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课 《尚书》——帝王的治国课本
徐卫东：要讲先秦历史散文，必须从《尚书》开始。一来，《尚书》是中国传统典籍中最为古老的历史文献，是第一部兼有记叙和议论的散文集；二来嘛，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尚书》是孔子编纂的，这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不能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尚书》是孔子给学生们开设的一门必修课。孔子以《尚书》作为其政治理想、政策及政德的教授范本，用以传授弟子。于是，它被后代尊为儒家的圣典，故又称为《书经》。它成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历代帝王必须研习的治国课本，还是贵族子弟跟士大夫们必须遵循的大经大法。可以说，一部《尚书》，蕴涵浓缩了作为中国5000年传统政治道德基石的一组核心价值，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
那么，“尚书”之“尚”取于何意呢？
学员1：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之书”。
学员2：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意思，指的是“君上”。所以“尚书”就是“记录君上言行之书”。
徐卫东：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古人“尚”与“上”通用，“上古”“君上”皆可理解。因为《尚书》涵盖的年代属于上古，这一点无可争议，《尚书》记载的内容大都为君上的训令或出师的誓词，这一点也无可争议。因此王充就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君王的史事，所以叫作《尚书》。
《尚书》曾受到各国诸侯的销毁，如《孟子·万章下》中所说的：“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更是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须烧毁。
学员3：据说最早的《尚书》有100多篇的，可惜都被秦始皇烧掉了。当时济南有个读书人，偷偷地把一本《尚书》藏在家里的墙壁中，没有交出去。因为战乱，他逃亡在外。等到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才回家从墙壁中取出《尚书》，但书已残缺不全，只剩下28篇了。是这样吗？
徐卫东：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后来济南这位伏生氏，就守着这28篇，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但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掉了相邻的孔子旧宅，结果从孔宅墙壁中拆出了一部《尚书》，比伏生的多出了16篇。因为伏生所传全是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写成的，所以人们把它称作今文《尚书》；孔宅壁中发现的是用先秦古文即蝌蚪文写成的，所以人们把它称作古文《尚书》。那么，哪一部是“原装货”？争论了近2000年，到清代才认定伏生的更可靠些。因此，现在研讨《尚书》，只限于今文28篇。
今文《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虞书》和《夏书》疑为春秋战国人根据历史传说而追写，然而那时去古不远，记叙必有所据，故也值得重视；而《商书》和《周书》则是商、周两代保留下来的官方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文章虽经后人增损修饰，但基本上也可反映当时散文的特点。
今人眼中的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应的一种文学体裁。先秦的散文是与韵文相对应的一切文章，是一个包含记叙文、议论文、实用文等在内的广义的概念。所以，《尚书》中所谓的散文，其实就是讲演辞、命令、宣言、谈话记录等，但已具备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虽为“记言”，却并不单调。只是这些文章多是上古口语，不是规范的书面语，所以语法结构与后世差别很大，读起来古奥艰涩，犹如“天书’。我们不妨来读一篇或许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且可信的夏代散文《夏书·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誓”，是君王告诫将士的一种文体，是出征或交战前的******。因诸侯有扈氏不服启继承帝位，夏天子启亲自率领将士出征前去讨伐。决战前，在有扈氏国都的郊外甘，即今天的陕西户县西南面，天子对将士们发布了战争******。首先，告知将士们为何而战和为谁而战：“有扈氏不尊重水、火、金、木、土交替运行的自然规律，怠慢废弃了天地人之正道，因此，上天要剿灭他。现在，我就代表上天对他实施惩罚。”开门见山历数了有扈氏的罪状，以证明讨伐的正义性。接着，严明纪律：“打仗时必须要听指挥，让你们从左路进攻就左路进攻，让你们从右路进攻就右路进攻，让你们驾驭好战车就驾驭好战车。不然，你们就是不服从命令。”运用排比手法，简洁而威严。最后宣布奖惩措施：“如果你们服从命令，奋勇杀敌，那么胜利归来之时我会敬告祖庙，大加赏赐；如果你们不服从命令，临阵怯战，那么我必定会请命神社，罚你们做奴隶，或者杀掉你们！”说得干脆果断，朴实无华，且极具权威性和震撼力。
学员4：启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很抽象，并没有说出什么实质性的罪行来，所以感觉讨伐的理由不充足呀。
徐卫东：是的。那么夏启为什么要亲自带兵去攻打有扈氏呢？《史记·夏本纪》交代了一些背景：大禹作为天子，在东巡的过程中，死在会稽，留下的政权由益接手。益是皋陶的儿子，也是舜任命的山泽之官，在舜、禹两代，都是重要的阁员。再加上父亲皋陶的巨大声望，益接手最高职位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三年之后，益又把政权让给了禹的儿子启。据说，启很贤明，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继承了帝位。但是，有扈氏却不服。其实，这有扈氏也不是外人，他就是启的同姓兄长。他反对启的理由是：以往尧传舜、舜传禹，都是把天子之位禅让于贤德之人，但是，启的继位则相当于禹把天子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启的继位违反了沿袭已久的“王位继承法”，不具有合法性。以此为理由，有扈氏向启直接发起了挑战。
如果说，有扈氏挑战启的理由是启违反了“让贤”传统，那么，启给有扈氏定的罪名就是违背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认为有扈氏对于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的伤害，具有叛逆性质，是对自然规则的轻慢。这种以五行为核心的自然法则，乃是一种更高的、更应当遵循的规则。对这种规则的轻慢，则是一种更严重的不义。按照后世中国的说法，就是违背了天理，因而天理不容。自己的征伐行为，则是代天而罚，替天行道，因而具有足够的正当性。
这一场合法性与正当性之争，最终以有扈氏被夏启的武力所灭而结束。如果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确有其事，如果这个伟大的传统终止于夏启，那么，有扈氏就是捍卫这个伟大的政治传统的殉葬者，他所代表的政治观念，自有其不灭的价值。
