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火
关东军于1932年开始在中国东北修建要塞，共修建了17个要塞群和一些密塞。这些要塞群被称为东方马奇诺，现在也有人称之为山寨马奇诺。
这个山寨货比正品大多了，工程量估计要大一个数量级。为了修筑这条防线，日军共新建公路7000多公里，改建公路5800多公里。
东宁要塞群，正面宽110公里，纵深50公里，有四个地下阵地，四个进攻区；要塞群的每个要塞面积都在4万平方米之上，军用公路1957公里，铁路400多公里；有永备工事400多个，永备弹药库84个，机场10个，永备火力点402个，土木火力点511个，战斗指观所111个，钢筋水泥掩蔽部100个，火炮阵地79个，钢帽堡4个，重型火炮为240火炮10门，300火炮8门。东宁要塞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而建立，人员最多时候有四个师团，一个旅团，两个守备联队，总兵力13万多人。
海拉尔要塞群，是西线苏军从三个方向合围都没能攻下的要塞，当时要塞内日军一共才不到8000人。这个要塞主巷道在地下18米深处，长度5500多米，顶部水泥厚1米，光反坦克壕的纵深就有3-4公里，配备20个步兵中队，9个炮兵中队，有两个飞机场，一条专用铁路，要塞内的给养可供1万人生活半年。
虎头要塞群正面宽100多公里，纵深40-50公里，配备的重炮最为知名，分别是从法国进口的240列车炮和来自大阪的410榴弹炮。前者最大射程为50公里，原本在东京湾内，后调到虎头要塞；后者最大射程只有20公里，但是弹头直径40厘米，长160厘米（光弹头就和一个人的体积差不多），弹身长4米，杀伤力巨大。
胜山要塞群，位于孙吴，要塞内的兵舍可抗50吨坦克的炮击。
除了这些边境线上的要塞，勃利密塞是为陆军航空队基地提供军事补给的。当地共有机场5个，主跑道9条，副跑道65条，机库123个，为之配套的洞库14个，野库30多个，专用铁路一条。
这么重要的要塞群，保密极为重要。CCTV-10拍过纪录片，提到定期航班的飞机接近要塞修筑地的上空时，机上工作人员必须将客舱每个窗口的窗帘放下。而且飞机必须低空飞行，这是为了地面的哨兵能用望远镜清晰地监视到飞机的窗口；坐火车去旅行，通过边境区域时，窗户都挂着帘子，白天也是；只要和要塞有关的地带，都被指定为特别区域，当地居民（无论中日，军人也不行）绝对不许靠近；苏军飞机在天空侦察的时候他也看不到，因为都是在大山的深处。
这些要塞，是用中国人的血和肉修成的。修建要塞的人员日军工兵是一部分，但是只有数万人。与之相对应，动用的中国劳工没有明确计数，但仅仅一个东宁要塞，日方可查到的记录使用中国劳工17万多人，其中明确死亡1万多人，这应该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日军并不是仅仅使用了这么多劳工，其核心区域多使用特殊工人，这个不统计在内。修建所有要塞，总动用中国劳工在百万人之上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个要塞，就是一个南京大屠杀。
前面提到特殊工人，是劳工里面特殊的一个部分。劳工分成四种：一为勤劳奉公队（就是义务劳动队），在距离要塞一定距离外工作，半年到一年轮换一次；二是当地劳工，多做运输杂役，不接近要塞，到警戒区域处有日军接过车辆；三是日军招来的华北劳工或抓来的浮浪，工作区域是要塞边缘；四是以战俘为主的特殊工人，工作于要塞的核心区域。其中后二者，几乎没有人活着离开要塞，这部分劳工的数量也就成了谜。
几乎没有，并不代表没有，731部队都有人在被送到那里的路上逃脱。萨苏先生的文章曾写过那一段，是日军最后时刻屠杀不彻底；我说的这一位，是在被送往731的路上，因为日军麻痹而逃脱。日军记载了他的逃脱，而且在后来的追捕中没能抓到他。他是一位红色国际特工，而他的名字和履历都来自日军宪兵队的审讯记录。这个记录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以肯定是假的。
