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三年间，之谦刻印最多的，莫过于沈树镛的名印、字印、斋堂和收藏等印，其次则为自用、胡澍、魏锡曾及两位弟子之印。边款中，常记述印文仿效的对象，使人知道他所刻无不有所根据，绝非像某些人所指责他的“标奇立异”和“向壁虚造”。
仿古文物的印章，以仿金文的最多，其中有仿秦诏、汉镫、古泉及镜等，不一而足。
一两年来，之谦无时不在关怀体弱多病，孑然一身的钱式。他远寄温州钱式的印文，就带有关怀和祝福的意味。“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款：
沈均初所赠石，刻汉镜铭，寄次行温州。此篆游戏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蒋以下所能；不善学之，便堕恶趣。悲翁并志于祝福、指点文字来历、表现胸中自信之外，之谦也慎重告诫钱式，要善于仿习，以免堕于恶趣，一片栽培的苦心，跃然石上。
效法秦量诏版的例子中，一方是同治五年为何传洙刻的“竟山所得金石”白文印，一方是同治二年为沈树镛刻的“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白文印。从沈印的边款中，可以见出经过十来月的辛勤耕耘后，之谦在此道当仁不让，超迈前贤的气概：
取法在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同治癸亥十月二日，悲盦为均初仁兄同年制并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文字、秤锤、量等工具，均令统一。秦权上面的铭文，钉在秦量上的诏版，都以当时的小篆铸成。两千年后看来极富古拙之趣。汉镫文字，往往是带有隶意的篆书，之谦此印，颇有冶秦篆、汉篆于一炉的意味。
之谦运用在印章上面的碑碣摩崖等北方书法和图案，以“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封禅国山碑”和龙门摩崖造像为主，并有仿古鼓文者。
祀三公山碑的书体，介于秦篆圆转和汉隶径直之间，关于此碑的来历也极为有趣。
汉安帝元初年间，河北元氏县西的“常山国”，蝗、旱成灾。据说，向西方三公山祭祀祈求可以解除灾厄；不过这时的三公山正为羌族所据，无法前往祭山。常山相冯氏，以变通的方法，在国东的衡山设殿，招请三公山灵前来接受隆重的祭典，结果天降甘霖，民困顿时解除。因此常山国人在祭处立碑，感谢山神，并表彰冯相的功绩。
三国时，吴孙皓天册元年，天现祥瑞，石头上出现“吴真皇帝”字迹，次年正月改元为“天玺”元年，于八月前后，在南京城南方岩山立碑以记其事。碑文书体奇伟刚劲。遗憾的是，原碑发现时早已折成三段，到了嘉庆十年更毁于战火，所以连拓本都十分宝贵。
封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有连续性，孙皓于出现祥瑞改元天玺之后，丞相及百官上封禅礼以应天命，在宜兴西南五十里国山下勒石立碑。碑文由中郎将苏建所书，刻工为殷政何，也是混合了隶书笔法的篆书。
古碑之外，摩崖造像盛行于南北朝时的北方。后汉时刻于陕西褒城县石壁的“石门铭”、“开通褒斜道石刻”，字体都在之谦印文出现过，边款中也加以记述。
留在山东掖县及益都县的摩崖很多。掖县天桂山、云峰山，有北魏书家郑道昭所书“郑羲上碑”与“郑羲下碑”，不仅是沈树镛不计代价搜求和珍藏的对象，也是之谦钻研临摹的对象。
之谦印文和款识中，参考最多、影响最大的，则是洛阳城南伊水畔的龙门石壁和洞窟的摩崖造像。
致力于汉化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逐渐开凿龙门石窟，其后历经隋唐五代，佛龛、石窟、造像记、题名，多达数千件以上，大小不拘，形式各异。有的佛高数丈，如以武则天容颜为蓝本的“卢舍那”大佛；有的高仅数寸。前引之谦“湌经养年”印身所刻佛像和有格眼的阳文造像记，即属龙门造像的风格。
