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突出影响
王任叔有丰富的创作、批评经验，又深受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因此，他虽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影响，但这些理论影响大多应该是经过了自己的体验过滤和情感融铸的，其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主要是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文学活动经验形成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文学观念虽然也要受到社会时代巨变的影响，但这与已被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战车绑架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比，仍有一定的“滞后性”。因而，王任叔20世纪50年代文艺批评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与当时文艺政策、主流文艺观念的一些不合拍，甚至是冲突上。概括地说，这就是，王任叔作为“深解文艺”的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理论研究者，更多地坚持了文艺相对于政治的独特性。他思考文艺创作的概念化问题，要求文艺表现人性、人情等等，其观点大都如此，而其必然采取的理论解决方法，只能是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求助。这样一来，曾深刻影响了马、恩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以及马、恩的文艺论述对王任叔的影响显得特别突出。总起来看，王任叔这时受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的文学批评，可以看做是他对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善化和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和坚守。
1.文学语境与批评的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对文学和社会生活尤其是对文学和政治生活的关系认识有偏差，更由于社会生活性质的急剧变化，一些作家观察生活的视角、文学创作的习惯一时扭转不过来，而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又要求作家必须改变，于是便产生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直接造成文学创作的“悲剧”，其主要表现就是文学创作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
王任叔的文学批评首先针对的是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就此问题，他集中写了几篇批评文章，提出了文学创作者的精神资源问题、如何认识生活问题、如何表现生活问题、文学创作者如何面对文学批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
王任叔首先提出文学创作者要有丰富的精神资源，特别是要有历史知识，“我们的作家怕还须多丰富些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7】。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他举了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来劝告作家多读书，尤其多读历史知识，“你从书本上得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知识将会在你熟悉当前工人生活中增加更多的感受”【8】；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说，作家也要学习历史知识，“如果去读一读《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这本小书，那就更容易理解产生阿Q典型人物的历史背景”【9】。同时，他还要求作家学习科学知识，强调作家的知识修养特别是历史知识修养，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直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新时期文学界对“学者型作家”的呼唤，钱钟书、沈从文等学者型作家作品重新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等现象，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这一观点的正确与远见。
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怎样产生的？王任叔认为，这涉及如何认识生活、如何表现生活的问题。在这里，他并没有简单地强调“深入生活”，而是从文学的性质入手，用简明扼要又通俗易懂的话，说明作家如何去认识生活，如何去表现生活。王任叔首先辨明文学创作的性质：“作家的本领不在于记录现实，而在于概括事实，创造典型。作品不是现实的翻版，而是‘第二现实’的创造。”由此出发，他反对“把个别生活局部化、孤立化，或者离开生活的实际内容，只看到事件的过程形式”【10】的公式化方法，因为这种公式化的认识“只知道直接地单线条地或者说，单刀直入地来描写事情对象本身”【11】。“如果这样，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人物形象写成抽象的属性的总和，写成为某种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就是说，写成为概念化的人物了。”【12】
那么，如何去改变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呢？王任叔指出，文学创作者首先要改变认识生活的方法，要树立“文艺作品是通过人的描写来反映生活现象的”，要看到“每一个活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看到“生活本身有它自己的规律，但这个规律是在他全部复杂性中进行的”。他特别举赵树理的《三里湾》为例，来说明“共同的生活现象对每个人的反应是并不相同的，通过每一个人对生活的不同反应的描写，就能揭示共同生活现象的无限丰富的内容”。同时，他通过对《李尔王》的分析和引证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说明“作家的本领就在于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来描写人、描写人的典型性格，而不是从孤立的个别的人的个体去抽取他的思想品质来描写”【13】。
在这里，王任叔从认识生活的方法和艺术表现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述。在认识生活的方法上，他主张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认识生活，把每一个生活事件放在全部生活中，要从整个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中观照一个个生活事件，也就是说要从整体上去把握生活；在艺术表现上，他主张要像赵树理和莎士比亚那样，通过对典型形象的塑造，来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在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中的确出现了某些简单化、公式化的情况，但他准确地指出，这不能成为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理由。他坚定地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就不应该把自己创作的公式化，归因于生活本身的公式化。正因为生活某些部分有公式化，作家就得大胆地拿起笔来，校正它。”【14】这些观点放到当时的社会“语境”中看，我们就不得不佩服王任叔的勇气，更不得不佩服他的敏锐和对文学事业的忠诚。
王任叔50年代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社会“语境”是当时的文艺作品“缺乏人情味”。这种现象和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有联系的，但他对此问题的思考并未局限于此，“他实际上把握住了文学的一个根本特点，从而也就击中了公式化、概念化弊病的要害，找出了克服它的途径”。【15】面对当时文艺作品“机械地理解了文艺的阶级论的原理”的现状，他以一个优秀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勇气和敏锐，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16】因此，王任叔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17】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这样的声音怎能不招致批评、甚至批判呢？