还是让我们回到阅读上来。《夏书·甘誓》的文字在被称之为天书的《尚书》中算是比较浅易的，因此就有学者怀疑它是后人所作。但我们读了，大概还是可以了解《尚书》文风古朴、文字拗口的特点。那么，怎么阅读能轻松些呢？作为一般的了解，你可以选择今译本来读，不然的话，就如王国维说的那样，用《尔雅》做工具书，帮你阅读。而且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结合起来读，效果会更好些。因为，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用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对《尚书》作了翻译疏通，所以较为流畅易懂；另外，相关史料也能帮助我们阅读理解，如刚才提到的启伐有扈的背景。
学员5：曾读到韩愈用“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来评价《尚书》文字古奥、语句拗口的特点。“周诰殷盘”是什么意思？
徐卫东：“周诰殷盘”或“殷盘周诰”都是指代《尚书》的。
《尚书·商书》中有一篇叫《盘庚》的非常有名，是最古老、最可靠的殷人作品。盘庚是一位商代帝王的名字。他打算把商的首都从黄河以北迁到殷那个地方去，原因是旧都常受到水害的侵袭。可是老百姓恋着田园故土，不愿挪窝儿。盘庚就向诸侯大臣发表演说，一是讲明迁都的理由，二是训诫大臣们要同心同德，不能阳奉阴违暗中捣乱。盘庚的态度坚决、果断，话里带着居高临下、不容违抗的语气。后来迁都成功，商朝也因此更加强大。
还有一篇《大诰》，是周代的文献。《尚书》中那些号令称为“誓”或“诰”。我们已经知道有关军事的叫“誓”，而平时宣告王命和上对下的指令就叫“诰”。周武王灭掉殷商，仍然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殷这个地方，算是优待前朝的贵族，但同时命令自己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监视武庚。周武王死后，儿子成王即位。管叔、蔡叔心怀不满，就跟武庚一道造反。当时周成王还是个孩子，只好由他的叔叔周公代他兴兵讨伐叛逆。《大诰》就是周公东征前以成王的口气发布的文告。文告分析了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提出了武力解决的办法，统一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三年后，平定了管蔡之乱，重新统一了周朝。
殷商的《盘庚》和西周的《大诰》都是《尚书》中的重要文章，所以后来一说“周诰殷盘”或“殷盘周诰”指的就是《尚书》。
尽管《尚书》的篇目有真伪，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尚书》中珍贵的上古文献价值，司马迁编写《史记》，在记叙春秋以前的重要史事时，几乎全部收入了今文《尚书》。
《尚书》更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价值，从中可以找到先秦各家学说的思想渊源，诸如“中庸”思想、“无为”思想、天道观、礼治思想、民本思想、法先王思想、孝悌思想以及修养观等。而贯穿整个《尚书》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个字——“德”。
在《尚书》今传58篇文本中共有203个“德”字，即使在学界普遍认为相对较为可信的今文《尚书》28篇中也有22篇出现了“德”字，总计100次，出现的比率较其他元典要高得多。在《尚书》中，自尧舜以下，夏禹商汤、文武周召，反复告诫当时执政者的是：有德则得国，无德必丧邦。他们所言“德”的含义有二：一是德政，二是德教。德政，就是施行明德慎罚、立政唯贤、恤民养民等一系列以道德精神为准则的方针政策，减轻人民的疾苦，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创造好的条件；德教，就是以道德精神教育人民，感化人民，使人民具有互爱互助等好的道德风尚和爱国守法等好的精神品质。德政与德教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以德导政”和“以德治国”的理念，体现于《尚书》中所有训、浩、誓、命的全部。例如，伊尹教诫商王太甲的训辞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天道并无私爱，谁敬德则爱护谁。人民也没有永远的爱戴者，只有爱人民者才会被人民所爱。周武王在出师征伐殷商前夕的誓师演讲《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灵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上天之眼通过我的人民而观视，上天之耳通过我的人民而听知。我的人民有灾难，责任只在于我一人！
《尚书》中有两位传布政教的重要历史人物：一是伊尹，一是周公。伊尹、周公是商周政治统治经验的系统总结者，也是华夏政治文化的两位最初传道者。伊尹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敬天保德”。而周公则进一步提出“以德配天”之说，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天人感应之论”。
周公第一次把上天的好恶与地上君主的行为联系起来，倡导“修人事以应天命”。他认为上天是监临下民、赏善罚恶、公正无私的超人格神。另一方面，周公认为君主只要“敬德保民”，就可以感动上天，使天命得以长保。
《尚书》相信国家兴亡系于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种民本和亲民的思想，其实乃是原始的民主思想。因此，民本、民权与民主的思想，是否都起源于西方，起源于罗马，是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但不管怎么说，4000年前，中华民族源于对宇宙运动和历史运动的深刻理解，就表达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理想并非局限于某个历史阶段，也并非局限于某个民族，这应该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理想，是整个世界的终极理想，因为这个理想所要实现的是天地人的合一，在社会政治领域则是要实现统治者与人民，国家与个人，人与人以及社会精神与社会运行的统一与和谐。这其中蕴藏的智慧与明哲令人惊叹，这其中表现出来的执着精神与博大情怀更令人感叹。
《尚书》作为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元典之一，其中还蕴含有丰富而又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育也具有现实意义。
我想问你们：教师在教育中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学员6：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学员7：新课程提倡教师在教学中成为引领者、组织者、参与者等等。
徐卫东：《尚书·说命中》对教师作用作了形象而贴切的概括：老师就像是磨刀石、船和桨、甘霖、良药和眼睛，而学生相应地就像是铁器、渡河的人、久旱的土地、得病的人和要走路的人。这五个比喻将老师在教育中对学生的激励作用和促进作用，对学生获得知识的桥梁作用，对学生情感上的教化、感染和错误行为的矫正作用，以及对学生学习、思考过程中的点拨和引导作用等诸多方面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出来，貌似比你们的认识更为高明和深刻哦。
那么，我们在教育中又应该具有怎样的教育态度呢？
学员8：认真，负责，严格。“严师出高徒”嘛。
