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进会客室，只见烟雾缭绕，“秉康来啦，快请坐。”起身说话的是长宁公司的董事长邱元甫。“抱歉抱歉，让各位久等啦。”“我们也是刚到，这不都还在吃东家主的莲子木耳汤吗。你也快坐下，乘热吃了，今天的午饭早着哩。”永吉轮船公司年逾古稀旳老董事黄德标边说边招呼林秉康坐在他旁边的空沙发上。沙发前的茶几放着一盅热气腾腾的莲子羹，香气扑面而来，粉白色的莲子和银耳被点缀其中的枣红色桂圆肉衬托得愈加诱人。若是外人看来，还以为这儿是在开端阳茶话会，只是少了些粽子。在座的还有五位，他们是长宁轮船公司的经理曾正宜和董事世袭航商张连治、永吉轮船公司的董事长郑明伦、经理陈传桂，当然赵永科也在其中。正是这八位，被世人称为省城航商中的“八仙”，当下正由他们掌控着三大轮船公司九成以上的股份。除黄德标、张连治挂个公司董事虚职外，其他六个都是掌权的当家人，虽然职位不同又分属三家公司，但是每人都分别拥有这三家公司的股份，无非所占比例多寡而已，况且他们最近正筹谋将这三家合并成一家，从而彻底把持省城的水运市场，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出了个“顺远”撞礁的大乱子。
现在事已至此，“八仙”坐定，且看如何各显神通，摆脱困境，渡过难关。祸由长宁公司引起，理所当然邱云甫和曾正宜首当其冲。俩人相比邱云甫在长宁更显得位高权重，这不仅他身为公司董事长而且省交通局局长的头衔也赫然印在名片上，按现如今市面上的分类邱局长是位名副其实“政企不分，官商合一”的高官贵人。而因参与民国二十二年省会陆军事变，被南京当局开除党籍、军籍的曾正宜，“双开”后从商十几年似乎还留有军人爽直的性格，于是开门见山：“‘顺远’号客轮今天上午七点四十分在青蛇滩撞礁，现在请各位来商议如何处置善后事宜。”
吃完莲子羹，正抽水烟的黄德标放下烟壶慢悠悠地开了腔：“骑马撑船三分险，撞礁死人年年有。当务之急就是打捞‘顺远’，清理主航道，尽快恢复青蛇滩通行。”
“一小时前正宜接到延津调度室的电话报告，”邱元甫端起杯抿了口茶，清了清嗓子开腔说道：“说是‘顺远’撞礁后没有沉没而是侧翻在浅滩上。曾经理办事向来是雷厉风行，我尚未到公司，他已下令调度室从平水道头派拖轮和港作船赶去事发的现场，估算明天上午这个时候到现场。起吊顺利的话，两、三个小时能板正‘顺远’拖离滩边，并清理出主航道，午后青蛇滩就可以过船。眼下麻烦的是船上有百来人，爬上滩边的据说只有七、八十人，其他的就凶多吉少了。最终落水的人数电话里没讲清楚，死三、五个还好办，如果是二、三十个那不就要闹翻天。前辈黄老先生处置过这类事，还请您老多多指点。”此时五十刚出头的邱元甫尊称黄德标为老先生也算得体，说他处置过这类事，还请多多指点的奉承话，听来让人生疑，这个中缘由容待慢慢细表。
年过七旬的黄德标是昌安县洋西乡黄姓族长，昌安县地处省城东南隅，离海边只有十来里路，县里的人进城大多到洋西乡的道头搭船。自古以来，从下江的海边到上路的溪畔当地人都把供客货上落船的岸边叫作“道头”。静心一想，“道头”这叫法还蛮有道理。此地素以“东南山国”著称于世，连绵大山从西北省际一直延至海边长达千余里，陆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客来货往只好依赖江海船运。只是到了江海不能通达的地方，官商者乘轿，劳苦者跋涉，负货者人挑马驮，这正是水穷而路接。上落船的岸边就是道路的起点，谓之“道头”，称之有理。时至宋元明清，地方古典书籍中先见“道头”两字，接着有“马头”之名，后在“马”字左旁加个“石”字，成了“码”头。这也好理解：道头驮马进出，马头躜动，便形象地叫作“马头”。随着石砌的马头增多，便在“马”旁加上“石”字，这就成了现在书本上还常用的“码头”二字。“五口通商”之后，“港口”（英文：harbor）之称成了时髦词，诸如“商港”、“军港”，“海港”、“河港”，“上海港”、“天津港”等等，等等风靡全国。倡导全球一体化后，大家又跟着把飞机场叫作“空港”，只是此“港”无海无江又无船。从省城乘坐车身喷有“昌安国际大空港”招牌字样的豪华巴士前往机场，肯定不会有“搭错车上错机”的感觉。