关于王任叔5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出发点，部分学者认为他的文学批评尤其《论人情》是站在“人”或“人情”的理论上的。“文学的直接对象是人，文学的目的是人，因而人也始终应该是创作的中心。”“巴人并不反对解释社会本质，但他认为文学并不是直接去揭示社会本质的，而是通过写人来实现的，它直接面对的是人，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世界’，并且提高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改造和推动社会现实，反过来也仍是为了使之更‘适合于’人生。这就是巴人关于文学要写人情的观点的出发点。”【18】
诚然，在王任叔5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人、人情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但不能说是他文学批评的理论出发点，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美学原则促使他去考虑文艺作品中的人情问题呢？如果我们读一读他的《遵命集》、《点滴集》，很快就能得到答案，这就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像王任叔这样成熟的文学批评家，其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也是贯穿始终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占有绝对的重要位置，《论人情》等文正是他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体现。王任叔从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天起，就踏上了现实主义文学之路，“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巴人的可贵之处，是始终在探索一条深入反映人生和积极改造人生的文学道路。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19】。到了50年代，王任叔不仅在《文学论稿》中推崇现实主义，而且在文学批评中，向大家推荐的几乎全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如杜甫、鲁迅、赵树理、莎士比亚等，在他看来，当时文艺作品的问题恰恰是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把现实主义当成了客观主义。什么是客观主义？就是“把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理解为照抄现实，把文艺作品的创造者，看做是现实的‘文抄公’——还说不上是照相师呢”【20】。以这种客观主义“写出来的作品，既缺乏思想的迫人力，也没有艺术的感染力。而艺术的感染力则是以作家的思想的迫人力为基础的”【21】。在这里，王任叔实际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物的反映”和“人的反映”的问题，就是“被动的反映”和“能动的反映”的问题，这是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问题。1956年王任叔在《文艺报》发表的《典型问题随感》一文，也正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基本论述出发，针对当时的文艺实际讨论典型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王任叔5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论人情》等文是从他一贯的文艺思想出发的，是他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不能说王任叔的文学批评是从“人”、“人情”甚至“人性”出发的。事实上，根据他一贯的文艺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以“人”、“人情”作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他只是在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时候，敏锐地发现了当时文艺作品的问题，因而及时地提出了文艺作品要写人情，要反映人的普遍性，这正是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可贵之处。
2.王任叔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和基本态度
王任叔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其文学身份也是多重的：作家、文学理论家、杰出的文学编辑，最后，他还是一个具有独特眼光的文艺批评家。王任叔文学身份的多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文学批评风格。徐季子先生认为：“形成巴人文艺批评风格的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他的博识和明智。第二是文艺评论和‘杂感’的结合。第三是评论的散文化。”【22】王任叔文学批评风格的形成无疑和他的多重文学身份相联系。他具有文学批评家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修养和个性品质，并造就了他文艺批评的个性特征，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的统一，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文学批评。王任叔的文艺批评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故作高深，没有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批评，而是平实地道出自己的生活体验、艺术体验，以杂感的形式，敏锐地抓住文艺作品的关键问题，以对话交流的态度，针对现象而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作品之方式，进行文艺批评。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至少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文学读者，一种是文学批评者。但是，作为优秀的文艺批评家，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仅有这两种身份是远远不够的，王任叔不仅把多重的文学身份带入文艺批评，而且特别突出作家的身份，把作家式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融入文艺批评。因此，他的文艺批评显得平易近人，情理结合，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理论与实践结合，使他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文字少短，却穿透力强。
“论人情”系列文章中，王任叔就紧密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讨论文艺问题。在《论人情》中，他首先介绍了他自己生活中的间接体验——他有一些青年朋友“在土地改革时期和****、五反运动时期，他们为了同地主和资本家的父亲或兄长划清思想界限几乎采取了统一的‘战略战术’：断绝家庭的来往。不管父亲或兄长怎么写信来‘诉苦’，一样置之不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就是运动过去了，父亲和兄长也接受改造了，还是不理；甚至于他们生活有困难，也不愿意给半个钱。但他们的内心，并不是这样‘坚定’的，有时也会想起父亲和兄长对他们的爱抚，而至于偷偷下泪”【23】。看到这种情况，王任叔的心震颤了，他主张要把“达理”和“通情”结合起来，“能‘通情’，才能‘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24】。这种间接经验使王任叔看到了生活中缺乏人情、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的缺憾，这是他在生活经验中得到的启发。
王任叔不仅结合间接的生活体验，而且把自己直接的生活体验引入文学批评中：这就是儿子克宁的死。“有一天，克宁临走时感到身体不适，天又下着倾盆大雨，他很想留在爸爸身边过夜，可巴人认为军人必须遵守纪律，坚持要他回部队去。结果，克宁一回营地就发高烧，几天后大吐血，抢救无效，邃然去世，年仅18岁。”【25】这件事对巴人的打击很大，也促使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对他不但缺乏父亲的爱，而且表现为没有丝毫人情：这就不能不使我对《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的精神感到惭愧和流泪了？？怎的，我说到哪里去了。”【26】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他写作此文的心情。像这种把自己内心的深层生活体验直接表现出来的写法在文艺创作中是经常见到的，而在文艺批评中确实是很少见的。
