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维新运动萌芽于甲午中日战争。正是因为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使中国受到极大的震动，以前屡败于西洋，现在连日本也后来居上了，竟把大清帝国打得颜面尽失，割地赔款。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华帝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再不变法图强，中国真的没救了。中国的有识之才都强烈要求变法。谭嗣同那颗炽热的报国之心也被点燃，他激动、不安、悲愤而又焦灼……
中国的维新运动萌芽于甲午中日战争。正是因为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使中国受到极大的震动，以前屡败于西洋，现在连日本也后来居上了，竟把大清帝国打得颜面尽失，割地赔款。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华帝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再不变法图强，中国真的没救了。
那么，甲午战争的原委究竟如何呢？
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起于朝鲜，推究祸因，不得不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外交不当遗留的恨事。朝鲜本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同治十一年初的时候，日本与朝鲜之间产生了纠纷，日本就派遣使者来到中国进行挑拨，说藩属国外交事务理当由它的主事国来做主，这是国际公法所规定的。但是中国当局因为怕事，却回答说：“朝鲜的国政，我们大清王朝是从来不参与干涉的，贵国可自己与朝鲜理论协商。”于是日本又派遣使者来到朝鲜，于光绪元年的正月和朝鲜国王签订合约。合约的第一条为：日本将朝鲜视为自主自立的国家，与日本是相互平等的关系等等。这是日本与朝鲜相互交涉的先声。光绪五年，英美德法等国家，相继来到朝鲜提出通商互市的要求，朝鲜大臣们甚为惊慌，犹豫不决。李鸿章就秘密书写书信劝说朝鲜太师李裕元，让他与各国建立条约，他在奏折上说，可以借此来抵御俄国人、牵制日本等等。光绪六年，驻日本的中国使臣何如璋，给总理衙门上书，提出主持朝鲜外交事务的提议，说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领事馆，派遣大臣。李鸿章说现在私下里秘密维持保护朝鲜，倒是进退自如，但如果公开代为出谋划策，朝鲜就未必能听我们的了，而其他各国或许一有事就来问责我们，这会造成日后骑虎难下的局面，到那时，想摆脱这个弹丸之国就难了。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在此上奏，派遣大臣到朝鲜去做通商大臣，全权代理其外交的事物。李鸿章的回复和前几次的提议相同。这是因为李鸿章对属国没有外交权的公法知之甚少，又贪图一时的省事，遂用一番大道理麻痹他人，实乃是他外交事业上的一件千古遗憾之事。自此以往，日久天长，各国都不再以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了。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写明他日如果朝鲜有事，中日两国一方如若要派兵前去，必须要相互告知。于是朝鲜又仿佛成为了中日两国共同保护的属国，这实在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中日两国各说各的理，纠纷说不清楚，才酿成了战争之祸。而这祸事的根源不得不说是外交政策的弊端造成的，这是李鸿章失误的第一件事。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朝鲜东学党叛乱，甚为猖獗。当时袁世凯驻扎朝鲜，职务为办理商务委员。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下属，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他派兵来帮助清剿东学党，又怂恿朝鲜国王向李鸿章乞求支援。于是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一派出海军济远、扬威二舰前往仁川、汉城保护商业活动，并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一千五百个淮军勇士到牙山，并依据天津条约，告知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朝鲜。至五月十五日，日本到达仁川的士兵已经有五千人了。朝鲜大为惊恐，请中国先行撤兵离去以便谢绝日本派兵。中国不答应，与日本多次商讨一起撤兵之事。那是东学党已经被打散。而日本派往朝鲜的重兵，只前进不后退，与中国商议要一同干预朝鲜内政，帮助其变法，文件往来，言辞激昂，战事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这场平叛战争，在中国看来，是藩属国有战乱，卑微地祈求援助，作为宗主国理应承担替朝鲜平叛战乱的责任，所以中国才派兵前往；而在日本看来，既然认为朝鲜是自主国，与各国平等，那么中国急急地派兵前去帮助一个自主平等的国家平叛战乱，其意很难估测，所以日本要派兵来抵制中国。两个国家各执一词，都说自己正确对方错误，都能言出有因，言之成理。但这其中有一个可疑的问题是，中国没有发兵之先，袁世凯多次致电李鸿章说乱党猖獗，朝鲜朝廷不能自己平叛，随后朝鲜国王祈求援助，也是袁世凯指使，那么为什么五月初一才发兵，而初十就已经有乱党平息的奏报了？那是我国的军队还在途中，根本没有和朝鲜乱党遭遇，就是说朝鲜的叛乱没有等待中国代为平叛就已经平息了。而中国无故发兵朝鲜，怎么能不引起日本的怀疑。因此我方说是日本在歪曲事实，日本是不能接受的。有评论者说袁世凯是想借此来邀战功，所以才夸大其词，引起波澜，却不料被日本方面抓住了把柄。如果果真如此，以一己至私念，就使十几万人遭受战乱之苦，毁掉了国家数千年的体面。袁世凯自然不能逃避责任，然而听信袁世凯的话、任用他的人是不是也没有做到知人善任呢？这是李鸿章失误的第二件事。
日本多次提议要协助干预朝鲜内政事务，中国不从，中国多次要求日本撤兵，日本不答应。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便日日期盼俄国英国出面调解处理，北京、伦敦、圣彼得堡之间的通电来往纷纷，不曾间断，俄国英国也托词说一定出力，其实是希望获渔翁之利。拖延时日，中国的战备工作没有落实。到了五月下旬，日本派遣到朝鲜境内的士兵已经有万余人了。中国平时的兵力就不如日本，又加上临时备战，这就更落了后着，让敌人占尽了先机要塞，导致主客易位。其实还没开战胜负之数已经可见了。这是李鸿章失误的第三件事。
三次先机失去后，中日战事开始了。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之命筹备战事。就派总兵卫汝贵统领盛军马步六营进驻平壤，提督马玉昆统领毅军二千人进驻义州，分批起拔通过海路来到朝鲜，在大东沟登岸。又整饬叶志超的部队，让他们移驻平壤，这些部队都是淮军。派遣的这些士兵，用从英国商人那里雇来的三艘轮船分别运送出去，用济远、广丙的二艘兵用轮船做护卫。二十三日清晨被日本的轮船袭击，济远兵船的总管方伯谦看敌人靠近了，惶恐地隐藏在船甲最坚厚的地方，其后日本的炮轰毁掉了他的船舵，方伯谦就高悬白旗，下面挂着日本国旗投降，自己逃回旅顺。高升号商船被击沉，我军死伤将士七百余人。二十七日，宣告各国，命令驻日本的中国公使汪凤藻撤掉国旗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手，叶志超退回平壤，谎报打了胜仗，说于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逐次歼灭倭寇五千余人，得到旨意赏给士兵两万里白银，将士得到奖励者有数十人。从此以后，淮军的威望开始日渐下降了。
到了光绪二十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日本的兵船大量地聚集在朝鲜，多得就像织布的梭子。而中国的各个船舰则躲避在威海卫，在浅水湾处逍遥自在。只有在有人上奏折弹劾他们时，他们才假装派遣一些非主力的部队，开出军港，有时船行三十里就停下，有时行五十里停下，一般都是开船出去，大约五六个小时便急忙往回开，随即快速致电北洋大臣，称这些船巡逻所到的地方，并没有倭寇士兵的踪迹。种种类似的情形，实在是让人感到可笑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