徐卫东：在《尚书·舜典》中，舜帝告诫负责全民教育的官员，在教育中要树立“敬”和“宽”的理念。“敬”，就跟你们说的“认真”“负责”一样，要求教育者要严肃、严谨、表里如一、倾尽全力，否则，就不能取得真正的教育效果。“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影响很大，尤其是宋明理学对之非常重视。“宽”是另一个重要的理念，但是长久以来被严重忽视。后来无论是在学校教育还是民众教化中，“严”被过分地强调，“严师出高徒”成了绝对的真理，这点应该得到纠正了。我们应该倡导宽容地对待学生，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产生更为理想的教育效果。
在《尚书》看来，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言或思维层面的教育。如果教育与实践分离，这种教育将毫无价值。《尚书·商书·说命中》强调“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懂得道理并不难，难就难在实际去做。把教育最终都归结到力行实践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注重躬行实践，这本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特色之一，可惜，现今应试教育严重，高分低能普遍，从书本到书本的教育也让学生越来越丧失学习的兴趣，教育现状令人担忧。
学员培训感言选录
朱光华：徐老师乃智者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四天的国学培训让我受益匪浅。谢谢。
严荣君：培训内容好！培训老师好！培训氛围好！概括成两字——三好！
陈孝恩：这次培训让我终生受益，不仅是徐老师的自身魅力，更是徐老师对古典文学的精彩阐释，感谢徐老师。
第十四课 《春秋》的“微言大义”
徐卫东：史书记言以《尚书》为代表，记事则当推《春秋》。《尚书》是儒家的圣典，《春秋》也为儒门六经之一。与整理《诗》《书》《礼》《乐》《易》五经不同，《春秋》虽也有历史文献为依据，但在编撰修订中倾注了孔子更多的心血，寄托着孔子的人生理想，可以说，它是孔子一生事业的象征。因此，《春秋》在儒家经典中享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却又是疑云重重，2000多年来，学界论争不断。关于《春秋》，你们已了解了多少？
学员1：《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据说，在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没有夏、冬，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也就把这种编年史称为《春秋》了。
徐卫东：《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这一体例的产生，堪称伟大创举。
至于为何称《春秋》，说法很多，除了你的说法外，也有认为：古制“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所以取“春秋”二字，以示赏刑，暗寓褒贬其中的笔法；或认为是取自著书的时间——写于春，成于秋，故曰《春秋》。这种著书时间说似乎不太靠谱，因为古代凡是以记事为主的史书大多叫“春秋”，可能还是因为一年中春秋是最好的季节，春是生物之始，秋为成物之终，朝廷大事大多在这两季里举行，于是各国史书就拿“春秋”来说事了。可除了鲁国的《春秋》，其他各国的《春秋》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今天一说《春秋》，自然便是专指这部鲁《春秋》了。
《春秋》的作者是谁？
学员2：《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因此，《春秋》又称《春秋经》。
学员3：我认为《春秋》不是孔子所写。早在孔子之前，各国就有史书。孔子只是在鲁国《春秋》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工作。
徐卫东：这里有个故事，说是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春天，鲁国有个猎户打着一只独角怪兽，谁也不认识，以为不吉祥，便扔到荒野里。孔子听到消息，跑去一看，说：“这不是麟吗？它是为谁而来呢？！是干什么来了？”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因为孔子认为麟是“仁兽”，是祥瑞的东西，太平盛世才会出现，现在它被打死了，难道还会有什么好事吗？这时，孔子已经老了，他为自己的主张奔走了一生，可是没有哪个国君任用他。孔子伤感万分，于是决心写一部《春秋》，让人们从历史的实在例子里得出善恶的教训，也就等于宣传了自己的学说。说干就干，孔子花了9个月时间，一口气把这部书写成。书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写起，一直到鲁哀公“西狩获麟”止。
但这只是传说。孔子究竟是写了《春秋》，还是只是编修，或仅仅是“述而不作”地向弟子们传授？又或者孔子确实写了一部《春秋》，只是并非目前看到的这部鲁《春秋》，而是已经失传的某部《春秋》？我不敢妄下结论。只是从现有史料看，本人偏向于孟子、司马迁所说的“孔子作《春秋》”，是指孔子对鲁国旧史进行了编撰修订。
为何要编修？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时势衰落，道义微弱，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又兴起，臣下杀死君主事情发生了，儿子杀死父亲的事情发生了。孔子深为忧虑，写出了《春秋》。孟子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从前，大禹制服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逐猛兽而使百姓得以安宁，孔子编订出《春秋》而使叛乱之臣、不孝之子心中畏惧。
可见，孔子编修《春秋》的目的是匡救时弊。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了解我的，大概是这部《春秋》吧！指责我的，大概也是这部《春秋》吧！孔子明知自己编订这本书，后人一定会褒贬不一，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可见《春秋》融进了孔子的心血，他的思想和主张渗透在《春秋》的字里行间，这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
学员4：“微言大义”是不是指《春秋》语言非常精练而意义深刻？
徐卫东：基本可以这么理解。《春秋》内容包罗万象，却以“尊王攘夷”为根本大义，以礼乐精神为思想支撑。主要是尊崇周王，遵循周制，维护周礼，确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等级制度。所以一切违背周礼等级名分的僭越行为，必受其谴责；一切遵守礼制的人和事，必获其表彰。志在“拨乱世反之正”。但“大义”是通过所谓“微言”体现的。
我们来读一段文字：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以上是《春秋》对鲁隐公元年的记述。62个字，记录了一年的事情。《春秋》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可《春秋》全书只有16000多字，记载一年史事平均只用了70个字，居然跟今天发一条手机短信的字数限制是一样的，这种巧合也足以让我们惊讶了。
《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多为提纲挈领式的文句，好似仅有标题，没有正文。最长的条文不过46字，最短的，你们猜猜几个字？5个？错，是1个字。隐公八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的时间、地点、灾情等，都没有记。真是比我们现在的微博还要微博哈！