为了说明人情在文艺作品中的重要性，王任叔还向我们展示了阅读《一个人的遭遇》时的艺术体验：“我对那篇小说主人公在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中和以后被俘时所表现的一种非常曲折的，但基本上是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到兴奋，但看到他战后妻死子亡，收留下一个孤儿作为自己的爱子的那段描写，我流泪了。在他那亲子之爱的追求中，正表现了他那伟大的人类的爱。”【27】
在王任叔的文学批评中，像这样展示自己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地方很多，这与他作为一个作家、诗人的文学身份是分不开的。他这样写文艺批评，不仅从批评态度上体现出了平等对话、真诚交谈的意愿，而且在效果上，既能“达理”，也能“通情”，真正做到晓之以理、通之以情。文学批评界呼唤平等对话、真诚交流的批评的声音至今不绝于耳，而王任叔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为我们做了示范。
3.文学批评的美学追求
王任叔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批评，虽然以文艺短论为多，但是在这些短论中，仍然体现出他执著而集中的美学追求。通过《遵命集》和《点滴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追求。关于这一点，学者在讨论中多有涉及，此不赘述，只想补充两点：一是他对文学艺术要表现人类普遍经验的追求；二是他对文学形象完整性和丰富性的追求。
王任叔主张文学艺术要写“人情”，“人情”是什么呢？他回答得很坚定，也很清楚：“人情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出乎人类本性的，而阶级社会则总是抑压人类本性的，这就有阶级斗争。”【28】很明显，他的“人情”并不是阶级社会中具体的人之情，并不是个体的、集体的人之情，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的要求、喜爱和希望，是“出乎人类本性的”情，“生存、温饱、发展”都是人类共同的生命欲望，一句话，也就是整个人类的普遍要求和普遍经验。因此，写人情，就是要求文艺作品传达人类的普遍意识和普遍经验，就是要求文艺作品展示人类的生存和生命的欲望和要求，就是要求文艺作品追求最广泛的普遍性，这一要求绝不是对文艺作品的一般要求，而是带有终极意义的要求，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美学的。
在王任叔看来，文艺作品首先要“通情”，“能‘通情’才能‘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在这里，他把人类的普遍要求和普遍经验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80年代，也是极富启发意义的。有学者对王任叔的“通情达理”之说持有异议，认为“这种感情作为一种共同人情，在政治和道德范畴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很少社会倾向性。文学作品很难通过这种感情的抒写而传达出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29】实际上，这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对王任叔的观点理解不够准确的表现。
作为深受鲁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以及经过现代文学多次论争洗礼的文学批评家，王任叔是充分认识到文学阶级性的重要性的，在他的《文学论稿》、文学论文和文艺杂感中，我们都能明显地看到他对文艺阶级性的重视。但王任叔对文艺阶级性的理解，并不是仅仅看到无产阶级文艺的“斗争性”、“战斗性”，他更看到了无产阶级文艺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同一性”，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满怀信心地憧憬阶级性和人类普遍情感的统一。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正是为了人性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主张的阶级斗争也是为解放全人类的。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他认为：“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而我们要使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正是要使人在阶级消灭后‘自我回化’——即回复到人类本性，并且发展这人类本性而日趋丰富。”从这一点来说，写人情不仅与阶级性不矛盾，而且，写人情成为无产阶级文艺阶级性的根本要求，也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内容，由此，他在理论上找到了阶级性和人类普遍要求的终极统一。王任叔的意见很明确，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只是过渡，是暂时的，“其终极目的则是为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30】。因此，文艺要为阶级服务，就必须与解放人的本性结合起来，要“达理”，必须先“通情”，“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来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而且使之日趋于丰富，这种远大的目的性，文艺家是应该放在心里的”【31】。
王任叔的写人情，从表面上看是对当时文艺作品内容的要求，但从理论上看，是对文艺根本性质和终极目的的辨正，要求文艺表现整个人类的普遍经验和普遍要求，不仅找到了文艺的历史归宿，也找到了文艺的美学归宿。
王任叔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批评中，以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特别强调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这个问题和他对当时文艺作品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就要重视人物的丰富性，要写人，要展示整个人类的普遍经验，就要揭示人的精神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在他看来，人的性格绝不是单一的，不是简单的，如果简单化地处理人物形象，就会使文学形象失去生命。“写一个革命的战士，如果在写他战场上杀敌的勇敢以外，也写写他日常生活中见到一个人的死亡或受难而伤心流泪，那战士的形象也就更完整了，更有生命了。这看来是矛盾现象、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32】
在这里，王任叔要求把革命战士的阶级性和普通人的“人情”结合起来：写战士勇敢杀敌，这是阶级性、革命性，但仅仅写出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战士首先是人，它应该具有人类的共性，如果文艺作品只能写出人物的阶级性，而忽略了人物的“类”的普遍性内容，人物形象就不能完整，势必导致类型化人物，就会“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因此，他要求在写出人物革命性时，还要揭示人物身上所蕴含的人类的普遍精神。
其次，王任叔对人物形象的要求是“更完整、更有生命”：要完整，就是要写出人物性格的无限丰富性；要有生命，就是要揭示人物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意义。既要揭示其“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面，还要揭示其“个性”的一面。一句话，就是要写出“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生命意识，还要像“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作品”那样，“在情节的无限丰富性和生动性中来表现人的性格”【33】。