在人间地狱东宁要塞群，也有43名特殊工人从要塞群的核心区逃出，这可能是仅有的一例特殊工人逃出要塞群核心区。日军记载二人被击毙，10人被捕回后杀死，31人逃脱；逃脱人员记录是29人越境进入苏联，也就是有两个人失踪。
我们的民族不缺少英雄，也不缺少寻找英雄的人。只不过我们的英雄太多，所有人都记住所有的英雄那是不可能的。
黑龙江省博物馆有人曾经采访追踪了这43位特殊劳工暴动逃脱这一事件，并且一一验证了其中能找到的几位的情况，为此他们拍摄了1200分钟录像，剪切了120分钟的电视片，寻访了其中的30人，找到了唯一的幸存者张思问，获幸存者照片10余张。
他们付出的努力难以想象，因为日军记录上的人名、籍贯、职务基本都是假的，比如张思问就报假名字张思文，唯一可靠的是他们的来历，即是否战俘和被俘地点。还要感谢几位日本朋友，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在看这份资料中还提到有一个是八路军骑兵，1942年左右在冀南被俘。1942年左右在冀南的骑兵，推测也许是晋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中的一员，即黄晓峰笔下的骑兵团的一员。
日军宪兵队的记录对这次暴动的记载非常详细。
暴动原因记载为给养不足，翻译对工人态度凶暴蛮横。这个翻译是朝鲜人。这个翻译叫松岛省三，19岁，暴动中被击中后脑，当时情况记录是病危。唯一的幸存者对这个朝鲜翻译印象很深，说他年纪不大，但是打人挺狠，看谁不顺眼就用石头打。
暴动事件造成日军死二人，伤四人。军曹和大门步哨被全身殴伤，步哨当场被打死，军曹拖延到第二天下午死掉；三名日军看守被殴伤，需住院一周到一月；翻译被击中后脑，重伤；武器丢失枪四支，刺刀四把，弹药56发。
这次暴动，组织者是出身八路的军官陈思，协助组织者是第一班长王伸（八路），第二班长张凤鸣（平民）。
整个暴动的过程是这样的，契机首先出现于日军的一次麻痹大意。日军给特殊工人的伙食是很差的，但也没有差到奥斯维辛的程度，因为他们还要靠工人干重体力活，而且随着华北八路与日军之间的此消彼长，特殊工人的来源已经出了问题，必须节约使用。
这40多位特殊工人住的是泥墙草顶的房子，每人一条旧毛毯，穿的是自己被抓时候的破衣服，有时候日军也把破烂的旧军装给他们。房子里不准生火，人相互之间不准说话。没什么蔬菜，主食吃的是高粱米和棒子面，每人一年有一斤白面。棒子面是要碾出来的，日军没有碾子，就派卫兵押着特殊工人去当地村子里碾。推棒子面的时候，有个老头偷偷告诉他们：“你们咋不跑呢？河那边就是苏联，而且一完工你们就要被机枪点名了。”
张思问找到了队长陈思，陈思又找了另一个组织者王伸，然后他们二人开始策划暴动。策划过程中陈思和张思问沟通之后才发现，两个人不仅都是八路，还是一个团的，都是陈再道的兵，团长先是叫陈之斌，后任团长叫邓约，活动区域是枣强、南宫一带。
9月4日，陈思首先召集积极分子共11人，开会讨论出逃问题。
9月8日，陈思等在劳动工地召集所有劳工开会，对其余30余名劳工讲了逃跑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这其中包括了10名老弱病残基本跑不了的劳工和4名被日军评为“良民”的劳工。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有原因的。因为这天农历是中秋，又正好是卫兵换班，新来的卫兵并不了解这些特殊工人的情况，恰好那个翻译还留下了。
中午吃饭前，陈思和翻译争论要把一年的白面都领出来，翻译不同意，鬼子卫兵头目却同意了。陈思暗暗叮嘱参与暴动的核心人员，一定要好好吃饭，才有劲暴动。暗号是晚上点名的时候陈思问有谁报名洗澡。
陈思分配了参与暴动的每个人的任务，袭击目标分别是前后门的哨兵和翻译，武器是锤子、菜刀、铁锨等工具。唯一的幸存者张思问和暴动的组织者王伸两个人主动要了除掉朝鲜翻译的任务。
当天晚上，劳工的房间里，大家像往常一样，有人坐在炕上，有人站在地下，翻译站在炕边等着洗澡报名，陈思就像往常一样，问谁洗澡。第一个动手的是王伸，尖角锤一下子就干在翻译的后脑上了，张思问再补上几锤子，整个过程一声没出。看着翻译活不成了，张思问掂着锤子就去前门了。
