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杜甫的现世关怀之上，尚有李太白的高蹈游仙；在白居易的明朗真切外，还有李商隐的不可捉摸。而更容易拨动我们内心那根无声琴弦的，往往却是后者。“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属于全人类的博大的悲哀；而像“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这样的句子，却只适合孤独自处时，闭上眼睛反复揣摩回味，并藉由此，回到某个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
我国90后的一些天才少女作家如蒋方舟、张悦然等，某种意义上真可算是杜拉斯的私淑弟子。写作，原来可以是一件如此隐秘诡谲又堂皇正大的事啊。
一切尚未开始以前
杜拉斯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杜拉斯经历过几段爱情呢？爱情之外的邂逅纠缠、冲突紧张、分离相聚又是何种状况呢？从通行的杜拉斯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1939年杜拉斯25岁的时候，她嫁给了罗贝尔·昂泰尔姆，1947年，他们离婚了但仍是很好的朋友。1942年，杜拉斯遇到了情人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他们三人甚至友好地共度了一段时期，杜拉斯和迪奥尼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让·马斯科洛。后来，杜拉斯又有过一位英俊热情的作家情人热拉尔·雅尔洛。扬·安德烈亚，则是杜拉斯生前的最后一位情人，他们一起度过了充满激情、混乱和冲突的16年。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这是杜拉斯所经历的最后一段爱情了。
用她自己的话去问问她自己，“在她的生活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使她变成现在这样：既放荡不羁又拘谨不安，既正直善良又虚伪无礼，态度既如此暧昧又如此明朗？为什么如此渴望经历萍水相逢的恋情？而面对爱情却又如此懦弱胆怯呢？”
也许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她对爱情本身的态度，她一生都渴望最纯粹、最博大的爱情。有一位和她合作过的男演员曾经说过：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份对爱情的爱，对几乎是超自然的爱情的欲望。
对爱情的过度渴望，也许部分地源自亲情的缺失。家人之间的爱与恨，保护与伤害，了解与隔膜，就像镜子的两面，都是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外来者来说难以企及的，也并不足为人道——一旦有人坦白而诚实地写出来，我们在震惊而羞耻的同时，也有一种无以言状的放松感：原来，这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只有我和你。
在西贡，有滔滔的河流，一年中没有四季更迭、永远闷热潮湿的天气，头戴竹笠、长衫飘飘的皮肤黝黑的女子。杜拉斯就出生在这里，和她永远有着不知由来的愤怒的母亲，不成器的大哥哥，羞怯而温良的小哥哥。但母亲的眼中通常只看得见大儿子，对于小哥哥和杜拉斯，则笼统称之为“那两个小的”。对于生活的无能为力感，让她一时沮丧而绝望，一时又做出一些疯狂的、超越理智的决定。
杜拉斯说：“在我的书里有关我童年故事的叙述，我忽然间弄不清我回避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想大概说过我们对母亲的爱，可我不知道是否说过对母亲的恨，说过我们彼此之间的恩爱和怨恨，无论是爱还是恨，在这个家庭的破产和毁灭的共同历史中都是如此地强烈，可这一切在当时仍然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之外，对我来说尚无动于衷，只是深深地隐藏在我的血肉里。”
而这些隐藏在血肉中的东西，终有一天会以其他形式爆发出来。当她的小哥哥死后，杜拉斯与这个家庭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中断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也会崩塌，因为它连这雄心壮志都抛弃了。
最初的，最后的爱
当她年轻的时候，她是个不漂亮，可能也不够美丽，但却吸引人的女子。尤其在回到巴黎以后。过膝的铅笔裙，浅口拼接高跟鞋，合体的衬衫和小西服外套，卷发，入时，甚至超越时代。眼睛总像是疲倦似的，有点用力地要睁开往上瞧。对了，她还是个小个子。
后来她穿高领套头毛衫，马甲，短一点点的过膝裙，更加舒适的鞋子。当安德烈亚遇见她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装束了。那时，他还叫扬·梅勒。梅勒是他父亲的姓，杜拉斯将之换成了扬母亲的姓，又在后面加上了“斯坦纳”。于是她的情人便变成了扬·安德烈亚·斯坦纳，这是由杜拉斯创造出来的。
那时，扬·梅勒还在读大学预备班，第一次读到《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于是抛开所有的书所有的作者。他开始读杜拉斯，她的名字，她的作品，她所有的故事和文字。他甚至爱上她的名字，在纸上试着模仿她的签名。