最后，王任叔要求的人物形象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在他看来，就是要揭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并且要注意挖掘人物矛盾性格之间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勇敢杀敌”和“伤心流泪”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统一的，它们是战士完整性格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把这些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性格内容揭示出来，并把它们统一起来，是文艺家、文艺作品的必要工作，这种统一也就是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完整性结合起来。实际上，在生活中，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被称为“20世纪人类梦想家”的人本主义学者埃利希·弗洛姆，把人的性格分为“生产性性格”和“非生产性性格”，每一种性格内容都有两种取向，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矛盾的统一体【34】。由此可见，王任叔对人物性格矛盾统一体在文艺作品中的要求，暗合了现代心理学、美学的研究成果，由此我们也不难见出他的远见。
我们知道，关于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是黑格尔对文艺的基本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文艺的论述中，更加强调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王任叔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坚持了这一传统。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的讨论，使我们更加确信了王任叔的深刻和勇敢，早在50年代，他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人物性格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矛盾统一对于当代文艺作品的重要性，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王任叔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来认识当时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等等时，与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时有龃龉，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恰恰说明了王任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科学性。而为了说明自己观点的科学性，王任叔需要不断地借助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导师的观点，这使曾经深刻地影响了马、恩等的西方现实主义创作和理论在王任叔那里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认真阅读王任叔的相关著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等的作品和观点不时被提及，这清楚地说明了西方现实主义创作和理论对王任叔的深刻影响。
注释：
【1】陈梦熊：《“左联”十年时期的王任叔》，《西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杨幼生：《〈文学读本〉——巴人的一部文艺理论力作》，《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南志刚：《论巴人五十年代的文艺批评》，《宁波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巴人：《遵命集·后记》，北京：北京出版社，1967年。
【3】巴人：《遵命集·后记》，北京：北京出版社，1967年。
【4】赵冷（王任叔）：《革命文学的我见》，见《革命文学论文集》，上海：生路社，1928年。
【5】戴光中：《巴人传略》，《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第54页。
【6】巴人：《点滴集·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7】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见《巴人文艺短论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81页。
【8】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见《巴人文艺短论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82页。
【9】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见《巴人文艺短论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83页。
【10】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见《巴人文艺短论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85页。
【11】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见《巴人文艺短论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89页。
【12】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见《巴人文艺短论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
【13】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见《巴人文艺短论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89页。
【14】王任叔：《作家应有丰富的知识》，见《巴人文艺短论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15】王铁仙：《论巴人的〈论人情〉》，见《巴人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97页。
【16】王铁仙：《论巴人的〈论人情〉》，见《巴人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18页。
【17】王铁仙：《论巴人的〈论人情〉》，见《巴人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20页。
【18】王铁仙：《论巴人的〈论人情〉》，见《巴人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97页。
【19】吴中杰：《论巴人的文艺思想》，《宁波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26页。
【20】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40页。
【21】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41页。
【22】徐季子：《巴人文艺评论的风格》，《宁波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27-31页。
【23】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24】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
【25】戴光中：《巴人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26】戴光中：《巴人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
【27】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08页。
【28】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
【29】王铁仙：《论巴人的〈论人情〉》，见《巴人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102页。
【30】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99-400页。
【31】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04页。
【32】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08页。
【33】王任叔：《王任叔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34】南志刚：《弗洛姆：新精神分析美学》，朱立元：《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7-2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