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根据《浙江文献集成》编纂的需要，我们申报了《陈望道全集》的编纂项目，2006年6月项目申请获得批准。自此到编纂总体上完成，经历共四年有余。
陈望道先生1891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后求学于日本，归国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同时从事教育、翻译、撰述、研究以及高校的管理与领导工作。在数十年的生涯中，先生始终是一位革新者、一位爱国人士。他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社会的动态，倡导社会正义。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还时刻放眼天下，撰写时事评论、随笔，评述社会发生的种种现象，抨击各类假恶丑，提倡白话文写作，主动实践新式标点符号，推动文法革新讨论，进行着语文改革的探索；积极关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和广大劳工阶级的利益，发出了良心与正义的有力呼声。与此同时，先生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从事相关的文化学术工作：翻译最新的国外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介绍当时先进的思想文化，在哲学、美学以及语言文学等领域都卓有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热情而真诚地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强调科学研究和学科教学的重要地位，十分重视学风的建设，为新制度下的高校建设做出可贵的探索，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与复旦大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陈望道先生无论从中国现代史的政治地位上看，还是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上看，不论是从先进思想的传播以及推动的历史地位上看，还是从专业学术研究的贡献上看，都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精神文化遗产，他的数百万字的成果就是让人钦敬的丰碑。“陈望道先生是举世公认的著名学者、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新文化运动的老战士。”【1】整理编纂《陈望道全集》首先是对望老本人文化精神的总汇，同时也是作为浙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更是中国文化学术的一宗宝贵财富。
此次《全集》编纂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的，即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对望老的著述作过一定规模的汇编和出版：《陈望道文集》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90）、《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以及《陈望道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等，除去重复的篇目外，已收录的著述约180万字。
但是，陈望道先生著述贯穿一生，从日本留学即开始写作，一直延续到去世，而且所涉及的领域极广，前述已收录的著述，还远不能反映望老成果的全貌，经我们初步的调查发现，尚有大量的著译之作未被收录。这意味着本《全集》的编纂将是一个需要长时间花精力投入的工程，从内容上说，也需要几乎从新加以整理和编纂。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首先组织好了编纂班子，由主编负责，以年轻的教师张春泉（湖北师范学院）、朱萍（南京理工大学）、龙升芳（绍兴文理学院）、徐萱春（浙江农林大学）、雷艳萍（丽水学院）、宋玲、伍春兰（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和年轻的研究生凌瑜、张龙、王艳秋、杨晓蕴、张茂玲、张迎宝及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林鸿等为主要成员，紧张地进行编纂整理工作。
为确保工作的质量和著述收录的全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年逾百旬而极为热心学术工作的夏征农、周有光先生为学术顾问，在学术质量上进行总体把关。邀请了陈望道先生的弟子陈光磊教授（复旦大学）和陈望道先生的哲嗣陈振新教授（复旦大学）担任《全集》的副主编。
同时，编纂工作还得到了学校领导及相关专家的高度重视，为了提高《全集》的编纂规格，确保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学校还成立了以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为主任的编纂工作委员会，为编纂工作协调相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主任张涌泉教授、时任浙江大学社科处副处长（现任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楼含松教授等也始终对《全集》的编纂给予热情的关注和支持。
编纂工作分两个过程两个层面进行。
两个过程是：首先收集各个方面的著述并进行技术层面的校勘整理。其次是在前述过程的基础上进行内容层面的考量，对所有著述进行归类编辑，以期使所有成果归纳于一定的逻辑框架中。
两个层面是：首先对已经作过编纂整理的部分著述进行录入校勘。所有论著在收入《全集》时，有多个版本的，多依据作者生前自行编定的版本刊行，并适当参照此前已经编排出版的相关论著集校改；对未被编入其他论著集的一律以初次发表的版本为据，严格按照原刊收录，保留初次刊行时的原貌，仅对某些手民误植或排版方面造成的讹误进行了校订。这些讹误多数是字词形体不一、错别字、衍字、漏字以及标点等方面的问题。这个层面的工作从2006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9月基本结束。另外一个层面是，从2006年12月开始，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查找和收录望老的佚文佚作。为此，在上海，召集了编纂主要人员的第一次会议，邀请两位副主编负责，提供线索和材料，杭州以及其他地方则各尽所能地进行搜寻。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陈振新和陈光磊两位先生，他们从2006年12月底开始，直到次年的10月，陆续寄送材料达七批，论著143篇（部），字数约达140万字，这些材料包含时事政论、随笔、报告、文学作品、专论以及译著等，还有望老的未刊稿《中国文法研究》，这对完整地收集和保存陈望道先生的著述，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在搜检、复制与寄送过程中付出的劳动，令所有工作人员感动。与此同时，其他编纂工作人员，也都及时紧张地进行录入、校对和整理工作。为确保工程的顺利准确地进行，我们还尽可能地查找原文进行再校，通过对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含古籍部）等资料的查核，也有效地提高了材料的正确程度。
到了2007年7月，我们对所有录入的300多万字的材料进行了总体归纳，在多次调整的基础上编辑了总目录和各卷目录与内容。是年暑假，《全集》编纂主要成员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编辑会议，讨论了《全集》编纂的总体体例和内容安排。陈光磊教授、陈振新教授对编纂的前期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同时提出，不能过分强调进度，而是要以质量为第一原则，并主张仍要继续积极地收求散失的各类著述和书信。
在第二次编纂会议的基础上，编纂成员进一步对所录入的材料进行多次深入校对（自2007年8月到2008年12月），并结合内容对《全集》作出更为合理的编排（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首先按照内容题材将《全集》分为10卷，各卷内再按下位题材类型和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使得《全集》的逻辑框架合理简明。
《全集》编纂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各个阶段的协调以及体例的确定和定稿均由主编及副主编最后负责。
当然，正如前面所强调的，陈望道先生的著述时间跨度大、题材范围广，加上现有的收藏整理水平还难以尽善尽美，使得我们现在所收集到的著述只能说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望老的成果，一定还有部分珠玉遗落于尘封的史料中，这需要我们今后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努力搜寻征集，对《全集》进行修订，以逐步完善《全集》的编纂工作。
最后，我们要真诚地鸣谢：
浙江省文化建设工作项目：是这个大型项目的动议催生了《陈望道全集》的直接产生，从而使我国浩瀚而卓越的文化遗产中增添了一枚耀眼的明珠。
浙江省文献集成编纂中心：是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才确保了《全集》编纂工作的启动和顺利进行。
《全集》编纂工作领导成员：是他们的高层次协调为《全集》的编纂和顺利完成提供了极宝贵的支持。
《全集》荣誉顾问：他们虽已过百旬之年，但仍心系文化建设事业，不辞辛劳地担任《全集》整理的荣誉顾问。
《全集》副主编：是他们仔细严谨的工作精神和在材料搜罗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才使《全集》在内容上真正“全”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从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上，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学者和长辈的优秀品质和高尚风范，所有这些都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全集》编纂所有成员：是他们的甘于平凡枯燥而又精益求精的精神，为所有文字的录入、反复校对以及后期编辑等作出了实在性的努力，为《全集》的最后完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浙江大学出版社：是他们出于文化建设的需要和对文化工作的理解，能够在不考虑盈利的前提下积极协助支持《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保证了《全集》能按时按质地完成审校出版工作。
《陈望道全集》编纂委员会
2011年3月于杭州
注释：
【1】夏征农：《忆望道老师》，载《陈望道文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