（学员笑）
现在来看隐公元年第一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只有6个字，乍看之下简直是云里雾里的。其实它是在讲“大义”：尊周王，大一统。何以见得？因为夏、商、周三代的正月不同：夏朝以阴历的正月为正月，商朝以夏朝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夏朝十一月为正月。虽然周朝改定了历法，但是民间有仍沿用前朝的，春秋时分立的诸侯，各自为政，也多有不奉行周朝历法的，所以《春秋》开篇就特书“王正月”，表示采用周王所定的正月，这就是“尊王”，而尊王实际上就是拥护统一的中央政府。
再看第三条经文，“郑伯克段于鄢”可称得上是《春秋》中首年记录的列国中的第一大事。郑伯就是郑庄公，而这个段就是他的弟弟共叔段。庄公姑息养奸，纵容其弟野心膨胀，其弟骄纵欲夺王位，庄公乘机在鄢打败共叔段。对这件事，《春秋》只用了九个字：“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夏天，五月，郑伯在鄢这个地方打败了共叔段。这个记载，文字虽少，但是具备了记叙六要素中的四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结果。那么“微言”在哪？如果你去读懂了《左传》中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那就大概可知答案了：郑庄公不仅不管教弟弟，反而纵容其野心膨胀，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被连降两级，称为“郑伯”，这是对他予以讥讽；共叔段不但不辅助兄长，反而欲夺王位，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直呼其名而不说他是弟弟；尤其这个“克”字，有敌对的含义在内，本是打败了敌人称为“克”，现在是兄弟俩如同两个敌国一样争斗。就这一个“克”字，定了郑庄公的罪状。
就这样，《春秋》记述史事极为讲究遣字命意。写战争，《春秋》会选用伐、侵、袭、灭、取、歼和克等不同词语来表达，以“寓褒贬”。再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孔子在“正名”思想的指导下，在《春秋》中就把他们贬称为“子”，以谴责这些诸侯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行径。又如，同样是记叙死人、杀人，也有区别：王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杀无罪者称“杀”，杀有罪者称“诛”，下杀上称为“弑”。
如此一字寓褒贬、字字含深意的语言特点，被后世誉为“春秋笔法”。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也赞“《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我以为，运用“春秋笔法”，就能让“乱臣贼子”胆战心惊，甚至因惧怕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恐怕是过分夸大了文字的力量，最终只能是史家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再说，《春秋》过分含蓄的文字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这种有悖于“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的隐讳，也难以让“乱臣贼子”真正惧怕。
学员5：被老师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所谓“乱臣贼子惧”真的是读书人善良的愿望罢了。还有，这些经典都不好读——《尚书》因为文字艰涩拗口所以难读，《春秋》文字过于简洁，要读懂它，也很困难。
徐卫东：说得一点没错。《春秋》虽然所用的是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但是由于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所以要读懂就不太容易。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于是，《春秋》之后，有所谓“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按儒家经学传统，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帮助理解。尽管读《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所记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但它并非纯粹的解“经”之作，而是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体史书，我们下堂课单独来讲。真正“依经作传”而解说《春秋》的，是《公羊传》和《穀梁传》。
当然，对《春秋》所谓的“春秋笔法”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宋代的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梁启超则称之为“流水账簿”，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春秋》中内涵有什么寓意，认为“微言大义”乃子虚乌有，是出于主观主义的附会和臆断，是为了把孔子和《春秋经》神学化、偶像化。
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讲到孔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曾作过这样的定位：“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春秋》的“尊王攘夷”的“正统”观念，“笔则笔，削则削”的惩戒精神，一字寓褒贬、字字含深意的“春秋笔法”，史书的编年体例等，对后世历史文化的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而作为以治国安天下为价值取向的儒家经典，《春秋》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氏儒学的核心，即是《春秋》公羊学。《春秋》为汉人制法，虽是当时学者的附会，然其思想影响了汉代政治实际却是实情。以《春秋》断狱，是学术影响政治的典型例证。
《春秋》断狱，是指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以儒家经义特别是儒家经典著作《春秋》中的原则和精神作为判案依据。董仲舒熟悉汉朝法律，认为儒家的礼义学说是分辨是非、善恶及贤与不贤的最好标准，而《春秋》则是“礼义之大宗”“天地之常经”。他不仅把“春秋大义”推崇为国家施政的指导思想，而且把它作为指导司法实践、进行诉讼活动的准则。这一主张，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肯定和支持。董仲舒的《春秋》断狱案例，曾汇编成长达十卷的《春秋决事比》，在两汉时期的审判实践中被广泛引用。现大多已失传，仅有少数案例存留。以《春秋》如何断狱？先看三个留传下来的案例。
第一个是甲的父亲因与人争吵发生斗殴，对方用佩刀刺其父，甲情急之下，抄起棍子就向对方打去，不料误伤了父亲。按律殴打父亲当被斩首，后董仲舒根据“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春秋之义”，认为父子乃至亲之情，为救父亲而误伤父亲的行为，并不是法律上的殴打父亲行为，甲只有救父之心，并无殴父之意，故不应受到处罚。