看来称谓的演变，既有事物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们认知事物从形象描述到抽象命名的发展。时至今日，只有沿江古稀老人尚把靠泊小船的岸边叫做“道头”，常往空港乘波音机的人们已不知“道头”为何物了。扯远啦，还是回头接着说当年洋西搭船的道头。这道头通达十里八乡，不仅往返旅客多，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瓜果菜蔬和鱼虾贝类运往省城，只是长期被黄姓宗族占有，成为黄家世袭领地。黄德标还在家族中集资筹款建造“万利”、“长龙”和“安宝”三艘客货轮，以此把持了洋西与省城之间的客货运输。
而当十八年前，黄德标坐在族长宝座，占据道头，坐收渔利之时，晚辈邱云甫正以国民党“力行社”成员的身份步入省编新一师当个军需处次长。此时新一师布防在溪口至延津的沿江数县境内，这里本属穷乡僻壤，月月军饷告罄。山野溪畔兵匪不分，他们若想发点小财，只能靠打家劫舍或拦截过往船只索要“过溪钱”。见此情景，邱次长便出谋划策以防范山匪劫船为由，并报经上峰批准，成立沿江“客货护运队”，自己兼任总队长。旋即在延津、溪口等主要道头贴出《布告》，称是为了保护过往旅客人身和财物的安全，各船主应按船上货物价值和载客人数缴纳相应的“护航费”。按章交钱的船主，“护运队”即派出兵丁随船押运。对于拖欠或拒付“护航费”的船只，则暗中授意潜伏在江边的匪徒对其掠劫。所得财物按“四六”分成，“护运队”理所当然拿走大头。明眼人都已看出，邱次长名为派兵护送船只通过匪区，实是变兵匪暗中拦劫为站点明里收钱，这也就等同于变相抽税。此计一出，苦了各帮船主，却富了新一师。当然，这种既增加军饷，又拉拢沿江土匪投靠国民正规军的做法，获得了上峰嘉奖，邱次长也因筹集军饷有功，退出现役荣任延津县税务局局长。
邱云甫任职税务局期间，适遇上路各溪河轮、木船争运的高潮。此事由来已久，先从民国七年上路溪河出现第一艘装有机器的船讲起。那年有位英国商人哈姆森在昌安县江边办了家锯木厂，他看到锯木厂柴坞附近的江面轮汽船往来如梭，而他往上路采购办货坐的却只有木帆船，从省城逆水上行得靠苦力背纤拉行，快则花上个把礼拜，慢则十天半个月还不定能到达延津道头。这位蕃仔老板好发明创新，他把锯木机上用的内燃机拆下来，把它安装在上路因船尾翘起如雉鸠—《词典》注：雉鸠“通称野鸡，有的地区叫山鸡”—而得名“鸠尾”的五舱木帆船上，为避讳便取个吉利的名号“怡祥”。试伡成功后，哈姆森雇请上路木帆船的艄公当司舵，备足煤汽油择吉开航，驶离省城径直上行，两天后靠泊延津道头，轰动山城。从此，这船便直航于省城至延津之间，若遇春夏丰水期，还窜入延津以北数个沿溪县城，收购楠木樟柴等运回昌安锯木厂。只是“怡祥”号载货不超过一百六十担，尚属货主自用船舶，对上路木帆船营运并不构成威胁。但再过六年，省城“黎和”洋行与延津银角厂合资，由英籍工程师设计监造载重六百担的汽船，取名“金鹰”轮，公开揽货运往上路各道头。此船上行航速可达10迈，从省城到延津往返仅须三至五天，而运价还不及木帆船的三分之二。这下子可叫上路的木帆船船主们坐不住了，即以国府明文规定洋人不得涉足内河航运为由告到省府，终因事涉洋行，省城大小官员没人敢受理。无奈之下，“鸠尾”中的几位高人议出个简便易行的土办法，寻个月黑风高夜，雇了三、五人，摸上“金鹰”船，把正在酣睡的蕃仔押货员丟到河中喂老鳗。事发后的第二天，“蕃仔昨晚吃土酒啃土鸡睡土婊，风流大半夜，跌跌撞撞出舱到舷边解手，不慎落水失踪”的绯闻就在上路各溪河道头传开了。当然，洋行只得求助于领事馆，领事馆即照会省府，省府便急令沿江军警查明真相并寻人捞尸。但上路军警的大半烟酒费来自“鸠尾”船主，故而上上下下忙活闹热了好一阵子，也只能是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不了了之。就这样，“黎和”洋行造出的“金鹰”终究斗不过土生土长的“雉鸠”，不到半年就败走延城，“怡祥”见大势不好，也随之缩回到昌安锯木厂的柴坞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