入京后的之谦，既未在礼闱中一展身手，也没有官职，仅为沈树镛做些不固定的刻印、钩碑与考据工作。想重金得到他印章的虽大有人在，但三五知音外，他绝不轻易奏刀。因此，仍是飘萍不定的羁旅，也就无法像他应许钱式那样，找个“植根”的地方。经常受他教导呵护的，反倒是朱志复。之谦仿古碑章中，有方“朱志复字子泽之印信”的白文印，款刻：
生向指天发神谶碑，问摹印家能夺胎者几人，未之告也。作此稍用其意；实禅国山碑法也。甲子二月，无闷从款中，可以看出，之谦对天发神谶碑和封禅国山碑的理解和重视，自信摹印家少有能出其右者。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在篆刻方面的企图；于皖浙合流、“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之余，进而想把古代文字中的“篆分”、“秦诏汉镫”、“天发神谶碑”、“祀三公山碑”等文字，融会贯通，成为完整的艺术新创。
同治二年冬为沈树镛刻“福德长寿”白文印，款书：
龙门山摩崖，有“福德长寿”四字，北魏人书也，语为吉祥，字极奇伟。镫下无事，戏以古椎凿法，为均初制此。癸亥冬，之谦记为树镛刻的“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白文印，之谦言采用祀三公山碑的篆分合法。此外，在仿石鼓、汉砖的印章，也各有一例，加上其他仿碑和摩崖的印章，看起来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给。
沈树镛大量购藏摩崖碑版，考证研究之余，更使他朝思暮想，日夜奔走探询的，是后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以七八年时间刻成的“熹平石经”。
东汉灵帝时大臣马日晖等，奏请以标准字体刻六经文字，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供学者研习。据传为名书家蔡邕等执笔。从前虽有刻成古篆、篆、隶三体的说法，但遭董卓、晋永嘉等乱后，石碑早已残缺不全，现存拓本仅有隶体。
二年秋天，石经拓本稍有眉目，尚未买到手时，树镛便请之谦将预备藏经之室，额为“汉石经室”。除夕夜晚，树镛专程到之谦寓所，告诉他石经已经以二百金买到手的喜讯。当元旦鞭炮声、贺岁声响起之际，两人开始在石经室中，观赏及祝贺。欢喜赞叹之余，之谦奏刀，刻“汉石经室”、“如愿”一大一小两方阳文印。
二年腊月，赵之谦检点一年来的北京生活：撇开家庭的悲剧不谈，北京一年真是安定平稳的岁月。潘祖荫、刘铨福、沈树镛，几位金石与图书收藏家，提供他丰盛无比的研究资料，馈赠金钱、碑版、印石乃至食粮。更欣慰的是著作陆续完成，书法篆刻突飞猛进。
他看着因握刀而起茧的指和掌，想着魏锡曾满载印稿与碑版南归的身影，脑中浮起了韩佛生戏称他们为“印奴”，以及他所刻的“印奴”小印。
锡曾于福州编《二金蝶堂印存》，之谦在序中说：“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赵之谦想到这里，无限感慨地磨刀，刻“终身钱”三字白文印，并落长款曰：
……南望无家归何所，但有二三孤峻侣，商量金石当撰著，刻此解嘲忘尔汝，即此是钱天亦许，任我终身轻取与。怜家富人闻盛举，急走来视筐及筥，妙手空空不知处，令彼一时神色沮。终身钱，足咀，盗贼不忧，忧几辈鼠。癸亥十二月，悲盦居士自作。并题一诗，取笑。
这时的赵之谦，尽管对书法篆刻的喜好愈来愈浓，另一方面怀乡和想念劫后余生女儿的情绪，也无时不在心中萦绕。但为了前程，和不负已故父母当日的殷望，只好暂时抛开一切，在味同嚼蜡的八股文堆中，将希望寄托在一年后的礼部试和殿试。
凡事有得必有失；之谦在温州和福州两地，由于江湜、锡曾二位诗友为伴，重燃起早年对诗的热爱。遭遇坎坷，感慨又多，朝夕吟咏唱和；《悲盦居士诗》中，大半为此际所赋，由钱式整理抄录。