第二个说的是汉代商洛一盗墓者，盗墓时撬开棺木，发现棺木中“尸体”尚有气息，开棺则正好救活了棺中之人。但审判官员认为，盗墓者有心为恶，无意行善，因此仍对盗墓者处以笞刑三百。
第三个案件是有个渔民出海遇风暴，溺死在海中，无法安葬。四个月后，其妻遵父母之命改嫁他人。按当时的法律，夫死未葬不许改嫁，否则就是私嫁，按律当杀头。董仲舒援用《春秋》中记丈夫死了如果没有儿子就可以再嫁的成例和儒家纲常原则，认为这个女子是遵父母之命改嫁，而且她没有淫奔之心，只是为了生活，所以无罪。
从以上案例，我们能看出《春秋》断狱的基本精神吗？
学员6：我感觉，审判官以《春秋》断狱，主要是根据犯罪事实中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判决如何处罚。如果动机纯正善良，即使违法也会从轻发落；如果动机邪恶，即使犯罪未遂也要论罪。
徐卫东：不错，《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就是“原心定罪”，即你说的在审判过程中，着重考察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然后再引经据典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和量刑的轻重。
我们知道秦朝实行法家思想统治，法家的惩处异常严酷。到了汉朝，废除了大量的秦朝苛酷之法，也导致法律出现一些空白或是僵化。在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后，纲常原则与司法实践之间还存在不少矛盾，如果教条式地执用法律，不免出现一些严重不合情理、不符纲常的判决结果，所以需要用《春秋》大义对司法进行一些必要的调节。孔子在《春秋》中宣扬礼义，集中体现了尊王攘夷、尊君卑臣等封建宗法等级原则，这正符合汉武帝试图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等级秩序、强化伦理道德的统治需要，而且《春秋》言语简练，便于随意解释、发挥，于是，董仲舒极力用儒家的思想去指导、改造当时的司法实践，以至于去代替当时的某些具体的法律规定，把儒家经典法律化，以全面确立儒家思想在封建立法和司法中的统治地位。《春秋》断狱盛行于武帝时期，绵延七百余年，到隋唐时期，封建法制完备，《春秋》大义的精义已经基本法律化，中央集权愈发严重，《春秋》断狱才淡出司法领域。
学员7：原以为用《春秋》这样一部编年史去断案，简直不可思议，至少法官可能因此“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不会有什么法律公正。但从这几个案例看，好像还既合乎法理，又近乎人情。特别是从董仲舒用《春秋》中平常的史实为那个可怜的再嫁妇人开罪来看，“春秋断案”还是蛮通情达理的。
徐卫东：儒家一向主张重德轻刑，所以用《春秋》断狱，融情入法，就有了从轻判决救活人命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酷刑、滥刑的作用。这有利于推行儒家“仁政”的理想；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也有助于宣扬礼仪教化，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消极的一面。由于《春秋》文义抽象深奥，便于穿凿附会，因此断案标准难于统一，司法官员的主观臆断事实上成为断案的依据，这就极易导致罪刑擅断，同罪异罚，也为以后的言论定罪、严惩“思想犯罪”、大兴文字狱埋下伏笔。
对于董仲舒倡导的《春秋》断狱，2000年来一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评论，它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一个尚有争论的问题。
《春秋》对于华夏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传统的发扬，影响更为巨大。中原地区的内乱，周边“四夷”的侵扰，是中国古代文化道统延续之两大忧患。由此，“尊王攘夷”便成为中华历史之巨大课题。作为这一思想的“原典”，千百年来，《春秋》一直闪烁着独有的精神之光。逢乱世，其影响感召力弥强。两宋之际，在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大背景下，《春秋》之学日渐兴盛。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43年，马一浮先生在重印宋本《春秋胡氏传》序中讲：“中国之终不沦于夷狄，赖有《春秋》。”
《春秋》一书对于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作为人类历史之共同财富，这部巨著也是华夏民族给予天下后世的一笔特殊文化遗产。如果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历史精神的体现，那么“天下大同”，即是《春秋》对于人类文化前景的预测与憧憬。
孔子作《春秋》本是我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壮举，然而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始终扑朔迷离，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延续千年，至今依然困惑着我们的一桩疑案。在座的若有兴趣，可以尝试破解之。
学员培训感言选录
陈道海：国学真是博大精深，四天的时间太少了，很难深入讲，很多问题只能点到为止，真是遗憾，徐老师的学问只发挥了一点点，希望继续办下去，或者能增加课时就更好，下次还来哦！
李达：国学是那么接近我们的生活，徐老师的讲解很精彩。
陈淑英：学习国学不仅是关乎自身的发展，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前进更是紧密相连的，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学习国学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要将学习国学进行到底！让华夏民族的天空永远飘荡着国学之彩！
第十五课 《左传》：史学和文学的典范
徐卫东：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左传》。《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古文》《左氏》《左氏传》。东汉以后有人称之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并认定它是解《春秋》的“传”。那么，《左传》是否解经之作呢？是否传《春秋》呢？
学员1：从它的原名来看，感觉它应该是传《春秋》的。不然怎么会叫《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呢？
徐卫东：嗯，很多学者认为《左传》传《春秋》。主要理由是：
其一，解释说明《春秋》笔法。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春秋》隐公元年第一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左传》则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首先在“王”字下增一“周”字，说明是周王，同时也说明这里的“正月”是周朝历法。其次解释经文“不书”鲁隐公“即位”，是因为隐公是代桓公摄政，并非真正鲁之君王。告诉我们，依照《春秋》笔法，鲁国十二君，在其即位的元年，应该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其二，用事实补充并说明经文。如《春秋》隐公元年第三条经文：“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则用了700多字，完整、清晰地记叙了郑庄公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尔虞我诈的斗争。郑庄公的阴险狠毒、共叔段的愚蠢张狂、姜氏的自私贪婪和颍考叔的淳厚机智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文中又对《春秋》的“郑伯克段于鄢”作了解释：“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但是，把《左传》当《春秋》的解经之作，历来颇多异议。汉代的博士已称此书“不传《春秋》”，晋代王接认为“《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朱熹更明确断言：“《左氏》是史家，《公》、《穀》是经学。”