到了前门，发现被安排在前门动手的还在那里徘徊。张思问找了把铁锹，让他跟着行动。张思问会简单的日语，就用日语问卫兵：“有烟吗？请给我一支。”这个卫兵一边答应，一边从兜里摸烟，这时候那个人还不动手。
张思问急了，大喊还不下手。那个人才一把抱住卫兵，张思问给了鬼子脖子上一铁锹，也没看他的死活，就去后门卫兵那里了。
到了后门，可能是听到了响动，后门卫兵已经不见，还打了电话通知别处鬼子跑了。这时候，大批人已经掂着工具奔鬼子卫兵住处。因为住处狭窄，鬼子步枪又长，事起仓促，还不如锤子菜刀好使。劳工们把鬼子逼在墙角，拖出两个到屋子外面，一顿群殴，打伤两个。
同时，其余行动人员还干掉了卫兵头目，军曹若林义太郎。
这里有个细节，可以推理这些鬼子是刚刚调来的。暴动劳工一共缴获四支枪，都是九九式。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枪声，陈思立即指挥所有人分队逃离。卫兵胆怯，只追出了几十米就不敢追了。这时候鬼子围堵的部队（含鬼子移民武装和鬼子少年义勇队）已经赶来，还带着狗。最后统计张思问这一队共有9个人逃过了边境线，组织者陈思则带出了20人，两人牺牲，10人被抓回，两人失踪。
这些人在日军那里报的都是假名字和假籍贯，去了苏联以后又被苏联人作为特工分开使用，寻找起来那不是一般的困难。还好，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不是闹着玩的，每个人的交代和历次外查内调的威力实在惊人。
组织者陈思，真名吕庆林，河北冀县人，从苏联回国后回到军队，解放后转入海军，在南海舰队任师级干部。
组织者王伸，真名王坤，河北献县人。原来王家村落已经搬迁，无法查找。
苏明武，原名苏朋武，河北枣强人，被俘前系枣强县游击队大队长。
参加苏联红军后，留在了苏联，娶了一位俄罗斯教师为妻，中苏交恶后，和国内亲属失去联系。
陈国人，真名陈国仁，参加苏联红军后，留在了苏联，后离开部队到莫斯科当了木匠，找了俄罗斯媳妇，娶妻生子，中苏交恶后失去音讯。
赵金科，曾是八路侦察兵，参加苏联红军后，干特工工作，回国后到傅作义部队当了兵。随傅作义起义后，通县公安局不慎丢失了他的起义人员证明，结果一生都没能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
李章海，真名李海章，参加苏联红军后到大连从事情报工作，直到东北解放回家。
李堡玉，真名李宝玉，参加苏联红军后成为电报员，被派回哈尔滨后失踪，后被定为烈士。
李九林，真名李秀杰，参加苏联红军后到大连从事情报工作，被派回黑河、哈尔滨工作，执行情报搜集转运任务，直到抗战胜利回家。
李砚田和李文质均被定为烈士。在他们被俘后，他们即被认定为牺牲，定为烈士。实际上李文质在暴动中牺牲，李砚田在被派回国后牺牲。
王维田，抗战结束后留在了东北，在密山县某银行工作，最终未能回家。他被鬼子抓住过三次，加上这次暴动逃跑了三次。第三次被抓，鬼子割了他一只耳朵，还穿了他的锁骨，就这样，他还是从鬼子魔爪下跑了。
冯庆治，真名冯庆智，回国后找到部队，解放后在江西省抚州市公安部门工作。
被寻访到的唯一的在世者张思问，现在河北农村。寻访人员见到他之后的第一印象是虽然老态龙钟，但是身材高大，心思缜密。
进入苏联后，经审查，他被安排做电报员。苏联人曾经想给他介绍个媳妇，被他推辞了。据老人回忆，俄国人挺有意思：介绍人是个女的，先问他的要求是高矮胖瘦黑白，他光摇头，然后介绍人就问他自己行不行？
随后他作为三人小组中的一员，被派回国。小组的领导者是苏籍华人，另外一个是中国人。他只负责部分发报工作，主要工作有苏籍华人负责。
电池用完后，他潜回苏联去取电池未果（苏联电台的耗电量大是有名的），回来脚被冻伤。不敢去看病，直到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找到他，把他送去治病，边治疗边继续担任报务员。
1946年春天，他离开苏联红军。拖着冻伤的脚，从勃利一路步行回河北老家，脚疼了就喝酒止痛。
