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也是萨特的文学成就达于顶峰的年代。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囊括除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而以戏剧和小说成就最为突出。他主张文学干预生活，认为干预生活的作家“发言就是行动”，“揭露就是变革”。他毫不隐讳地在文学作品中阐示自己的哲学和政治见解。因此，其世界观的积极面与消极面、内在矛盾和全部复杂性，在文学作品中也都袒露出来。
萨特的第一个剧本《苍蝇》（1942）是根据古希腊悲剧《厄勒克特拉》改编而成的，但是他给这个古代传说注入了现代的动机，把主人公俄瑞斯忒斯变成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体现者。这出戏写的是王子俄瑞斯忒斯回国为父亲阿加侵侬复仇的故事。俄瑞斯忒斯没有做生活的旁观者，他通过杀死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情夫埃癸斯托斯（暗害阿加门侬的凶手），承担了自己的义务，干预了生活，从而也就选择和确定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俄瑞斯忒斯并非生来是英雄，他是选择了成为英雄，并且以行动去实现这一选择。
一九四四年上演的哲理剧《禁闭》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萨特剧作中上演次数最多的一出，西方评论界甚至誉为当代戏剧的“经典”著作。主角是一男（加尔森）二女（伊奈、艾丝苔尔）。他们现在是死后下了地狱。先是加尔森和艾丝苔尔解释各自被打下地狱的原因，他们讲的全是谎话。伊奈明白，他们三人在一起，是命中注定要互相探听各自生前的罪过，彼此折磨。加尔森提议和平共处，以挫败等待着他们的这种厄运。可是无济于事，因为当加尔森保持沉默时，伊亲却引诱艾丝苔尔同她搞同性恋爱，而艾丝苔尔追求的是加尔森，偏偏加尔森又不爱艾丝苔尔。加尔森经不住文丝苔尔的苦苦追求，接受了她的爱。伊奈便向他们进攻。无奈何，加尔森率先承认了自己的隐秘：他生前十分卑劣，虐待妻子，并且在敌人面前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伊奈也承认自己是个虐待狂，凶恶成性。他俩一起又迫使艾丝苔尔作了忏悔，原来她不仅自私，而且幼稚得可怕。他们达成了休战。但不久冲突又起：为了博得加尔森的欢心，艾丝苔尔准备确认加尔森并不卑劣；他们刚刚亲热起来，伊奈又向他们进攻。艾丝苔尔一怒之下要杀死伊奈，伊奈嗤之以鼻，提醒艾丝苔尔她已经是死人。最后他们才省悟到，他们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地狱。于是加尔森发出了“别人即地狱”的感叹。
当有人根据“别人即地狱”这句话断言《禁闭》的作者对人与人的关系太悲观时，萨特指出这是误解：只有对害怕别人评断的人来说，别人才是地狱，而许多人并不怕别人评断；像加尔森那样死后掩饰自己是徒劳的，关键在于生前选择做怎样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剧本的根本意向还是积极的。
一九四六年，萨特上演了两出戏：《死无葬身之地的人》和《可尊敬的妓女》。前者是一出被德寇逮捕的游击队员遭受酷刑和杀戮的惨剧，这些被捕者大都表现出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后者描写美国上层白人种族主义者杀害黑人反而倒打一耙，可是一个白人妓女却勇敢地为黑人仗义执言，剧本猛烈抨击了泛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
如果说上述两部剧作反映了萨特社会政治观点的进步的一面，一九四八年上演的《肮脏的手》则相反。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一个在德寇占领下的虚构的东欧国家。主人公雨果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党党员，他在党报工作，但他渴望做点“更实际的工作”。讲求实际效果的党的领导干部贺德尔，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主张同其他政党谈判，以便在赶走德寇后分享政权。这种主张违背党的路线，因而党决定干掉贺德尔。雨果是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可是当他被派到贺德尔身边工作以后，他发现贺德尔为人很好，因而一再犹豫，不忍下手。他的妻子捷西卡把他受命暗杀贺德尔的事告诉了贺德尔。贺德尔深信雨果不会干这种事，因为他“怕弄脏自己的手”。可是后来雨果闯见捷西尔和贺德尔接吻，终于开枪打死贺德尔。不料贺德尔刚死，党与莫斯科取得了联系，莫斯科指示的新路线恰好是贺德尔提出的路线。为了灭口，党现在要杀死雨果。不过还有挽回的可能，只要雨果宣称他打死贺德尔是出于嫉妒。雨果痛恨这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他宁愿被党处死，也不愿被党“挽回”。
表面看来，《肮脏的手》是一出探讨动机与效果、暴力与人道问题的哲理剧，其实它是一出政治剧。萨特自己说，这出戏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谁都不能清白地执政。”
四十年代发表的三部曲《自由之路》是萨特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成年》（1945）主要写两对恋人：巴斯德专科学校哲学教师马蒂厄及其情妇马赛，马蒂厄的学生鲍利斯及狂恋着他的老歌女洛拉。马赛怀孕，马蒂厄苦于弄不到给她打胎的钱。但更使他苦恼的是，他并不爱马赛，而爱鲍利斯的姐姐伊维什。被洛拉苦苦纠缠的的利斯也不爱洛拉。被马蒂厄追慕的伊维什则谁也不爱。小说力图通过这些人的私生活表现出人世的荒谬和人生的不幸。马蒂厄是体现存在主义模式的典型人物。他不满现状，但无能为力；他总在议论，但下不了决心；他明知参加共产党可以使生活更有意义，但舍不得“个人自由”。第二部是《弥留》（1945）。主人公们不再在私生活的狭小天地里探索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风骤雨中“介入”了生活。不过存在主义思想依然给小说打上了烙印：它只是把战争当作世界荒谬的一个证据，因为人注定要打仗，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主人公们不满现状，但又不肯投入改造世界的自觉斗争。《心灵之死》（1946）是三部曲的第三部。一九四○年夏天，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就在这时，马蒂厄加入敢死队，他们不顾休战协定，坚持抵抗法国侵略者。在一次伏击战中，其他士兵都躲进地窖，马蒂厄勇敢地登上一个钟楼阻击敌人。不过，与其说作者是在表彰马蒂厄的英雄主义，不如说是在发挥存在主义关于“自由选择”的思想：在英雄与懦夫之间，马蒂厄选择了成为英雄。长篇小说三部曲《自由之路》也显示出存在主义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些特点，例如：喜爱自然主义地渲染人的卑下情感和事物的丑恶细节，经常用大段的“意识流”打断或代替故事的叙述，结构零散。