本人也认同《左传》并非“依经作传”的经学著作，而是一部自成一家的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但因为其记事详备有助于说明《春秋》，所以也不能说它与《春秋》毫无关系。
《左传》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多出17年。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前454）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18万余字，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远远超过《春秋》。《左传》还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即以年为纲，以事为目，纲举目张，网罗众事。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后代以《左传》为“编年”之祖。
《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也是颇有争议。
学员2：作者难道不是左丘明吗？
学员3：据说左丘明是瞎子，那怎么可能是作者？那时可没有盲文的哦。
徐卫东：《左传》究竟何人所作，历来多有异说。汉代时司马迁、班固都认为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他们说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所以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关于左丘明的史料，文献中记载得很少。最早的记载为司马迁，他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又称其失明或无目。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瞽矇，也就是失明或无目的史官，其职责在传诵历史，太史职在用记录辅助传诵。那么可以断言，左丘明出身鲁国贵族，是一个有文化历史知识的瞽史。
左丘明大概与孔子同时，或稍长于孔子。《论语》中记载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花言巧语，眉飞色舞，点头哈腰，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藏起自己的怨恨，却与别人表面上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可见他曾聆听过左丘明讲诵历史，并同意左丘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刚才有学员问了，既然左丘明双目失明，那时又没有盲文，司马迁、班固等为何就认定他是《左传》的作者呢？我国古代学术，最重传授家法，最先传授者，便是书的作者。左丘明最早把《左传》中大部分史料加以传诵，因此他就是《左传》的作者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左传》的作者并非左丘明。现在一般认为《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学员4：请问，您前一课说《春秋》是儒家重要的经典，那《左传》属于儒家经典吗？
徐卫东：《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了。《左传》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大体上和当时的儒家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尤其是《左传》中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在《左传》记事中明确地表达了民重于天、民为神主、明重君轻、民为邦本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已经接近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了。
春秋以前，天、上帝、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殷商时代，国事无论大小，都要通过占卜的形式，请求上帝来作裁定，这就更为上天至高无上的观念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西周时期，统治者总结商亡经验教训的时候，一方面感到“天命不可违”，另一方面又感到“天命靡常”，于是相应地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这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对天、上帝、神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到了春秋之际，随着社会的剧变，以及民的社会地位的改善与提高，传统的“尊神”“敬天”等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动摇，天、神的地位已开始下降，如郑国执政子产，公然主张重“天道”不如重“人道”，因为“天道远，人道迩”，天道是不及人道的。
随着天、神地位的动摇，神与民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由当初的“尊天”“尊神”“敬天”思想逐渐变化到了“民为神主”的观念。《左传》记载了这一重大变化。如桓公六年，季梁在劝阻随君不要轻易对别国动用武力时就指出：“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这说明他已经有了重民意识，将“忠于民而信于神”作为以弱胜强之“道”了。随后他进一步指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更将民的地位加以提高，将天、神置于人的附属地位。这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民、神关系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是这一时期民的地位得到改善与提高这一现象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庄公三十三年”记载了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话：“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说明时人不但已接受了“民为神主”的思想，而且将其与国家兴亡联系到了一起，重民轻神的意识已十分明显了。这是民本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为邦本”。将“本”的概念引入到君民关系中，更为强调的是民对君的制约这一方面。《左传》在记述事件和描写人物时，明显地表露出了“人心向背”的重要作用，把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负，看成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这说明当时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民力、人力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民对君制约的一面。襄公十四年，晋悼公跟师旷在论及卫国人驱逐其国国君时，认为卫国人做得太过分了，而师旷则认为是卫国的国君做得太过分了，才会招致如此之“礼遇”。师旷认为：
