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情育的美育
王国维在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中西美学思想结合的创新，所以他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念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吴文祺就著文《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把王国维看成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高度肯定了王国维文艺思想的革命意义。【10】后来，李长之在《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他继承了传统的中国式的批评的方式，颇又接受了点西洋的思潮，有他独到的见地，而做了文学革命的先驱。”【11】这就更为具体地指出了王国维文艺思想的革命性所在：中西结合的理论创新。
然而，要准确地把握王国维的文艺批评、文艺观念，应该从他的学术救国，特别是美育救国思想谈起，因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是其学术救国前提下的认识结晶，是其美育救国思想的构成部分。因而，我们只有对王国维的学术思想、美育思想有了准确的把握后，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王国维的文艺思想。
上文我们曾提到，王国维在前期因为重视学术研究，而对哲学、艺术非常关注。但哲学与艺术两者毕竟一个是知识性的，一个是情感性的，有明显的区别，王国维把两者等同起来看成是学术研究的代表，原因何在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艺术和哲学从性质上看都是以宇宙人生的真理为目标的，“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12】，两者的不同只是两者的活动方式有所区别，即“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13】。其次，他认为艺术和哲学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有些著作到底属于哲学著作还是文艺作品不好区分，它们可能既是思想深刻的哲学作品，同时又是文辞精到的文艺著作；另一方面，哲学中的美学这一分支学科，对文艺活动有实际的价值作用，它“得使旷世之才稍省其劳力，而中智之人不惑于歧途”。
总之，因为哲学和艺术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王国维的重视学术研究转变为了重视哲学和艺术。其中哲学思想因为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广泛的影响，所以王国维在谈到学术研究时，有时指的就是哲学研究，而艺术因为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能够更好地实现王国维所追求的学术救国理念，所以王国维虽然在总体上对哲学和艺术是同等重视的，但他的看法有时也有细微的不同，即当他更强调学术的功用时，他更加重视的是艺术特别是美育的意义。
1.王国维的美育观点
王国维在教育理念上强调培养身体与精神充分而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14】王国维在教育理念上强调人精神与身体各方面能力的充分而和谐的发展，这一思想是科学的，至今不失其积极意义。
而就对人的精神能力的培养来看，王国维认为美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受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把人的精神能力分为智力、感情及意志三部分，认为“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而美育在他看来，主要是情育，是作用于人感情的陶冶与提升的，但又不仅如此，他认为情育同时还是智育、德育的媒介，对智育、德育有促进作用。“美育者，一面使人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这主要是因为，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的精神能力是不能在事实上截然区分开来的，“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美育既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同时又会影响人的智育和德育，从而起到促进人精神能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所以，王国维对美育高度重视。
有时，王国维在论述中特别重视美育对培养人道德品质，即作为德育之助的重要作用。从美无关于利害出发，王国维认为美能够“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从而提升了人的道德感。王国维还强调，就个体来说，美育能提升人的道德品质，使人达到道德自由境界，就社会群体来说，美育能够实现完美的道德王国。这一看法充分揭示了美育对德育的辅助功能。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王国维在肯定美育对德育的辅助功能时，并未取消美育的独立性，而是恰恰相反，他非常注意美育相对于德育的独立性。如他在论述小学唱歌科对修身科的作用时，非常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前者成为后者的奴隶，“而得保其独立之位置”【15】。为此，他特别关注歌词的选择。“唱歌科之补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歌词）。虽有声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为唱歌科之材料也。故选择歌词之标准，宁从前者而不从后者。”王国维强调选择歌词时应以音乐而不是道德为标准，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美育独立性的重视。