从五十年代开始，在国际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萨特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五十年代初，他谴责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一九五二年，他与转向反共的另一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加缪展开论战。一九六○年，他签署宣言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一九六八年，他抗议苏联侵捷的罪行……在重大事件面前，萨特经常是站在进步人类一边的。
从五十年代起的近三十年中萨特的文学创作数量减少，值得指出的是几部剧作：《涅克拉索夫》（1951）对五十年代法国反动势力及其反共宣传给了无情的讽刺；《阿纳托尔的隐士》（1959）是对纳粹余孽的有力揭露；而根据欧里庇得斯的剧本改编的《特洛亚妇女》（1965），借古喻今，是对战争、特别是殖民战争的谴责。
作为文学批评家，萨特的主要成就是关于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荒诞派剧作家热奈和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的三部研究著作。此外；萨特还发表了《境况种种》（已出十部），那是他数十年间各色论文的结集。
一九六四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决定授予萨特以诺贝尔文学奖金。但萨特随即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西巫拉帕
西巫拉帕（1905～1974），泰国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泰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本名古腊·柿巴立，笔名除西巫拉帕外，还使用过趁哉、茅头、伊沙拉春等。一九○五年生于曼谷，在瓦贴西林学校读完中学，后入法政大学，之后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
西巫拉帕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杰出代表，又是一位为国家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热情战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泰国期间，他因反对日寇而被捕入狱。一九五二年因从事进步活动而再度被捕，一九五七年才被释放出狱。西巫拉帕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一九五八年，他率领泰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我国，在此期间泰国发生反动政变，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从此留居中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在北京逝世。
西巫拉帕是一位进步作家。一九二八年开始创作活动，长篇小说《生活的战争》（1932）、《一幅画的后边》（1937），给他带来了声誉，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生活的战争》采用书信体裁，以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贯穿全书。主人公拉宾出身低微，自小困顿，一贫如洗，但他觉得幸福的是，他赢得了美丽的少女波芬的爱情。波芬原是高官的女儿，生活阔绰，养尊处优，万事如意。后来由于意外的变故，父亲出逃，母亲亡故，家道中落，成了穷人。拉宾和波芬在困苦中相爱，同舟共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波芬终于经受不住生活的贫困，应聘做了电影明星，获得一大笔钱，地位为之一变，她随即抛弃了拉宾，转而决定和富有的年轻电影导演结婚。拉宾对她的真挚的爱情成了一场梦幻。
波芬最后对拉宾吐露了真情：她十七岁时曾和一位地位相称的青年相爱，但家庭的衰微破败使她失掉了爱情，她发誓从此对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情都不忠实，她结婚仅仅是一种需要的选择，对拉宾的“爱情”只是为了实现这个誓言。
这部小说告诉人们，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揭露了社会的卑污和人们的伪善：贵族乐施好善，希图为来世造福，但对死亡线上的老人和小孩却置之不理；拉宾母亲的朋友以拯救孤儿为名，实际上把他变成了家奴；社会上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甚至荣誉和爱情也是如此；金钱可以装饰一切，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贵夫人，就好像肉桂，只是外壳有价值而已；穷人拼命挣扎，为的是必要的温饱，而富人却为敛财而斗争。