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贤明的国君将奖赏善良而惩罚邪恶，抚养百姓有如抚养儿女一样，覆盖他们有如苍天一样，容纳他们有如大地一样。百姓侍奉他们的国君，热爱他如同热爱父母一样，敬仰他如对日月一样，崇敬他如对神灵一样，畏惧他如对雷霆一样，难道能把他驱逐出去吗？国君，是祭神的主持人和百姓的希望。如果使百姓的生计困乏，神灵失去祭祀者，百姓断绝希望，国家没有主人，哪里还用得着他？不驱逐他干什么？……上天是非常爱护百姓的，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吗？一定不会这样的！
师旷这番针对卫国百姓驱逐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而发的议论，可以说是“水可以覆舟”的一个事例。这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作为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其社会地位是很低贱的，而君主往往忽视下民之微而肆其私欲，由此招致杀身亡国之祸。因此，作者通过大量事例反复强调必须重民和民的可畏性，以此来达到矫正统治者的轻民心理的目的。
春秋时期形成的民本思潮，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是在传统的天道观念发生动摇、天神地位开始下降之时，在当时社会结构出现转型之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提高，以及新兴中下层势力的不断崛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当时社会变化和社会要求下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民本思想和我们今天的人民是国家主人的观点不相同。它强调民的作用，是要统治者抚民、息民，目的是赢得民心，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讲民本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君本，这是根本之所在。
与《尚书》《春秋》有所不同，《左传》不仅是历史资料翔实、思想内容丰富的史学名著，而且它情韵楚楚，文采熠熠，也是一部散文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就散文艺术而言，《左传》已趋于成熟、完善，无论叙事、写人、记言，都有不少新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后世作家往往视其为典范。
《左传》散文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精于剪裁，这首先就表现在它故事性强。我国的散文从早期的甲骨卜辞到《易》卦爻辞，从金文到《尚书》，从《春秋》到《左传》，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叙事的角度看，虽然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中有叙事的成分，但其文字简略，还处在萌芽和雏形时期，而金文和《尚书》则主要是记言。《春秋》虽是一部完整的叙事性散文著作，但其记事简略，完全没有事件过程的记叙和情节的描写，因而没有故事性可言。与《春秋》相比，《左传》的叙事艺术可说是大大进步了，它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
如《晋灵公不君》，写晋灵公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路人，观看取乐；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他就把厨师杀了，放在筐里，让宫女们用头顶着经过朝廷。荒淫无道之极。于是大臣赵盾三番五次地去规劝晋灵公。晋灵公口头表示会改，暗地里却派杀手麑去刺杀赵盾。刺杀过程原文是这样写的：
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说麑一大早就去了赵盾的家，只见他家卧室的门开着，赵盾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他和衣坐着打盹儿。麑便退了出来，感叹地说：“这人不忘记恭敬国君，真是百姓的父母官啊。杀害百姓的父母官，这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这两条当中只要占了一条，都是死罪，还不如自杀吧！”于是，麑一头撞在槐树上死了。
情节可谓跌宕多姿呀。但是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学员5：被老师这么一提醒，我看出来了。这个杀手麑临死前的一段内心独白是不真实的，应该是作者虚构的吧。
学员6：是的。因为谁也没听见杀手的自言自语。但是，作为历史散文，可以虚构吗？那不成了小说了？
徐卫东：好眼力，好问题。在古人眼里，“史”本来就是一种充满夸饰、想象的东西，因此，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有模拟、编造的成分，其中的人物对话我们更不能单纯地认为这是“记言”，而应当像钱锺书先生说的那样，把它看作是“代言”或“拟言”，是作者根据揣测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我们继续来说晋灵公，他派麑刺杀赵盾未遂后，决定亲自出马。一天他宴请赵盾，席间埋伏下武士，准备伺机杀掉赵盾。在堂下等候的赵盾保镖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跑上殿堂，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一边扶起赵盾就逃。晋灵公唤出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打死了猛犬。赵盾乘机逃走，而提弥明被埋伏的武士包围，独自一人应战，终因寡不敌众，遍体是伤，力尽而死。
这些情节的叙述和描写，有悬念，有虚实，有动感，令人惊悚，动人心魄。我们不能不由衷地叹服《左传》在写故事方面的深厚造诣。由此可见，记事详细，善于描绘事件的曲折过程，的确是《左传》的重要特点，也是《左传》故事性强的一个重要标志。
尤为出色的是，《左传》特别善于写战争，这是它高超的叙事艺术集中体现。全书所记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大约四百余次，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成功之处是，写大战役，总是围绕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来写，侧重展示战争的背景、战前的准备、双方兵力的部署、力量的对比变化、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战争双方成败的原因等等，而写战斗的场面往往惜墨如金。
