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1903－1987），原名治华，字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余杭），1903年出生于北京，1987年逝世于台湾。他是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和翻译家。作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的梁实秋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体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表现出了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的特征，因而梁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新人文主义群体除学衡派之外最重要的代表。毋庸讳言，除了曾借籍杭州外，梁实秋的文学活动、文学观念与浙江地域文化的事实联系很难发现，但他特立独行地执著于自己的文学主张，以及其文学见解中的理性审慎等，又展现出了明显与浙江地域文化精神相似的特征。
一 对梁实秋文学理论观点的初步评价
梁实秋的文学理论观点，以及中国其他的新人文主义群体成员的思想是比较难以评价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如果把他们的思想观点放到20世纪20-40年代的社会现实中审视，明显可以发现其有些扞格不入：当国家民族处于战争漩涡、社会动荡之中，甚至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梁实秋等人所主张的仍是文艺、审美相对于社会现实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们的看法从学理上看又是有道理的，即如果取消了文学的直接功利性与超功利性之间的理性张力，文学本身不就被取消了吗？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这带来了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严重戕害人的精神灵性的社会文化问题，而这使人们对梁实秋等人所主张的新人文主义观念有了更多的共鸣。特别是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迅速提升，这使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获得了极大的扩展，这就又放大了我国的新人文主义思潮要求理性地、同情地对待传统文化的主张所具有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我国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梁实秋的文学理论，在进行客观评价时，以上两个方面的得失都不可偏废，即既不能忽视梁实秋文学观点的失误，也不能放大它的价值，认为它没有一点问题。我们的看法不是简单的客观理性、“中庸调和”，而是认为：文学见解、思想观点可以适当多元，但时代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应当在多元的理论见解中有所反应；学术评价应当关注人们的理论见解对时代现实的反应方式与效果，然后在此基础上评估其观点的意义和局限。
在认识和评价梁实秋的文学理论时，我们觉得将之与梁启超后期的文学观点进行一下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的基本理论主张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梁实秋来说，他认为文学与人性、人生是统一的。梁实秋主张“文学的本体是永恒的人性”是众所周知的观点，即他要求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1】。而人性在梁实秋看来，又不是抽象的，而是在人生中表现出来的，是人多样的生活形式和内容中永恒不变的东西。他说：“人的生活形式，各地各时各有不同，所呈现的问题亦各有不同，但是基本的人性则随时到处皆是一样的。”【2】因而，梁实秋在要求文学表现永恒人性的同时，又强调文学与人生的统一性。他说：“艺术与人生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将要在文学里认识人生，领悟人生。”从文学对人性、人生的表现出发，梁实秋指出，文学活动有其严肃性，“文学不是给人解闷的，文学家不是给人开心的”【3】。但是，梁实秋强调文学与人性、人生的密切联系，并不认为文学因服务于人生、人性而低于它们；他又提出文艺活动中“文艺本身就是目的”【4】的看法。也即在梁实秋的观念中，文学、人性和人生是“三位一体”的存在，三者是统一的。
就梁启超来说，他后期的文学观念也是强调文学与人生活动的统一性。在谈及诗歌创作与人生的关系时，梁启超曾说：“我们应该为做诗而做诗呀，抑或应该为人生中某项目的而做诗？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5】在“为诗歌而诗歌”与“为具体的人生活动而诗歌”之间，梁启超认为自己不能，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清楚地说明他也是主张诗歌与人生的统一的。
进一步看，梁启超的文学观点是不是只是在“理论话语”上与梁实秋的相一致呢？我们认为，两人文学观的具体内涵也是比较接近的。先就梁实秋的人性概念来看。梁实秋所说的人性，“就质而言，是‘理性’、‘较高的情感’和‘较严肃的道德观念’；就量而言，它是人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的”【6】。概括地说，梁实秋的人性是指人所特有的情理统一、具有永恒性的特点。而梁启超在后期的人生观是趣味人生观——他提倡人应该愉快地承担人生责任，积极进取，即他要求人是自由意志主体。梁启超说：“我承认人类所以贵于万物者在有自由意志，又承认人类社会所以日进，全靠他们的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之所以可贵，全在其能选择于善不善之间而自己做主以决从违。所以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7】。梁启超把人的自由意志看成是善与理智的统一，这清楚地说明，他后期的人生观中所包含的“人性”观念与梁实秋的人性观念是相似的。因而，两人主张文学与人生相统一的文学观，在内涵上也是接近的。