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困难和政治腐败，致使第九界“会子”以后，陷于失控状态，币值每况愈下。至淳佑7年（1247），“会子”极度恶性膨胀，致使造新换旧制度无以为继。十七界“会子”每缗尚值铜钱300文，十八界每缗只能兑192文。南宋末年，200贯面值的“会子”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交子”名声久远，终于贪婪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的飞跃性重大进步，在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纸币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宪宗时的“飞钱”。
汉武帝时因长年征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曾铸行次品“三铢钱”和“白钱”（用廉价的锡和铅等铸成的合金币）。同时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过“白鹿皮币”。是时禁苑多鹿，利用宫中收集的白鹿皮做币材，制成一尺见方、绣文装饰的“白鹿皮币”；规定诸侯觐见时须向天子购买这种皮币作为进献玉璧的垫衬，定值40万钱，远超皮币的实际价值，因为反对声高，旋即废止。这种皮币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可算是纸币之****吧。
“飞钱”亦称“飞子”或“便换”，出现于唐代中期的宪宗（805—820年在位）年间，当时商业繁盛，外出经商携带大量铜钱诸多不便。商人可到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各地区的藩镇节度使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在首都长安设立的办事机构）付款换取一种凭证（文牒），载有去往地点和钱币数额，然后持此到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称“飞钱”。进奏院的这种业务收费不赀，元和七年（812年）时，每千钱“便换”汇费高达百文。
另一种“飞钱”系由民间“邸店遍海内”的一些私商经营。他们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邸店之间的联系，商人可凭此“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所开联号票券核对无误）。这些私商相当于日后在国内外开设的钱庄的前身。
私商起先不收汇费，但因交通不畅，路途遥远，“飞钱”合券付款往往需时一两个月，实际上可由此获取利息收益。
“飞钱”本是一种汇兑凭证，不介入流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但其后有些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成为一种变相的通用货币。这可能是宋元纸币产生的直接渊源了。
《宋史·食货志》有“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第一百三十四会子条）的说法。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首倡的“交子”，是真正纸币的开端。
北宋时，全国货币没有统一。由于铜材不足，各地区货币多有铜铁钱混用或专用铁钱的，互不通用，而且禁止货币外流。
宋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需要足够流通货币。当时铜钱短缺，难以满足需要。例如四川是盐、茶、丝绸的重要产地，交易十分繁忙，不得已而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据载，“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于以携持。”（李攸：《宋朝事实》）当时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130斤重的铁钱；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非常需要开发一种轻便的货币。
尤有甚者，宋朝经常遭受辽、夏、金等攻袭，军费和赔款开支浩大。使用纸币既便于异地交易，并防止铜铁钱流失，又有利于弥补财政赤字。
北宋时期的印刷工艺技术成熟，恰能满足携带方便而又能大量复制的要求。于是纸币——“交子”应运而生。
“交子”起初由私人富商自由发行。北宋初期，宋真宗（997—1022年）时四川成都有商家印制发行了代替铁钱的凭证——“交子”，充当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付给铺户现金，铺户把存放现金的数额填写在楮纸（楮是一种落叶乔木，树皮是制造优质纸张的原料，桑皮纸和宣纸均属楮纸）制作的专用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存款人凭此可在异地提取现金，铺户收取每贯（一千文）30文即3%的酬金。这种专用楮纸券称为“交子”，当时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代金券凭证，而非货币。
“交子”可以随到变现，避免了携带铸币的麻烦；“交子”楮纸券印制精致复杂，有店号和发行人的印章、暗记和亲笔画押，套色间错，难以伪造。经营铺户多能恪守信用，所以很快建立了信誉，使用日益广泛。人们可用随时能够变现的“交子”支付货款，特别是大额交易更觉方便，于是“交子”逐渐发挥起了货币的功能。
随着这种货币功能的发挥，交子铺户发现，动用部分存款以扩大放贷能力，不至于危及“交子”信誉。于是印刷发行统一格式和面额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推向市场，这种“交子”就是代表了铸币的信用纸币。
此时的“交子”只是民间发行的“私交”，尚未取得政府认可，交子铺户并非一律恪守信用。有些不良铺户会滥发“交子”，欺诈赖账，敛钱卷逃，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激起事端，引发诉讼。因此，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核准的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得地方官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从民间商业信用凭证转进为官方法定货币。官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监管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禁民间私造。这是中国最早由中央政府主持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公认发行最早的官方纸币。
“官交子”发行额有限制，设置金属铸币准备金（钞本），规定分界（分期）发行。起先规定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界交子发行1256340贯，以四川铁钱36万贯为准备金，准备金率为28%，交子与钞本间约7成的差额，便是政府收获的铸币税了。“官交子”的流通范围最初基本上限于四川境内，其后逐步扩大到了其他地区。
神宗时，放宽规定，一次印行的“交子”可连用两界，相当于发行额增长一倍，“交子”开始贬值。哲宗时，由于无限制地增印，“交子”严重贬值。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改“交子”为“钱引”，以代替贬值的“交子”。“钱引”以缗为单位（每缗合一千文），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较精良，但不置准备金（钞本），不许兑换铸币，而且随意增发，因此不久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自宋仁宗时官办“交子”算起，到南宋亡国的250多年里，先后在北宋发行了“交子”“钱引”“小钞”和地区性的“两淮交子”，在南宋发行了“会子”“银会子”“关子”“公据”以及地区性的“湖北会子”等多种纸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的是北宋的“交子”，发行量最大的则是南宋的“会子”。