例如大家熟知的秦晋殽之战，是春秋前期一次著名战役，战争的进展是以秦军的全军覆没、三帅被俘宣告结束。《左传》记叙这次战争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通过描述一系列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揭示出波澜起伏的战争发展过程。全文的情节大体上可以作如下概括：大战在即，晋人借助柩声作动员；杞子告密，秦君计议偷袭郑国。蹇叔哭师，欲救远征将士；穆公武断，遂令秦师东行。王孙满观师，断言秦军必败；郑弦高犒师，秦即灭滑而还。先轸论战，晋国群情激昂；殽山决战，秦师惨遭覆亡。文嬴请求，晋襄公放走三帅；先轸骂朝，阳处公追捕孟明。孟明舟中谢赐，决心报仇雪耻；秦伯素服哭师，罪己而不罪人。作者并不拘泥于正面的战争场面渲染，而主要着眼于秦败晋胜的原因，突出了谴责秦穆公“劳师以袭远”“以贪勤民”这一主题。整个故事矛盾错综复杂，情节张弛有致，事件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真可谓妙笔生花，引人入胜。
善于写人物是《左传》在文学上的又一重要成就，往往寥寥数语，便能传人物之神。《秦晋殽之战》中，写“蹇叔哭师”，预见远征将士将惨遭覆亡，秦穆公闻之，派人去骂：“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老不死的，你知道什么！假如你只活六七十岁，你坟上的树木早就长得有两手合抱粗了！因为此时蹇叔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寿了。你看，一句话，秦穆公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形象就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工于记言也是《左传》散文艺术的突出成就。《左传》大量采录当时精彩纷呈的外交辞令，再经过作者的提炼、润色，从而使之更为丰润富艳，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为后世文学家和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还是来看《秦晋殽之战》中所记叙的三段辞令，即“弦高犒师”“皇武子辞杞子”“孟明谢赐”，在《左传》的辞令中颇具代表性：
（弦高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富厚）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
（皇武子辞杞子）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干肉）、资（干粮）、饩（音系，已宰杀的牲畜）、牵（未宰杀的牲畜）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
（孟明谢赐）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这三段辞令，含蓄隽永，各具特色。“弦高犒师”，可谓意在言外，谦恭有理，既不冒犯强秦，又弦外有音，迫使秦军不敢进犯；“皇武子辞杞子”，旁敲侧击，在表示抱歉的客气话中委婉又严肃地揭露敌人的阴谋，下达了逐客令，使厉兵秣马的秦军狼狈逃窜；“孟明谢赐”，则绵里藏针，话中有刺，在感恩戴德的客气话中，隐含雪耻报仇的决心，嘲笑晋君放虎归山的愚蠢。这样的美文，在《左传》中不胜枚举。唐代刘知幾《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
《左传》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员培训感言选录
唐丽琼：培训老师能根据学员现有的工作状态，结合国学的内容，风趣幽默地进行授课，让学员在笑声和掌声中获得知识，启迪智慧，真的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培训，希望多有这样的培训！
戚克威：古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则身肩重任，如何沿袭古人的经典文化和智慧，促进自身的发展，从而带动社会的进步，着实需要实践，更需要时间，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出发了……
储昌菊：培训过程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感觉自己读书太少。每当老师跟学友们侃侃而谈交流时，我只能惭愧自己荒废了许多时光，没去好好读几本书。工作忙碌，但时间要挤总是有的。以前只知道捧着一颗爱学生的心，再加上耐心，就算是一个好老师了，今天深刻意识到，除了要爱学生，能够给他们更好的知识启迪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要努力读书，提升自我文学修养。希望这样的培训以后还能经常参加。
第十六课 亦邪亦正的杰作《战国策》
徐卫东：之前我们讨论的《尚书》《春秋》《左传》都是儒家经典或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而接着要说的这部历史散文著作，却被儒家视为异端，斥为离经叛道的“邪说”，指为“会坏人心术”之书，似乎唯恐避之不及，大有不灭此书放心不下之意。
但是，郑振铎先生对此书却大加赞赏，说：“在《战国策》里面，我们看不到一切迂腐的言论，与一切遵守传统的习惯与道德的行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毁。所有的言论都是独创的、直捷的、包含可爱的机警与雄辩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勇敢的、不守旧习惯的。都是审辨直接的、利害极为明了的。”
在中国文献史上有如此特殊境遇的这部书就是《战国策》。
学员1：很好奇，《战国策》究竟宣扬了什么思想，让儒学者们这么激愤？
学员2：国学书籍中，好像很少有讲《战国策》的，是不是因为它与儒家思想不一致的原因？
学员3：记得以前读过一篇《赵威后问齐使》，写赵威后问齐使，首先问年成和百姓，而不先问候齐王健康，并且说：“假如没有好的年成，靠什么来养育人民？假如没有人民，又怎么能有国君呢？”那时大学老师据此说《战国策》有民本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民本思想不是与儒家思想相吻合吗？为什么还会被称为“邪说”？
徐卫东：有点纠结哦。我们先来尝试了解《战国策》的作者和性质。《战国策》的作者是什么人？《战国策》是“史”还是“子”？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战国策》的作者问题，古代主要有两说：一是战国游士说。《战国策》，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进行编订。因其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隋书·经籍志二》亦称“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二是西汉蒯通说。《史记》有记载说：“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近人罗根泽据此认为《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刘向加以增补编次而成。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此书作者不可确指，但并非一人之作。从此书所具有的鲜明的“纵横”色彩看，它可能出于战国或秦汉之际的纵横家或习纵横术者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