总之，梁启超虽然并不属于我国新人文主义群体的成员，但他的文学观与梁实秋这位我国新人文主义群体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文学观非常接近，这是我们尝试把梁启超与梁实秋进行比较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对梁实秋和梁启超进行比较研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梁实秋在现代文学史上主要的论争对象是革命功利主义者，而论争双方的文学观念在梁启超自己一个人的身上都出现过。梁启超前期的三界革命论所坚持的是文学功利论，而后期的趣味主义人生美学坚持的是与梁实秋类似的文学观。而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之所以有前后期的变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他自己文化立场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准确地把握梁启超后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对我们客观地认识梁实秋的文学观念应该有所启发。
具体地说，梁启超在19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形势下，早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就明确提出了自己主张中西文化融合汇通的中西文化结婚论。他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8】这一生动形象的中西文化结婚论清楚地说明，梁启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选择的是以“我”为主，中西结合创新的立场。这一文化立场在梁启超论及诸多涉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时，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在谈到我国的学术发展、文学革命、新民人格的培养等等问题时，他所持的都是引入西方资源，以实现自我传统更新的观点。
但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早期的中西文化结婚论其实是有思想前提的，这就是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先进的，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需要变革，所以梁启超此时的中西文化结婚论偏重的是“娶西方美人”，引入西方的科学文化。而梁启超的中西文化交流观念在后期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把西方发达的科学、物质文化当成解决民族危亡问题的救世良方，但欧洲一战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使梁启超信奉科学、物质文化的思想被触动了，他更加意识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他又提出了中西文化结合论。梁启超的中西文化结合论，虽然表面看起来中西并重，但其实他阐述问题时的重心放到了我国本有文化传统的淬厉更新与发扬上来了。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论及中西化合论时，说：“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的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9】这里的“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一变化是梁启超的学术立足点发生了变化——他要做“世界人”的反映，同时也是其中西文化交流观念变化的表现。
当梁启超的中西文化结合论更多地强调我国传统文化的淬厉更新时，他注意到了我国的人生哲学传统。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比较中西哲思的差别时，认为“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10】。梁启超后期所坚持的与梁实秋的类似的文学观，就形成于他对我国人生哲学传统的淬厉更新，它应该是梁启超的中西文化结合论在美学领域结出的硕果。
梁启超后期文学观的形成如上所述，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它呢？这是个非常复杂但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与对梁实秋文学观的评价紧密相关，这也正是我们不厌行文枝蔓，特别论及梁实秋的文学观与梁启超后期文学观的比较的主要原因。概括地说，我们认为不能对其进行不客观的拔高，虽然梁启超后期文化研究的立意高远，即他主张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以发展我国文明的同时，“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就事实来说，我们非常清楚，在中西社会文化发展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条件下，要拿我们发展了的文明去补助西方文明的想法，即使完全不考虑发展我们文化的艰难性，也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如果只从理论上说，也不能因为梁启超后期的文学观念非常重视个人自由，比较契合社会文化现代发展的要求就抬高它的价值。对梁启超的自由美学观念，笔者曾著文进行过探讨。【11】我们认为，梁启超在自由观上非常重视个体自由与团体自由的统一，他前期比较重视团体自由，后期更为强调个体自由的价值，这只是因为国际形势的严峻和个人文化立场的调整造成的，其基本的自由理念并无根本的变化，因此他前后期的自由美学观念也没有价值高低的区别。
对梁启超后期文学观的大致评价，可以作为我们把握梁实秋文学理论观点的基本线索。为了形成更为客观准确的评价，还是让我们从对他文学观点的具体认识逐步展开。而限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的认识水平，可能我们在这里只能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更为深入的探讨还要期待方家的如椽巨笔。幸运的是，正如朱寿桐先生所指出的，“学术界对于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较为集中的学衡派和新月派特别是梁实秋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12】，这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