前在温州和福州，江湜是他的知音，认为之谦诗多弦外之音，不失风人之比兴。入京后，宦游京师的乡友周星誉（彦谪，畇叔）侍御，把他介绍给潘祖荫。
祖荫（伯寅、郑盦），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官拜宗人府丞。藏书较树镛还多，雅好金石，并计划刻书以保存战乱期间逃过浩劫的文化遗产。潘氏读了之谦贽见的诗抄，但觉他感情充沛，对世事观察体验，均有独到之处，赞不绝口地说：“二百年来无此手；人事、世情都道尽矣！”对之谦看似随手拈来的题识，潘氏也认为隽永可喜，有功于世道人心。于是他像沈树镛一样，对之谦礼遇有加，审定金石，著录编校，多委托之谦。
可是，入京后一年期间，之谦却少有诗作。《悲盦居士诗》中，仅收的一首是赠棋僧秋航的一首五律，其余零零散散的诗与联，散见于书、画的题识。
秋航，扬州人，俗姓赵，名湛靖，高龄一百零一岁，是少见的人瑞。之谦赠诗云：
惟佛无量寿，一公天告存，悟从生灭法，留得是非根。大局尔犹顾，重围我不奔，他年纪善弈，成败或同论。
之谦自少多才多艺，围棋、鼓琴均是他的爱好。经过人生的种种磨炼，更领悟到是非毁誉，并无一定标准，而棋盘上的成败，反倒显得光明磊落，较少侥幸，因此他所到之处，对弈棋名手，心怀敬重。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完成一部《善弈记》，把清朝开国以来，从顶尖到三、四手弈者的姓名、棋艺记录其上。
同治三年开年之后，他连赋《和陶诗》三首，禅味十足地写出一个人“形”、“影”、“神”之间的论辩。
首先，“形”抱怨“影”，朝夕与共，时时逼人，却又扑朔迷离，忽隐忽现。“形”责“影”是：“相见如相亲，相亲愈相疑，适从何处来，知否我有辞？”影子不甘示弱，立刻还以颜色，认为倏乎来去的影子，不免为喜怒哀乐的身形所累：“于道形清静，于佛念生灭，汝恒为心病，我自不肠热。风月无行地，山川有崩竭，将有来比无，显哉此优劣。”“神”静观“形”与“影”的争辩，觉得实属无谓。天地无非万物之逆旅，随着道和气数而消长，有什么值得争论？因此，“神”曰：“且各守尔分，求得性之具，本来判黑白，焉用相毁誉！此与生俱尽，彼亦时引去，溷迹一天地，忍愿为我惧？比诸何有无，当息身外虑。”
关于诗，之谦自言原本并无兴趣，直到十九岁那年春天，受绍兴大坊口一带扶乩者罗道人的影响，才有意于诗。他在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所撰《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曾叙述一段少年时为赋诗与同学何自芸互相争论的往事，意指生平所学，杂乱无章。其中有一段，可算对其诗的自评：
余时不喜为诗，数年不作，偶有作，信手涂抹成数十百言。若庄，若谑，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经，若小儿语；自芸大恶之，目为颠痫。
诗为心声，表现出一个人的性情和思想，也流露出人生的际遇和学养。之谦曾在《书江弢叔伏敔堂诗录后》，自我剖析行事和思想：
其行事，求经不得，比史不得，等之小说家且不得。其言论，非皇古，非晚近。儒无是，入之佛，佛无是，问之道，道无是，推而远之至于域外，如夷说耶稣新旧诏（按指新约、旧约）、希腊腊顶书仍无是。四千三百年中事，日积月出，不可思议，其可心得；余得傲弢叔者，有此。
此外，他也有仿效“寒山体”，诠释南宗禅学的诗作。
从他学诗的过程，对早年作诗的风格，和对遭遇、思想以及行事的自我分析，不难使人对他的诗作，有进一步的了解。
之谦曾在“叔度所得金石”印边，慨乎其言地刻：“生平不肯为人刻印者，以伎拙而议之者众也。”对于诗，他同样有所顾忌，唯恐因循保守之士又说他“标奇立异”，所以也只好自认“伎拙”、“惧多”，非面对知音好友，绝不轻易赋咏和抄录。同治三年七月，他为友人景初书旧作《读史杂感》纨扇时，就在后识中写：
故余平生不敢于诗，自知伎拙，且惧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