特别是奖励劳动英雄，在1937年就开始了，在悦乐三乡崖窑畔，一个姓刘的妇女，种地10多垧，打粮4石多，政府开会给奖，从此群众的生产情绪就发展了。”1943年4月18日，温台区五乡召开群众大会，马锡五亲自给外号“气死牛”的开荒英雄张振财奖耕牛一头，木匾一面。张振财、李湖、高隆清等人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生产工作者及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张振财被树立为特等劳动英雄，选入主席团，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城壕村曾多次评为边区的模范村。华池县长李培福被中共西北局授予“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为他题词“面向群众”。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同志给李培福题词“面向群众”，还专文介绍了他的模范事迹。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深入，耕地面积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开展，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粮食够吃有余，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减轻，富裕户增多，赤贫户减少，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大大改善，吃、穿、用基本自己解决，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各级财政经济从严重困难中解脱出来，渡过了难关，保障了供给，巩固了后方，支持并保证了长期抗战，改变了经济基础，提高了党政军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干部，为国家全面建设积累了经验，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陇东驻军也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1942年秋，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团，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率领下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小凤川、豹子川屯垦。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割野草、劈荆棘、垦荒滩。提出“一把镢头一杆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全团学习南泥湾精神，取得了“屯田政策”的丰硕成果。部队规定每人每年开荒30亩，交细粮3石。在开荒中开展劳动竞赛，每人每天开荒最多达到4．5亩。
1944年11月七七○团主力出征离开大凤川时所立的石刻纪念碑记载：“经过三年之劳动创造，我团已开地三万四千亩，修筑营房四百余间，为了便于军民运输，修竣凤川抵合水之大道五十余里及凤川口木桥一座。并操有作坊手工业、山货、割漆等副业生产数十种。现在粮食仓满，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这是多么惊人的不朽业绩啊！
大风川屯垦和陕北的南泥湾屯垦一样著名，解放后拍的电影《我们是八路军》对豹子川开展大生产活动作了真实的记录。部队靠自己的双手，实现自给有余，不向地方要粮，多余地就送到延安去。
那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因长期住窑洞患了关节炎，手都举不起来，要用虎骨酒治疗。三八五旅部队知道消息后，组织人员在子午岭森林中打了两只老虎。那时没有公路，都是梢林小路，准备用马驮，可是马一见老虎怕得要命，不肯驮，只好用人来抬。抬到太白镇后，用群众借给的一辆手推车，送到甘泉，上了公路，再用汽车拉到延安。
同期，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在校长彭绍辉、政委张启龙率领下，3个大队和1个校部直属女生队4700余人，那些尚很年轻的红色学子携带镢头、枪杆、笔杆“三件宝”，也迁到东华池一带，先后进入东华池、豹子川、大小凤川，在深山老林开挖窑洞、修筑校舍、开荒种地、练兵习武、学习文化，建立“革命家务”。打了450余孔窑洞，盖起了能容纳2000余人的大礼堂。当年开荒8197亩，收获细粮1250石（约31．25万公斤），蔬菜52万公斤。
1944年，全校生产粮食折合细粮共5650余石（约141．25万公斤），养猪1300余头，养羊1100余只，牛100余头，蔬菜全部实现自给。学校还开办了饭馆、粉坊、纸厂、酒坊、磨坊、木器厂、砖瓦厂等手工作坊，有房屋及石箍窑洞70多间，包括教室、宿舍、饭堂、大礼堂、俱乐部、会议室、商店、邮局、照相馆、体育场等设施，在南梁的大山深处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大生产中，学校坚持教育和训练，开设了政治、军事、文化三门主课，其中文化课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和俄语等课程，取得了学习、生产双丰收。
1946年，内战爆发，抗大学员立即投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师生离校时，给政府留下余粮7000余石（约135万公斤）和大礼堂、窑洞、房屋，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难忘的怀念。
抗大七分校在南梁山区历时3年多，不但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这批干部成为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文工团长陈博解放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第二大队队长任白戈解放后成了作家。
在东华池城外的一个山坡，因抗大七分校的一个女生队曾在这里住过，这里就取名“女生洼”，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完全可以想象出当年那些战士学子们，与山水相依、与森林为伍、与野兽较量，一边学习、一边劳动，锤炼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打造着崭新坚实的知识根底、为革命献身的壮志豪情。
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联主席、著名诗人柯仲平和音乐家张寒晖，迎着边区军民大生产和文化卫生建设的高潮，来到边区大生产模范村——城壕村，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边区十唱）歌曲，对边区军民火热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真实的记录：
四二年呀么嗬嗨，
大生产呀么嗬嗨，
边区的男男女女，
西里里里嚓啦啦啦索罗罗罗呔，
齐动员呀么嗬嗨。
自力更生呀么嗬嗨，
丰衣足食呀么嗬嗨，
西里里里嚓啦啦啦索罗罗罗呔，
为抗战呀么嗬嗨。
这首从南梁深山川谷里传扬出来的嘹亮而铿锵有力的《军民大生产》，唱红了陕甘宁边区，唱遍全中国，唱进了亿万中华儿女的骨子里，是鼓舞干劲的劳动号子，是激发斗志的号角，是万古不衰的精神之歌。
到1945年，边区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南梁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经济干部。
6．革命战争的后方
南梁解放区是抗日根据地的后方，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试验区，也是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成为新中国的雏形。八年抗战和战争期间，南梁人民参军参战、踊跃支前、流血牺牲、无私奉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解放战争时期，南梁革命根据地又成了陇东、关中、三边分区党政领导机关和西北军民战略转移与战略反攻的落脚点、出发点和总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