他回家后娶了媳妇，生了五子三女八个孩子，一生务农。“****”时期没有受大罪，但因为八路时期和被俘期间的证明人都没能找到，所以一直没有相关待遇。
有一份43人的名单，就不一一放上来了。
当年，他们是沉默的地火，地火喷薄而出，烧毁了一切枯草、朽木；今天，他们不应该被忘记。我们不可能记住每一个英雄，至少我们应该尽量多做一些。
利斧毙敌酋，壮士报国仇
壮士查子香，激于义愤，1937年12月13日于大连日本人“庆祝支那首都南京陷落”军民祝捷大会上，单人独斧，斩毙日酋大连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斩去关东军司令部代表（大佐）一臂，被捕后受酷刑一年多，1939年9月方为日军秘密杀害于旅顺监狱。
查子香，1912年生于湖北广济县，家中兄弟七人，姐妹三人。查子香自幼天资聪颖，但家贫仅读书四年便辍学，但仍刻苦自学，不懂之处便回校向老师请教，尤喜读《最后一课》。1927年后，****曾于湖北大搞农民运动，文化教育是其重要活动之一，酷爱学习的查子香也曾去学习。
1934年，大约是10月，查子香随回老家招工的吴庆业到了大连，在当时的大连市南山区吴庆业的“仁和理发馆”开始了他的三年学徒生涯，专职为日本人理发。吴庆业乃是一汉奸，而且为人苛刻，查子香屡受凌辱，甚至还因查子香的反日言论，到派出所去告状。
天资聪颖的查子香学习理发不久后，就学会了日语。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方便，也听懂了很多当时日本占我国土、杀我百姓的事情。
查子香他学徒期间为日本人理发，备受凌辱，吃尽了亡国奴的苦头。他经常对同乡说：“东洋矮子真可恨，我不杀他几个，算我不是中国人。”同乡没有当回事，再加上当时他三年学徒期间屡受老板剥削，没有薪资，还被呼来喝去，学徒期满还要以极低的工资再为老板工作一年，以为他只是说说泄愤而已。
七七事变之后，他多次想在理发的时候杀几个鬼子，以解心头之恨，但是想想容易，真做起来很难。直到有一天，汉奸店主当众责骂他，他脱口而出：“杀死你这个汉奸走狗。”老板冷笑道：“杀死我不算英雄好汉，你有种去杀几个日本人，才算英雄。”
自此后，查子香埋头干活，尽量克制自己感情，下班后独自借酒浇愁，无奈是借酒浇愁愁更愁，遂到老乡高骆驼处聊天解忧。高骆驼提醒他，行动一定要秘密，要利用时机，不能蛮干。随后查子香便大变模样，对老板唯唯诺诺，对客人（日本人）甚是殷勤。不久从客人那里搞到了一套日本西装，又买了一柄日式斧头，计划要杀就杀个大个的。
12月13日，日本军队攻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南京大屠杀开始。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惨遭杀害的无辜百姓和士兵超过30万人，其中有2万妇女和少女被蹂躏。
除了日本本土，汉奸亦多有庆祝。北平《实报》幸灾乐祸地抛出了一个“国民再生论”，大谈“南京之陷落，实给与中国一般民众以彻底反省之重大机会”，称国民党首都南京之陷落，实是中国“再生纪元之一大转变，……应重新建立以东亚文化为基础之新中国”，规劝中国人民要“乘机彻底反省，决心努力新中国之实现”。12月16日，《实报》推出精心策划的庆祝南京陷落特刊，将南京失陷称为“最可庆幸的事件”，“南京陷落之日，就是讨赤****军事工作大告成功之日，就是我们大家得到复苏之日，我们要庆祝皇军的告捷”。
作为日本人占据已久的大连，更要搞这么一个东西。1937年12月13日早八点，大连的日本人陆续到中央公园（现在的劳动公园）集中，参加“庆祝支那首都南京陷落”军民祝捷大会。小个子查子香穿着日本西装，暗藏利斧，冒充日本人，也进入了公园。
为什么他能混进去？首先，这个庆祝会会场周围有日本军队警察看守，中国人不让靠近；其次，中国人是极为厌恶这个庆祝会的，根本没人去靠近；
第三，这个庆祝会一共来了一千鬼子，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都有，不可能认得过来所有人；第四，他是个理发师，好的理发师、裁缝对人的神态的琢磨是相当深入的，用心模仿一下，不算太麻烦，他又穿了一身日式西装；