《一幅画的后边》写的是一个青年诺蓬和贵族女子吉拉娣爱情的悲剧。吉拉娣是一个大家闺秀，在封建传统的道路上循规蹈矩，三十五岁时才嫁给了一个年迈的贵族“昭坤”，他们之间没有感情。她在去日本旅游时认识了只有二十二岁的诺蓬，彼此产生了爱情，但这种爱情也只是空中楼阁，不能成为眷属的。在诺蓬将要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时，吉拉娣已奄奄一息，她最后对自己的情人说：“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
这部小说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控诉。吉拉娣憧憬幸福和爱情，但她得不到；她要求解放，但又走不出牢笼，内心的矛盾和性格的软弱是她出身的阶级给她留下的烙印，最后终于为爱而死。作品攻击了封建的婚姻制度，要求个性解放，但作者没有揭开这个爱情悲剧的重大社会原因，因而反封建是无力的。
西巫拉帕后期的作品有了一个质的变化，标志着作者在创作思想上已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向前看》（1949）。
《向前看》是三部曲，是作者未完的作品。主人公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詹塔，作品通过他的身世和他在瓦查林公馆和贵族学校泰威特·兰沙律书院的遭遇，再现了一九三二年泰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刻画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
作者无情地鞭挞了社会的黑暗，瓦查林公馆和泰威特·兰沙律书院正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的缩影，这里主子骄奢淫逸，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形成了尖锐对比；奴才谄上欺下，他们尔虞我诈，争风吃醋，一副丑态。
詹塔从乡下来到这样的天堂，开始是惊羡，之后就觉得这样的天堂并不属于他。虽然他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经历了千辛万苦，而且身上还残留着旧社会留给他的烙印，但作者在字里行间已经告诉人们，经过曲折的道路詹塔必将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斗争的热诚战士。
这一时期，作者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新的道路》，《回答》，向青年提出了为谁学习的严肃问题，塑造了追求真理，毅然抛弃传统的升官发财道路的觉醒了的青年一代的形象。《帕洪姆老头》，《帮帮忙吧！》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那种人》塑造了一个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去拆毁旧社会高墙的青年人的典型。
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摆脱了早期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坚定地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小说中所表达的对新社会的渴望已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一种真实理想的目标，对旧社会的揭露也不再是浮光掠影，而是切中要害。这表明作者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经成熟。
西巫拉帕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男子汉》（1928）和《直到我们再相逢》（1947）。
作为一个翻译家，西巫拉帕也有不少建树，他翻译过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高尔基的《母亲》和契诃夫的作品。
西巫拉帕长期遭到反动派的迫害，统治阶级把他的作品视若洪水猛兽，予以查禁，他的名字不许人民提及。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运动以后，他的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受到了人民和青年学生的极大欢迎。青年一代作家把他尊为楷模，称他为“人民的战士”。他的作品对人民的觉醒和泰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
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是当代苏联一位重要而又复杂的小说作家。他在二三十年代已经成名，曾经在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上作出一定的成绩；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文学活动受到当局新的政治路线的影响。肖洛霍夫是个哥萨克，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顿河地区维申斯卡亚镇边上的克鲁齐林村。他的家庭属于小资产阶级，父亲做过牲口买卖，当过磨坊和商店经理，十月革命后一直是苏维埃政府基层粮食部门的职员。十月革命前，肖洛霍夫曾先后在莫斯科、波古察尔和维申斯卡亚的小学和中学读书；一九一八年苏联国内战争时，德国干涉军逼近学校所在的县城，他不得不辍学回家。一九二○年；他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购队，担任过机枪手、粮食征集员和检查员；不久他来到莫斯科，做过小工、泥水匠和房产管理部门的会计、出纳等。青少年时代这种广泛的社会经历使肖洛霍夫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良好的生活基础。
肖洛霍夫从一九二三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地方报刊发表小品文、特写和短篇小说。一九二四年底，他被接纳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统称“拉普”）会员。从此，他成了一个专业的小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