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从1994年起，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赤字率）不能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债务率）不能超过60%。
希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主要靠旅游业支撑。长期贸易逆差，资金外流，债台高筑。2000年年初，希腊是欧洲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公共债务比欧元区规定的上限多出2倍，本不符合加入欧元区的资格。希腊与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签订了一个掩耳盗铃式的货币互换协议，表面上减少了主权债务，在欧盟放宽条件的情况下，加入了欧元区。但根据与高盛所签订的协议，希腊必须在未来10~15年内支付给对方高于市价的高额回报。
希腊的赤字经济恶化不止。2009年10月初，希腊新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事实，实际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分别达到了12.7％和113％，大大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即引发市场恐慌。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公布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升至124%，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穆迪和标普随即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如果让希腊退出欧元区，虽然该国GDP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2%，但估测退出成本超过1万亿欧元，而且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出现大范围违约、银行全面挤兑、金融经济体系陷入混乱，甚至整个欧元区走向解体。
欧元区诞生后，曾经视政府债务为无风险，银行持有这些债务时不用筹集准备金，所以欧洲银行，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大量持有高风险的“边缘国家”国家债券，以获得利差。交叉持有国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葡萄牙银行持有希腊债务75亿欧元，西班牙持有葡萄牙债务几十亿欧元，西班牙有大量外债来自德国与法国。德国最大的风险是西班牙，然后是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法国银行则持有大量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
欧洲银行与欧元区国家之间的风险，或者说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债务利益，已经捆绑在一起，一家违约，就会引起立体交叉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希腊违约，由于葡萄牙银行业持有的希腊债务相当于核心资本的36%，其偿债能力将迅速恶化，使葡萄牙违约的可能性大增；一旦葡萄牙宣布违约，由于西班牙银行持有大量的葡萄牙债务，势将陷于危机；西班牙发生违约时，法国和德国银行将受到巨大冲击；假如意大利债务违约，则法国、德国以至整个欧元区的金融体系势将分崩离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起自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四国，但很快波及整个欧元区。2010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进一步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并下调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比利时等多国的信用评级，以及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评级，警告危机正在威胁全部欧洲主权国家的信贷情况，意味即使AAA评级的德国、法国、奥地利和荷兰都有危险。2012年7月德国17家银行信用评级展望被调为负面，这个欧盟最大的经济体恐也在劫难逃。这种情况下，危机一波接着一波，似乎漫无止境。
从根本上来说，所谓主权债务危机是西方世界的共性财政危机。危机的原因显然在于过度支出，债台高筑，以债养债，漫无止境。国家产业结构普遍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基础脆弱，老龄化趋势下的高福利制度成为刚性社会负担，政府背负沉重债务的同时，民众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不愿与国家共度时艰。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迎合主义，使得任何“量入为出”的对策寸步难行，而根本性的改革几乎提不上议事日程。
欧盟内部存在基督教西部文化区（西罗马帝国地域，信仰天主教和新教）与东部文化区（拜占庭帝国地域，信奉东正教的希腊和东欧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有所不同。同时存在天主教旧传统影响深刻的南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新教势力强大的北欧之间的差异。新教是宗教改革产生的基督教革新派，一个既追求财富又奉行入世制欲主义的教派，所以（西）北欧社会比（东）南欧社会更为严谨有序，加上地理和气候因素，不免显示一种不同的南北欧格局：北欧制造，南欧消费；北欧储蓄，南欧借贷；北欧出口，南欧进口；北欧经常账户盈余，南欧赤字累累；北欧人追求财富，南欧人追求享受。今日欧洲各国主权债务危机的差异性，显然反映了欧元区这种先天性不同文化背景的深刻内因。
从外因来看，金融危机冲击国际宏观经济，恶化了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趋于枯竭，致使债务负担成为不能承受之重，加快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到来。有人归咎于三大评级机构不断调低主权债务评级，甚至高呼把它们赶出欧洲去。其实这只是导火索而已。
事态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折射出欧元区并非蒙代尔鼓吹的一个“最优货币区”的事实，暴露了欧元区政策和体制上的严重弊病，理想中的“要素充分流动”与现实大相径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性”便是其中之一。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导致各国缺乏有效的财政协调、配合与监管。当危机来临时，各国只能孤军奋战，无法联合起来为偿付债务做财政担保。
事实上，2010年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早已普遍超过自订的上限3%，而且整体平均值已达6.9%，高过经济学界公认的安全警戒线5%。
随着债务危机持续发酵，欧元区经济难免走向衰退。
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2年11月15日宣布，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三季度比上季度降低了0.1%，而在第二季度已经有了0.2%的环比下滑。根据官方定义，只要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国内生产总值的萎缩，欧元区的经济就被视为正式进入萧条。
对于欧债危机及欧元前景来说，无非存在三种可能性：1.欧元解体；2.深度联合；3.通过某种程度的财政合作，渡过迫在眉睫的市场危机后，继续在磕磕绊绊中前行。
欧元区在主权债务危机后解体崩溃的可能性很小。所谓的“治本”方案，即推进欧元区国家金融、经济及政治一体化来渡过难关，亦难以实现，而且不能解决燃眉之急。欧元区最可能陷于一个前途不明、痛苦而漫长的调整时期。即使不出现分裂，短期内持续走强的可能性不大，欧元区的影响力也会在危机拖累下受到削弱。
2012年以来，受益于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推出“无限购债计划”和两轮长期再融资计划等，满足了欧元区银行业的资金需求，为债务危机困扰的主要经济体的融资压力明显缓解，财政风险分担机制初现雏形，欧元区金融市场逐步趋于稳定。但当前的救助只是向债务危机国家提供流动性，这些国家的偿还能力并没有提升，未来违约已成为大概率事件。
此际巨额国际资本流出欧洲，买入大量的美国国债。
至于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元和其他国际货币都未能撼动其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似乎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受青睐的货币。美元在全球逾11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中，按照IMF各成员国央行公开宣布的分配外汇储备计，至今仍占62%左右的份额，相当于美国年度财政预算的3倍。
危机以来国际资本流向美国国债市场避险的这种“安全港”效应，支撑美元表面上看来欲摧弥坚，但这种效应注定是无法持续的。一旦危机尘埃落定，市场注意力还是会转移到美元的基本面上来。无论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还是居高不下的对外净债务，都不支持美元走强。此外，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恶化与政府债务的高企，以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延续，都意味着美国政府势将继续通过对内通胀与对外贬值来同时降低国内外真实债务水平。
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投资者在货币之间的选择，不是在强势货币与弱势货币之间，而是在弱势货币与更弱势货币之间的选择。国际储备货币也是在差与更差的货币中进行选择。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IMF）“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COFER)”各成员国央行公开宣布的分配外汇储备数据整理。
IMF数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IMF各成员国央行公开宣布的分配外汇储备（allocated FX reserves），第二种为未分配外汇储备（Unallocated reserves），后者为包括非IMF成员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以及没有对外公布的外汇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