第五，他的日语很好，毕竟日语是他的工作语言，进会场又不用查户口。
这个祝捷大会，一方面是庆功，一方面是悼念那些死鬼子。因此大祭台上面铺了一大块红布，红布一直拖到地上，红布上放的是死掉的鬼子的灵位。先进场的多是普通百姓、士兵、军警等，这些人看到死鬼灵位后，一个个低头悼念，查子香看了看周围鬼子都很专注，没人搭理他，他迅速钻到了祭台下面，藏了起来。
九点，鬼子高官陆续来到，大会开始。大会首先是祭祀，由大连市役所所长主持，第一排的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旅顺要塞司令兼关东军司令部代表、关东州州长主祭，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在中间；第二排的各日本殖民机构、社团头目陪祭；第三排以后为日本在乡军人会会员和其他日本居民。
祭祀之前，大连市役所所长发言宣称“南京陷落说明征服支那的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悼念在作战中中的阵亡将士，要求与会人士忠诚的向忠灵塔上的阵亡将士灵位祭奠致敬默哀”。
祭奠开始，全场一片悲哀，鬼子们一律九十度鞠躬深深行礼，有的默默哀悼，有的念念有词，有的泣不成声，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伸着脖子……
查子香等的就是这个时刻，在祭台下面他已经看好了第一排正中间这位，这厮帽子上有红边，身上挂满勋章。一般来说这个位置的家伙最重要。
趁着鬼子们注意力集中于哀悼，查子香掀开红布跳了出来，没有废话，对着正中间这位的脑袋就是一斧子，一下解决战斗；随后他又对着旁边的鬼子又是一斧，到底是旅顺要塞现役军人，这厮躲开了脑袋，但是胳膊躲不开了。鬼子的斧子质量真是不错，一下子就砍掉一只，一时间会场大乱。
其实查子香只有机会砍中两斧，毕竟现场鬼子上千。日本警察在乡军人等一拥而上，用两个长木梯将他夹住后捆绑。随后查子香被送入大连警署。
鬼子的本意是追悼侵华战争中的阵亡亡灵，查子香却用日寇的人头血祭了为抗日战争英勇牺牲的中国人。后来日本人还搞了庆祝武汉陷落和庆祝香港新加坡陷落，但都是草草收场，不敢大搞。
这件事本来日本人消息封锁得很好，因为根本没中国人搭理这回事。但是纸里包不住火，不久大连街头就出现了标语“庆祝南京陷落，欢呼脑袋掉落”。
日寇几乎将全大连的广济人都抓走了，其中包括那个汉奸店主。鬼子不相信这么大的事情是个人所为，认为大连一定有一个地下组织。由于查子香几乎不与老乡之外的人来往，所以日寇认为在他的老乡里面一定是有一个组织的，嫌疑最大的就是他的老板。可怜这厮做了这么久的汉奸，还是在日本人手里落了个死去活来。
日本人并不想很快杀死查子香，更想找出他背后的组织，以至于查子香被日寇杀害已经是近两年之后的事情了。在送入死牢之前，日本人多次严刑拷问，有老虎凳、电刑等。查子香横眉以对之：
“你们日军都是强盗！侵略我中国，杀我同胞，奸我姐妹，抢我财物，烧我房屋，霸占我南京还要庆祝！中国人是不好欺侮的，今天你们杀死我，我还赚了半个！”
“若要问我有没有同党，只有老子我一个，没有别人。”
“要杀就杀，不必多问。”
最后日军用好酒好饭招待，说只要招出同党，即可免死。查子香回答：“看来不讲同党，你们是不死心的。老实告诉你们，中国四万万同胞，大连全体中国市民，都是我的同党。你们去杀吧，看你们能不能把中国人斩尽杀绝。你们认为占据了南京，中国人就不打你们了，怎么样，你们在做梦，中国人打你们打得更厉害了，你们去杀吧……”
1939年9月，查子香就义于旅顺监狱。
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知道并记住。因为两点：第一，这件事情发生在1937年的大连，这时候的大连已经成为日本的关东州多年了。日本人的合约是租借大连到1997年，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些事情，到了1997年，它会还给中国吗？中国还在不在都不知道了！第二，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是一个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日子，因为南京大屠杀。