王国维不仅在理论上把美育与“完全之人物”的培养结合起来，表现出深刻的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理念，而且从其学术救国思想出发，对艺术美育功能的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如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入探讨了《红楼梦》在伦理学上的价值，指出它作为艺术作品，同时以解脱为理想，对救济人生有双重的意义：审美的救济和解脱的救济【16】。再如他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高度肯定了古雅的美育功能。王国维对古雅的研究固然主要是“因美学上尚未有专论古雅者”【17】，他要对这类虽非天才的创造物，但与天才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有相似性质的对象进行探讨，即主要是出于客观的纯学术动机，但我们认为对王国维选择古雅作为研究对象，以及他肯定评价古雅的价值，如果完全否定他在“学术救国”方面的考虑也是不客观的，因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选择，除了与直接的客观学术动机相关外，也应该与其内心深处的学术追求有紧密联系。具体到王国维对古雅价值的论述来看，这种联系比较明显，因为他超脱了“美学”的考虑，从教育众庶的现实需要出发更多地肯定了古雅的美育普及功能。“至论其实践之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虽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创造优美及宏壮之物者，亦得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又虽不能喻优美及宏壮之价值者，亦得于优美宏壮中之古雅之原质，或于古雅之制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然自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著可也。”王国维从“教育众庶之效”方面，肯定了古雅优于优美及宏壮的价值。他认为，古雅的创造、欣赏能力能够由经验的修养获得，不是先天的，所以它是美育普及的媒介。这是因为古雅的创造与欣赏能力因其后天性，是普通大众能够通过修养而具备的，而天才的高度普通大众难以企及，所以天才创造的美育普及功能有限。也即，古雅因其“平民性”充分保证了美育功能的发挥，它的美育功能影响范围大，成效较为显著。
王国维还紧密联系当时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探讨了美育的现实作用。在《去毒篇》中，他针对我国民吸食鸦片的恶习，探讨了艺术美育所具有的治疗拯救功能。王国维从自己对人嗜好的研究——嗜好是人为了消除空虚的苦痛而进行的以活动本身为目的的、发泄过剩精力的活动——出发，认为中国人喜欢吸食鸦片主要是因为在感情上“无希望、无慰藉”。他说：“今试问中国之国民，曷为而独为鸦片的国民乎？？？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于感情上而已。”而“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所以，针对国民之感情，王国维为根本上禁鸦片开出的药方是宗教与美术。“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18】王国维把美育和宗教看成是治疗国人吸食鸦片恶习的根本途径，这诚然有一定的思想偏颇，颇有书生空谈的意味，因为鸦片问题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国内社会管理的落后等等是紧密相关的，美育、宗教根本承担不起王国维所说的那样重要的责任，但他所提到的应该重视美育的精神治疗作用也不是全无道理，特别是他所说的“故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所论还是比较客观的，至今仍有其思想启发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2.中西结合的王国维美育思想
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研究实践了他所主张的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中西结合。紧密结合中西美育思想传统来论述具体问题，是他美育思想研究的突出特点。如他在论述美育的必要性时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希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也。”【19】对中西方的相关美育思想的娴熟引证，清楚地说明了他在中西结合方面的努力。在王国维关于美育问题的论述中，此类论述很多。具体分析其内容，可以看出中西美育思想都给了王国维深刻的影响。
就我国传统的美育思想方面来看，王国维非常重视儒家在人格教育方面的艺术教育传统，特别是乐教传统。如他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就深刻揭示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这一方面的美育思想。他指出，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20】。孔子强调人的人格培养应该达到一种道德自由境界，而这一人格境界与审美有明显的相似性，它们都是一种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生自由境界，所以孔子在教育方面发展了我国古已有之的乐教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美育思想，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对天人合一的人生自由境界的推崇，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作品的常见内容，王国维谙熟、推崇这类作品也说明了他对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服膺，如他对苏轼的“寓意于物”思想和邵雍的“以物观物”思想以及陶谢田园山水诗歌的欣赏即为明证。