他爱上了她，在遇上她之前。
1975年，他去电影院看她的电影《印度之歌》，在电影结束后的讨论会上。他带了她的小说请他签名，她签了。扬·梅勒终于鼓起勇气，对杜拉斯说：“我想给您写信。”出乎意料，杜拉斯给了这个年轻人自己在巴黎的地址：第六区，圣伯努瓦路五号。
第二天，扬开始给杜拉斯写信，有时一天几封，有时几天不写。不管有没有回音，他不曾想起过这个问题。五年后，扬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想待在您身边。”
从此，他们生活在一起，从1980年到1996年。那一年，她66岁，他27岁。杜拉斯说：“我从来不想它，年龄不重要。”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像我一样认为，扬·安德烈亚实在有几分长得像强尼·戴普，神秘的加勒比船长。他们的爱情，也似乎是在那个巨大的漩涡里，一眼望去让人眩晕，但又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像“死神的舞蹈”。
杜拉斯是个绝对的暴君，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准则来，穿了几年的旧背心，她只愿意借给安德烈亚穿一穿，好陪她一同出去。安德烈亚是同性恋，他们也经常争吵，喝酒，谩骂与出走，但最后，他又回来了。
1996年一个冬天的夜里，杜拉斯突然推醒安德烈亚：“杜拉斯完了。”
《80年夏》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开始，《情人杜拉斯》是题献给她的死亡之后的存在：
是的，我相信，每当您的名字被提到，被读到，您就存在了。来时并不存在，生命的持续就在此时此地。永恒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在产生，存在于那时的东西也存在于现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
写到这里，猛然看到网页跳出的推送消息：2014年7月10日，扬·安德烈亚被发现在其巴黎寓所中神秘死亡。2014年，恰是杜拉斯百年诞辰。西方以百年为一世纪，国人以百年为一轮回。这也许一点也说明不了什么，又或许他又要开始替她誊写稿子，替她去赶走屋外天台上跳来跳去的调皮小猫。最后他们并肩坐下来，晃了晃手中的杯子，点燃了手中的香烟，在升腾的烟雾里，“嘿，故事又要开始了。”
纸中的世界，纸外的城堡
在杜拉斯的世界中，有几条弯曲而明显的主干道。“在那儿，****、爱情、不幸，这些人类普遍具有的东西都淋漓极致地表现了出来。”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换了面孔，有的换了裙子，反复地穿梭在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场景中。
有时她是永隆的那位总督太太，刚从一辆泊在舞厅门前的桥车上款款下来。有时那辆轿车停在码头，那些提着篮子的妇女隔了几条街，暗暗地议论指点着她，眼睛里有发散的光。
有时她是来自内韦尔的法国少女，不知道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将去向何方。清新而单纯，却充满强烈的欲念。他害了她，他对她真好。在和平广场强烈得让人晕眩的阳光下，她看到一群又一群鸽子缓缓飞来。
杜拉斯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写女人，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自己，写那个穿越了多少个世纪中的我自己。”
杜拉斯的电影同样如此，电影本是用来叙述故事、营造梦境的，但“她抛弃了商业电影的套路和叙事。她鼓吹另一种电影，一种不同的电影，她追求的是无法看见和不可言说。”投射或映照在现实中，重现并反映在梦境里。
《广岛之恋》受了那首同名的俗不可耐的华语歌曲的拖累，道德边境，爱的禁区云云，多么拙劣的笑话。它也没有像《倾城之恋》一样，一座城的陷落，也许是为了成全一双人？何来的先后因果呢？也不是所有的后来，都对应着一个开始。
多么复杂而混沌的女人，最喜欢的却是《圣经·创世纪》，太初有道，那样的清澄而明媚，万物有名，生长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而她自己，却像东方《道德经》中的玄牝之门：大河滔滔，不是澄清，也不是浑浊。
在那条大河边，姑娘邂逅了坐在黑色里摩辛轿车里的情人。和安德烈亚在一起后，她将他写了出来，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最后，也是最初。
从开始，我们就知道要分离，清醒的绝望，不安的泪水，每一天，相聚的每一时，每一刻，都在这样令人颤栗的幸福当中。他的呼吸萦绕在她的呼吸当中，她的躯体、四肢好像是从他的躯干当中生长出来，没有明显的界限，没有黑夜与白天。
多年后与你重逢，我将如何向你致意？以沉默？以眼泪？
杜拉斯看到，那位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穿越人海走来，告诉您他将永远爱你，他看到你年轻躯体下的衰老，也认出你衰败面容里的天真。
杜拉斯走了，我们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她。
但是，请记得她说过：即使在死后，她也能继续写作。
这多令人惶恐啊，但是，又真让人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