路见不平，烈女拔刀向日寇
1936年3月初，20岁的女教师文静一给学生上课时讲到：“同学们，国破山河在，只要你们发愤读书，我们的祖国就不能衰亡，我们中华民族就大有希望，总有一天日本侵略者会从我们的土地上滚出去！”当晚，文静一即与好友安荣卿消失于夜色中。
文静一活泼开朗、大胆刚毅，英文甚好；安荣卿郁郁端庄、沉稳成熟，写作超群。二人均为海龙人，就读于海龙师范学校时，两人品学兼优，深受老师的器重，更是同学们公认的校花，毕业后一同到辉南县朝阳镇二校任教。
二女侠在读书期间，便是反日积极分子，常在学生中秘密组织抗日会，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暗中发动群众、张贴标语、印发传单等，安荣卿家就是抗日会的集会地点。工作后，学校旁边便是一个日军守备队驻地。一次一个鬼子家属丢了几只鸭子，守备队竟将中国国人捕去200多人，有人被刺刀杀死街头，有人被扔进狼狗圈，杀人声、惨叫声、狂笑声屡屡传进校园。
大约在此时，共产党党员孟洁民到当地宣传抗战。孟洁民的牺牲使得杨靖宇要最后决定留下来打鬼子。当时杨靖宇已经做好去苏联学习的准备了（他去苏联的计划已经拖得太久了，这时候连满洲军委部长都是代理），但是当机立断，放弃了去苏联的机会，留下来要为中国人打出了一片天。
她们觉得只有共产党的队伍能够坚决抗战，遂决定入关找党，而不是仅仅在课堂上抗日，随后写了一首诗：
谁言女儿不如男，古有英雄花木兰；
只要同怀报国志，姣娘何惧征途难。
不久后，她们各自买了一把短刀防身。在为学生上完最后一课后，没有同亲人话别，没有与朋友同事辞行，趁黑夜离去，乘火车经吉林、长春、奉天到达山海关。
到达山海关之后，没想到进关还要出示伪满洲国的护照，因而被滞留在山海关。正当二人手足无措之际，一个老邮差问她们兵荒马乱的，出关做什么呢？见老人和蔼可亲，二人便以实情相告，并言明没有护照，无法出关。老邮差听罢长叹一声，动情地说：“如果全国的老百姓都像你们这样勇敢，就不愁打不跑小鬼子了。”接着他指点她们说：“既然想打日本，抗日的队伍不仅关内有，关外也有。我听说哈尔滨一带有一支抗日队伍，你们姐妹俩不妨到那边找找看。”（注：这是北满赵尚志的队伍）听了老邮差的话，两人眼前一亮，于是谢别老邮差转回奉天，于3月9日10点登上了北去的奉天至齐齐哈尔的第39次旅客列车。
当晚九点，火车上。昌图县公署指导官粟野重吉在车厢内滋事。现在看到的是两种记载：一个是调戏孕妇，要人家陪酒；一个是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让座给他。未遂后，拔出军刀，耀武扬威。正当他得意洋洋之际，文静一与安荣卿拔刀奋起，一刺头部，一刺颈部，粟野立马瘫倒在地。这里又有两种记载：一为粟野一命呜呼，一为粟野命大，被救了回来。
二女并未逃跑，在车厢内向宣传抗日后，被日乘警捕去，押解到开原警察署。
三天后，也就是三月十三日，《盛京时报》上登出了关于二位女侠的新闻。
日寇认为她们是反日团的女密探，抓捕并审讯了她们的亲属和同事朋友，未得一点线索。
她俩始终一口咬定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到哈尔滨学习，没参加任何组织，一人做事一人承担，不怕坐牢也不怕杀头，与家里人毫不相干，没有人指使她们干什么，就是因为痛恨鬼子才那样做的。
日寇对她们不仅刑讯折磨，且污言秽语，但她们毫不让步。三个月后，日寇将她们带到沈阳公主岭刑场，以死相逼。
最后时刻，安荣卿凛然地走到大坑边，怒视着荷枪实弹的刽子手，用尽平生气力大声说道：“中国人是杀不绝的，日本侵略者从中国滚出去！”
然后回转身，毫不犹豫地向坑中跳下。
文静一则一刻不停地咒骂着，咒骂烧杀抢掠的日本侵略者，咒骂助纣为虐的汉奸走狗，发泄着心中的无比愤恨。