就西方美育思想方面来看，王国维非常重视源于康德，由席勒和叔本华明确提出的以审美超功利性为理论核心的美育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最早在理论上充分说明了审美的非功利性，这一看法后来成为席勒、叔本华美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康德提出的审美非功利性思想也是王国维美育思想的出发点和理论核心。王国维把美育看成情育，从知情意三者既互相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的思想出发来认识美育，特别是他高度重视美育的超功利性和独立性，这无疑与康德美学的直接影响是分不开的。另外，王国维古雅说中的美育普及思想也可以看出康德的审美非功利思想的直接影响。康德强调审美愉快的超功利性，与他重视美的形式性是一致的，或者准确地说，在康德美学中，审美愉快的纯粹性恰恰是由美的形式性所形成的。这是因为形式不是质料，它所引发的愉快必然不是占有、享受事物存在的功利愉快，康德就是由此来把握审美的非功利性的。因而，美的非功利性和形式性在康德美学中其实是统一的，它们是同一思想的两个不同侧面。王国维在接受康德美学的审美非功利性思想时，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也被同时接受了，这就表现在了王国维古雅说的美育普及思想中。从康德形式主义美学的观点出发，王国维指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古雅美自然也不例外，王国维说它“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21】。而因为古雅美在王国维看来是后天的、经验的，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因而它具有普及美育的作用。
在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中，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在生命意志本体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了康德的审美超功利性思想。他认为，人是受生活之欲驱使的，而“欲壑难填”常使人感觉到空虚、绝望和恐惧，只有审美静观才能使人摆脱生活之欲的驱使。叔本华的审美静观理论强调审美主体对生命意志的超越，这是对康德审美超功利思想的发展。正是在叔本华的审美超功利思想影响下，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入阐发了《红楼梦》的艺术教育价值，即他所指出的《红楼梦》的伦理价值：一方面宝黛的爱情悲剧表现的生命欲望的毁灭具有引发人摆脱生命意志驱使的作用；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悲剧艺术从性质上看是审美性的，它能够使创作者和欣赏者实现对生命意志的超越。
席勒的美育思想对王国维也有极为重要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在美育与德育的内在联系这一问题上，席勒的观点直接影响了王国维。众所周知，席勒继承了康德美学强调审美的超功利性，把审美看成是认识与意志沟通的中介的理论观点，强调审美具有使人摆脱物质需要，达到道德生活境界的中介作用。他甚至改变了审美在康德美学中只起沟通认识和道德的中介作用的观点，认为审美是人应该追求的自由人性活动，它高于人的道德理性生活。对席勒甚至认为美有高于道德的“无上之价值”的美育观点，王国维非常了解。他的美育与德育不可分割的观点，就是概括了康德、席勒的美育观点后提出的。“顾无论美之与善，其位置孰为高下，而美育与德育之不可离，昭昭然矣。”【22】除此之外，席勒把审美、文艺看成人发泄势力之欲的精神游戏活动，也对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有一定的影响。王国维非常重视艺术、审美作为“高尚的嗜好”所具有的美育功能，他认为艺术、审美具有能够提升人的生活品味、给人以情感安慰的美育功能；而对于艺术、审美这一“高尚的嗜好”，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直接援引了席勒的观点，认为文艺是过剩精力的发泄。他说：“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23】所以，我们认为席勒对王国维美育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重要的。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美学家对王国维美育思想的影响是综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以审美非功利性思想为核心，康德、叔本华和席勒等的美学、美育思想共同影响了王国维对艺术教育、美育的认识，它们各自对王国维美育思想的影响有时很难区分开来。比如，王国维把文艺看成是人势力之欲的活动除了主要受席勒的影响外，也不能排除叔本华意志本体论的影响。而且，影响王国维美育思想的还远不止康德、叔本华和席勒这几位美学家，比如心理学家海甫定对王国维的影响【24】、德国美学家谷鲁斯对王国维的影响都是无法否认的【25】。总之，王国维正是在西方美学、美育思想的影响下，密切结合中国传统的美育观念，联系现实，深入地阐发了自己的美育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