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与现代银行擦肩而过？
多年前一部以山西票号日升昌兴衰史为线索的电视剧热播，让大众了解了中国曾有的相当于现代银行的票号这样一种形式。加上曾经热销的长篇小说《胡雪岩》，钱庄也回到了商家的视野中。到底钱庄和票号是什么机构？是否自然发展成了当代的银行？是否被外资银行打垮了？这些问题始终是金融史界人士的纠结处。
钱庄起源很早，主要是在明清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货币并存使用的环境下，专事多种货币间鉴定与兑换交易，继而提供存款和放款的业务。中国古代向来是个比较割裂的社会，尤其是在通信不发达的明清时期，政令往往很难到达地方，通常各省、各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几乎每个地方的军阀和重要商家都会发行。这些货币以银为主，重量、成色均不相同，造成了一跨省就要频繁兑换的问题，钱庄主要的业务就是在短短十几秒钟内，实现多种货币之间的兑换。
钱庄以客户的存款为依据印制发行的不记名庄票，可以流通转让，事实上形成了以商业交易活动为依托的民间货币。在民间经济和市场交易活跃的江浙地区，钱庄形成了强大的金融网络，也推动了早期初级工业如瓷器、纺织、五金矿业等发展的资本积聚。
当时中国有三大商帮，广东商帮以十三行为代表，从事沿海外贸和走私，浙江商帮则主要以钱庄、丝绸、手工业为主，而山西商帮由于离京城较近，与官府关系密切，垄断了官府库银的押运。
在钱庄形成区域网络的基础上，晚清时期，山西商帮在长途贩运和镖局（护卫资金安全）以及账局（异地大额贷款）的增值服务过程中建立了票号，将跨域的汇兑和存贷业务与货物贸易分割开来独立经营，从而形成了独立的金融机构，汇票也成为特殊的流通货币。
山西最早的票号为日升昌，它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大量货币的流通，西裕成颜料庄最先在京晋间尝试汇兑，并接收汇兑业务，这种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道光年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
从道光到同治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日升昌大财东从票号的分红超过了200万两白银。它的迅速成功，导致众多的山西商帮纷纷建立自己的票号系统，并将票号业务遍布全国甚至日本、朝鲜、南洋、俄罗斯等地，一时山西票号名扬天下。
钱庄和票号在具体信贷业务上区别并不明显，但从整体功能上却各有不同的发展领域。一般而言，钱庄重在本地商家的汇兑与居民存贷业务，票号则重在跨域的钱庄之间汇兑与机构存贷业务，类似于零售与批发的关系。因此，在晚清经济中，钱庄的发达直接便利商业和民众的生活；票号的发达则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积聚。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以胡雪岩的阜康票号为代表的浙商票号等对近代中国的本土金融能力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我们的主流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对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的成长给予了积极评价，归结于初级商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才智努力的结果。它与500年前佛罗伦萨地区近代金融的发展起点基本一致，同样起源于商家的货币汇兑和存贷服务。不过，我们的钱庄、票号群体发展不到300年，便崩溃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令人遗憾地与现代银行擦身而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关，接受广泛的国际贸易。开埠之初，易货贸易还是主导形式，即中国的丝、茶出口与外国的纺织品进口虽以银钱计价，但大多以货物交割，并无多少银钱出入。为便利大宗交易，各种专营贸易进出口的洋行便说服并推动外国银行接受中国钱庄发行的庄票。同时，外国银行也在庄票基础上给予中国商人和钱庄以抵押或信用贷款，即“拆票”。
钱庄与外国银行之间的金融往来逐渐成为主要业务，使得原来钱庄仅仅依赖票号的格局有所调整。在当时的半封闭经济格局下，外资银行、本土的票号和钱庄构成了三足鼎立的金融局面。“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这种格局在晚清持续了大约50多年，也支撑了整个洋务运动和同光中兴期间中国近代产业的孕育，当然也承担了太平天国内乱融资、甲午战争赔款和庚子赔款等。
地区间往来的汇兑，以及依靠吸收官款得到的支持，让钱庄与票号一度成为清王朝的经济支柱，稳定着社会金融秩序。尽管与外国银行有着日趋紧密的合作和竞争关系，但它们早期一般不与外国银行或外商直接发生联系，仍然处于支配地位。
甲午战争后，票号还同外来资本展开过竞争，例如当时的合盛元票号，为了抵制日本的扩张，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了3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拉萨和加尔各答等地设庄。
钱庄和票号这种早期的汇兑业务之所以能够生存，还依赖于传统的操作方式。当时，铁匠的学徒期通常为3年，但钱庄学徒则需要7年。不同地区银两在成色和分量间的差别，要求伙计必须通过用手掂量的方式迅速折出相应比例。
伴随着近代流通货币的迅速标准化，西班牙银圆、墨西哥鹰洋和“袁大头”等银圆以及庄票和银行钞票的广泛流通，让“天平”逐渐取代了“手工”，传统模式必然会失去生命力，以信贷服务成为主业的钱庄显然无法与20世纪初期大量兴起的外资银行和本土银行相竞争。除了一部分钱庄改组成为民间银行外，几次金融风潮便将坚持守旧的老钱庄彻底淘汰了。
山西票号则面临更大的竞争对手。首先是官商建立了垄断的商业银行，如户部银行。清末，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相继成立，而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更是凭借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行政职能和雄厚的资本，将过去票号承办的跨域汇兑和官款存放业务悉数收回。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还强制要求民间钱庄和票号提高存款利率和降低放款利率。同治以后，与封建官僚有密切关系的江浙商人还形成了南帮票号，其中严信厚创立的源丰润票号店和李鸿章家族经营的义善源票号店都有很大规模，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
其次，山西票号一度辉煌的历史也滞阻了它向现代股份银行制度的转变。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就曾因为管理权问题与财东发生过激烈矛盾，另立门户。这些问题在后期促使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一大批新兴本土银行脱颖而出。