安荣卿和文静一壮烈牺牲于日寇屠刀下不久，公主岭的****地下党组织，带领群众秘密安葬了两位女英雄的遗体。
为赵一曼看病的大夫
1935年冬11月的一个夜晚，一位女伤员被秘密送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第六病室，这位女伤员就是赵一曼。日本人点名要这里最好的外科大夫张柏岩给她看病。
张柏岩1899年生人，21岁毕业于南满医学堂，30岁受聘来到哈尔滨，任市立医院外科主任、院长，在东北有“张一刀”之称。他为人刚正，才华过人。1932年，日本人接手了哈尔滨市立医院，所有重要职位均为日本人占据，张柏岩从院长被降职为外科主任。按日本人规定，病历必须用日文书写，但是张柏岩偏偏用德文，很多人都认为他不懂日文，所以不用。
多年后才知道张柏岩日德文俱佳，只不过他就是不用而已。有一次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件大衣，造谣中国人偷的，中国人是贼。张柏岩咽不下这口恶气，亲自调查，果然这个贼是日本人。澄清了事实，但是日本人对张柏岩的不满也就产生了。他还通知几个被日本特务盯上的学生，让他们逃脱困境。
其中一个学生跑到了苏联，学成后又回到中国，在协和医院工作，张柏岩去北京看病，恰好遇到了这个学生。
张柏岩大夫看到病人之前，先看到了警察，当时共有三个警察看着她。张柏岩虽然不知道她的身份，但是看到女伤员在日军押送下送进病房，隐隐猜到了伤员当是抗日分子。张柏岩询问了女伤员的病情，女伤员回答他的却是：“我是中国人，在抗日战场上负了伤，打鬼子被俘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又问张大夫，“你是中国人吗？”在敌人面前讲“中国人”“打鬼子”让张柏岩很惊讶，短短几句话便激发了张柏岩的民族意识和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在随后的治疗过程中，张柏岩亲自打针、用药，并过问饮食情况，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英雄的尊敬并在赵一曼面前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当时赵一曼伤很重，她的腿骨被打断，手腕也有伤。在被俘时伪军企图现场审讯，可是赵一曼当时就昏迷了，而且赵一曼伤口已经感染化脓，有生命危险。日军急于从赵一曼口中得到情报，便把赵一曼送到了哈尔滨市立医院，命令张柏岩进行治疗。
赵一曼伤口严重感染，X光显示腿上一共有24块碎骨嵌入到肌肉中。日军的意见是截肢以保住赵一曼的性命，赵一曼的想法是保住自己的腿。张柏岩向哈尔滨警察厅特务股长大野力争，保住了赵一曼的腿，并且得到了改善饮食的保证和特效药的供应。
赵一曼的再一次被审讯是三个多月之后了，这个时候的赵一曼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鬼子看到赵一曼身体好转，便把赵一曼带到哈尔滨警察厅审讯。赵一曼被送回来之后，遍体鳞伤，不省人事。护士报告了张柏岩，张柏岩怒极，正好鬼子特务机关长大野也来到病房，大野佯装不知情问怎么回事，张柏岩回答，被警察厅传去打的。大野要张柏岩好好治疗，不要让赵一曼受痛苦。张柏岩怒道：“我治疗得好，她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如果下次这么折腾她，下次请不要往医院送了。”大野走后，张柏岩对院长（日本特务）说：“他们叫我治就别打，要打就别让我治。治好了又打坏了，将来治不好，责任谁来负？”之后相当长时间鬼子都没有提审赵一曼，赵一曼的身体也逐渐恢复到能够逃跑的程度。
赵一曼成功地麻痹了鬼子，要不然她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的。赵一曼被俘之后四个月，伪满的报纸报道了《红枪白马赵一曼，肆虐于哈东地区》，报道这个的时候也许鬼子认为赵一曼很快就会投降吧。
