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
一位胖太太气愤地把近几天的《亦报》扔在桌子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邻里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又把报纸恨恨地打开，指指恰巧登在第一六三的《十八春》，吼道：“我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的脸上去！”
大伙方才明白，她是因为《十八春》里祝鸿才强占了曼桢，而不胜愤慨。
于是，大家安慰她说：“不要太重视曼桢失去了什么，这才是你被作者利用去老脑筋的弱点了，曼桢什么也没有失去；假使世间真有像曼桢这样的人，教她忘掉它活下去好了。”
胖太太哭道：“可是我不知道曼桢是否能活下去……”
曼桢只是梁京用文字勾画的人物，却摆布了人的感情。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梁京就是张爱玲。
作为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十八春》在张爱玲多姿多彩的小说创作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十八春》仍是张爱玲最为得心应手的都市男女青年的感情纠葛。
小说以男主角沈世钧对往事的回忆开始，以沈世钧与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中的阴差阳错。世钧的良善与软弱，曼桢的痴情与不幸，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在小说中刻画栩栩如生。书中的主要角色体验了乱世的酸甜苦辣，最后为拥护新政权、贡献新国家在东北大团圆。虽然有情人未成眷属，却各有所配，从此走向新生。男女主角离离合合走过了十八个春天。
十八春，改变了男女主角的缘分——永世的夫妻缘分变成相识相爱的缘分；同样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而命运的交错不是因着某一次大的变故。在许多类似的故事中，人物的命运都是因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而在于张爱玲，她强调时间，她用十八年“蜗牛式”地移动一点一点把人们推到她应该在的位置上。如太阳西沉是用许多小时完就的，不似流星，一闪而过，人们只能在追忆中回味那逝去的美。在张爱玲，她喜欢将这种凄美零割给读者。她设计的结局都是唯一的，曼璐无可选择地去做舞女，曼桢心灰意冷地接受祝鸿才，沈世钧对家庭妥协放弃工作，叔惠的远走革命区并不是出于革命热情，就连祝鸿才垂涎曼桢也只会空惦记，如果没有曼璐的怂恿恐怕会远观一辈子。
汽车无声地行驶着。这部汽车的速度，是鸿才引以为荣的，今天他却恨它走得太快了。他一向觉得曼桢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虽然俗语说“钱是人的胆”，但是他究竟有点怕她。他坐在车厢的一隅，无聊地吹上一两声口哨，无腔无调地。曼桢也不知说什么，只静静地发出一股冷气来，鸿才则静静地发出香气。
鸿才在曼桢面前“孔雀开屏”式的表现，有些滑稽，但也说明了他是有些仰慕曼桢的，与对曼璐的态度完全不同，直到曼桢嫁给他以后，文中也未见他有对曼璐一样对待曼桢。爱着的人不绝对，坏的人也不是那么彻底。她总是用这一点点小小的余地抓挠着读者的心。
写作技巧向来是张爱玲最拿手的，在《十八春》连载期间，有一个署名明朗的人这样写道：这两天我拿到《亦报》，还是先看《十八春》，是否因为作者把镜头转移了的缘故呢？大家对曼桢似乎淡漠得多了。其实，照我的想法，这两天正是曼桢最可怕的时期——幽禁在隔绝人世的独室中，午夜梦回，往事如梦，已足啮碎她的寸心，更何况曼桢是有着太委屈的遭遇和太渺茫的未来了。
东北大团圆的结局令人不知该说什么，有情人没能成眷属，总是不圆满的。然而，没人能说出曼桢与慕锦的结合不是最好的结果，慕锦是痴心的、敢于承担的，比起懦弱、胆小的世钧来，他与曼桢更登对。
然而，张爱玲后来改写了《十八春》，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出版了《半生缘》。于是，如何诠释《十八春》里的政治和历史处理，如何看待从《十八春》到《半生缘》的转换，如何评估这两部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长篇小说的艺术得失，成了海内外“张学”界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
也许，这就是《十八春》值得反复回味的魅力所在。
1961年秋，定居美国的张爱玲访问台湾。在和接待她的作家王祯和谈论文学时，透露了她改写《十八春》的设想。1966年，她把这设想付诸实施。
《半生缘》与《十八春》比较，最易辩认的差异在于改写了一个角色的人名，将慕锦改为豫瑾；增加若干个重要细节，如第十二章增加一大段性暴力描述；删除最后一章“光明的尾巴”以及相应地改写十六、十七章，等等。
其实，《十八春》的改写是张爱玲对自己的当初历史视野、国家民族观念、世界地缘的反思和修正，是大时代论述的背景化消退，也是张爱玲回归其《传奇》时代、“倾城之恋式美学”的重现。张爱玲借“我们回不去了”的箴言为小说主人公沈世钧、顾曼桢设计了新的结局，传达了“至爱并非占有而是成全”的信息，《半生缘》比起《十八春》更有《红楼梦》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