最后，山西票号曾依赖于给各地政府财政和军需提供信贷支持，其后在战乱特别是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难逃倒闭的命运。山西22家票号除了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为资本雄厚，能够拿出大量现款应付挤兑风潮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均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
实际上，在庚子国难前后，发展到高峰时，中国票号的总资力按资本、存款、发行小票三项估计，总额已经接近2亿两。光绪末年，各省自设日升昌票号旧址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对近代中国本土金融能力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使得票号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失去政府资源的票号存款被提，放款又无法收回，周转困难。1914年，有90多年历史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大公报》在分析其倒闭原因时曾总结，日升昌营业中心首先在南不在北，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革命后各省发行纸币，日升昌现金缺乏，白银调运导致大量亏损，此外，在外资银行的欠款也十分惊人。
当然，我们可以笼统、轻松地将钱庄票号业的衰败归结于外资银行的压迫与本国腐败而垄断的金融制度，如同主流教材和影视作品一样，从而激发出莫名的民族主义惆怅和悲愤。我读过许多将中国的钱庄票号描述为祖上传承的国粹的文章，其功能甚至胜过华尔街。其实，想象并没有事实的支持，而这样的悲情也无助于我们客观认知历史进程。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地区是近代银行的发源地，银行这个词汇就源于拥有从事货币兑换的板凳柜台的专门机构。而且当时也有两类不同分工的银行，一类叫minuto bank，从事当地货币汇兑和珠宝抵押贷款，相当于钱庄。另一类是grossi bank，从事国际贸易汇兑、解汇和给政府教堂等公共机构与商户提供长期贷款，也类似于我们的票号。不过，经过200多年的运转，这两类金融机构都在18世纪互相融合发展成了现代的商业银行。后者更集中于提供长期资本筹集而成为商人银行（投资银行）。
1580年，意大利创立了近代最早的威尼斯银行，随后，1593年的米兰、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1621年的纽伦堡以及1629年的汉堡，也相继建立银行。最早出现的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股份银行则是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规模巨大的股份银行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银行的主要形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家制度稳定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于1844年改组，成为国家中央银行的鼻祖。
西方社会中政教之争和诸侯割据导致契约关系稳定，给商业机构和金融业提供了稳定的自发组织成长环境。贸易、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发动进一步巩固了商业银行作为聚集大规模和长期资本的功能；股份公司的创造在客户群层面上保证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和投资的安全底线；而最终银行股份制的引进则奠定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基础，即股东与管理层的公司治理规则、财务透明与安全经营的约束，保证了金融体系能始终平稳，经受商业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的考验。
反观中国的钱庄与票号，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始终没有独立自发成长的空间，尽管300年前中国商业经济和市场规模并不比欧洲差，而且金融技术与手段或许比意大利同行还要复杂先进。实际上，山西票号曾经创立过十分严谨的管理模式，其密押制度、总分号报告制度以及总号独立出票制度都曾显露过现代银行的雏形。
但这不足以让他们跟上时代，由于中国的产业革命不能形成，大的资本积聚并没有市场需求。融资只能是供政府做非商业支配。没有股份制度和有限责任观念的革命，钱庄和票号无法抵御市场变化和政治****。内部争斗和规则颠覆也导致其无法稳定成长为集团结构。
我在观看中国的外资银行历史资料中特别注意到，他们与本土银行的相比，除了观念差距和技术手段不同外，政治上的特别优惠或歧视并不存在。事实上，最早进入中国经营的许多外国银行也在不同的金融风潮中倒闭、破产，如1850—1860年期间，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所属丽如银行、汇隆银行、呵加剌银行、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等，倒闭的还有德国的德华银行和日本、俄国的一些银行。而票商对同官办银行的合作表现得也并不积极。光绪年间，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曾邀请山西票商入伙天津官银，却遭到票号财东们的果断回绝，户部尚书鹿钟霖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也曾号召北京各票号入股，但山西票商出于各种考虑，明令无论票号还是个人都不得入股。
值得一提的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的百年里更多是与钱庄、票号合作，彼此融资联合服务客户，也为中国本土银行引进了全套的金融技术和管理模式。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银行很多主管都是从外资银行挖脚而来，有些主管甚至就是洋人。他们互相帮忙渡过金融危机。
例如，1916年北洋政府印钞过度导致纸币大幅贬值，全国挤兑风潮骤起，段祺瑞政府颁布停兑令，导致全国银行危机。中国银行为自保而抵制停兑令，与英、日、德、美十几家银行商借巨款而渡过危机。同样，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英资、日资银行立即遭到全民挤兑，汇丰银行和横滨正金等银行不得不向中资银行和钱庄、票号求救，得到中国当时的民间银行“北四行”和大量中小钱庄的借款支援。金融业是一个彼此相连的产业，银行破产倒闭将形成连锁反应，中国的金融业在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际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对钱庄和票号来说，先天成长和后天发育，都注定它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