据说，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收藏。可靠的“交子”样本至今尚无发现。
南宋经济倚重海外贸易，钱币大量流失海外，致使纸币使用更加普遍。
南宋初年，发行过一种代替白银流通的“银会子”，以钱为单位，面额分为1钱和半钱两种，每年换发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使用，没有在全国流通。
南宋主要的纸币是“会子”。“会子”首先起于民间，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改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后推广至全国范围发行。起初“会子”由临安府印造，以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
“会子”发行之始，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四）。可见当时朝廷对发行纸币之谨慎和重视。
乾道四年（1168年），为了保障币值坚挺，防止伪钞流通，政府改革发行制度，议定立界限（期限）额发行“会子”，期满回收。“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
南宋面对强敌金国与蒙古夹击，长期战乱致使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最方便的对策，除了增加税收外，就是加大纸币流通量。淳熙三年（1176年），户部令三界、四界会子各展期3年，以后，乃至展期10年、20年之多者，新旧会子同时流通，加剧了流通货币的膨胀。
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发行准备金不再增加。随着纸币发行额的迅猛增长，钞本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到了12世纪60年代，钞本仅为六十分之一，最终索性就无钞本发行了。
财政困难和政治腐败，致使第九界“会子”以后，陷于失控状态，币值每况愈下。至淳祐七年（1247年），“会子”极度恶性膨胀，致使造新换旧制度无以为继。十七界“会子”每缗尚值铜钱300文，十八界每缗只能兑192文。南宋末年，200贯面值的“会子”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南宋度宗（1265—1274年）咸淳初年，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废“会子”而发行新纸币“关子”，号称“金银关子”。一面增加楮币的流通量，一面下诏“严申减落之禁”，好比自欺欺人，根本不能挽回信用。结果是“‘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通货膨胀达到了南宋最高峰。南宋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不数年，元兵南下，“会子”“关子”便与宋偕亡。
帝国如风，“元宝钞”大起大落
元朝（1279—1368年）延续和发展了宋代的纸币制度，以纸币为主要通货，是中国古代史上纸币流通最为通行的全盛时期，管理制度也有了重大改进。
元朝版图辽阔，诸汗国横贯欧亚。国家发行的纸币，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非常便捷。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在1275—1292年两度游历中国。他在1298年发表的游记中惊奇地说：“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可以换取金条。”“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他向欧洲和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情况。美国当代学者劳伯特·坦普尔（Robert G.Temple）在他的《中国英才》（The Genius of China）中如是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由于南宋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详尽的信用货币法规《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丝和银为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对于伪造纸币，以伪造的数量、规模来定罪轻重，从受刑时间、罚没财产数量直至死刑都有明细规定；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如此定制，可谓世界史上首创银本位纸币制度。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印发“至元通行宝钞”，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曾发行“至大银钞”。
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收兑江南当时流通的南宋纸币即“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交钞”则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这样，全国的纸币就统一了。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元朝早熟的信用纸币制度，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局限性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那个依靠爆发性武力而起，但如风而逝的庞大帝国，不存在起码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无力形成一个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大环境，即便订了个好制度，也没有可靠履行的保障。日趋腐化的蒙元皇室，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对连年对外用兵造成的财政压力，很快就自坏成法，超发纸币，失信于民。短短二十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进一步滥发宝钞，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权货币都是昙花一现，不久均为大明敉平。
拿着强权当信用，谁都逃不掉纸币崩盘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深明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等考虑，明廷仍决定采行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有明一代印发的唯一钞票。票幅面积为338×220毫米，是中国和世界上迄今为止票幅最大的纸币。
“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与宋元纸币不同，完全违背了信用准则，不设发行准备，又不分界（期）发行，是长期全面流通但无储备担保的“信用纸币”。而且只出不进，亦即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和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如此行事，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随着发行量无限扩大，不久就开始膨胀贬值，沦为“无信用的信用货币”。不及百年，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宝钞流通名存实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无异于宣判了宝钞的死刑，回归贵金属货币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