帮助赵一曼逃走的董宪勋（警察）、张柏岩（大夫）、韩勇义（护士）、老魏（车夫）都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赵一曼说服伪警察董宪勋主要靠的是写作的东西。
赵一曼逃走未成功主要原因是两点：1，当时董宪勋要调走，准备工作仓促；2，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大车难以行走耽误了时间，而鬼子警察放弃了汽车，征用了村民的马涉水过河追击，终于功亏一篑。
张柏岩在赵一曼就义后，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再加上日本人对他的排挤，他辞职开了松山外科诊所（松山是他的字）。因为医术高超，生意络绎不绝，亦多有日本人追着到他的诊所请他看病或手术。他曾经救过两个人力车夫，一个是孩子病重，因家贫打算放弃治疗，张柏岩为他免费医治，后来这个车夫免费一直拉张柏岩上下班；另一个是自己有病，张柏岩也对他免费医治，解放后这个车夫做了高干，特地到他的诊所致谢，张柏岩费了好大力气才想起来这回事。
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之后，哈尔滨的市民实际上大多数人还是心向国军。张柏岩站了出来，担任了哈尔滨的卫生局长。不久就发生了731部队故意放出的老鼠导致哈尔滨鼠疫蔓延，在张柏岩的努力工作下，疫情没有扩展。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后，张柏岩不顾自己已经年近半百，带着自己一套外科器械，以医疗队长的身份，活跃于黑山、大虎山、锦州一带，救治了无数指战员。当时工作强度之大，难以想象，最少的工作时间是16、17个小时，最长三天三夜没出手术室。战役结束后，他甚至把自己器械也留在了野战医院。
解放后，他担任卫生局长、副市长，他把自己私人医院的房产家具都交给了政府，自己家里只留了三间房屋，还有一间做办公室用，以至于孩子回家都不能一块回来。因为孩子被他送去抗美援朝，回国后又都被他派到了外地。他个人的欠债情况，还是他死后，组织上才知道。
小站小事大英雄
博克图在依兴安岭岭东一侧山地，扼********通往松嫩平原的咽喉要道，自有铁路以来，就是交通要道。俄国人、白俄、土匪、哥萨克、日本人、苏联人都到这里来过。日本人对这里很重视，整个抗战期间抗联只有一次来过这里，但是这里并不缺少故事。
1931年11月29日，日军大举进攻苏炳文部，11月30日晨，日本侵略军铁甲车攻入博克图。在带队军官逃跑后，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组织起防御，准备和日本人抗争，为首的是营长张国政（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就只有这个名字和职务）。
张国政带领铁路工人和部分士兵把铁路在一个转弯处扒断，然后准备伏击日军。日军装甲列车攻来后，果然停车派人检修，出来的日军多被狙杀。
正在抗日军民高兴之际，日本人的装甲列车竟然开下了铁路，一路炮火掩护着日军步兵冲杀过来（这个装甲列车有橡胶轮子，可以走平地）。张国政营长当场牺牲，协同指挥的少校副官马金吉（不是营长的副官，两人是两个系统）被铁路工人隐藏起来，后送往苏联。
随后日军装甲列车开上前面铁轨，继续行进，走到了一个上山的地方，发现铁路桥被烧。日军指挥官荒木认为前方可能会有伏击，决定停车准备作战。他们没有等来子弹和炮弹，却等来了两车皮的石头。
前面开过去的火车是送苏炳文的伤兵等去苏联的，副司机和司炉是中国人，司机是苏联人。开过铁路桥以后，为防日军追击，他们在桥上放了火。看到日军装甲列车耀武扬威，副司机田大起将停于岔线的两辆装满了石头的车皮牵出，然后让两车皮的石头顺着铁轨就滑了回去。
日军看到来者不善，匆忙之间在铁轨上防止杂物，意图使车皮脱轨。
车皮如他们所愿，翻到了铁轨下面，石头也如中国人所愿，落在了他们头上。
带队的荒木克业上尉脑袋被砸碎，当场死亡，还有10余名日本兵当场被砸死。由于铁路上堆满了石头，还无形中为苏炳文争取了好几天的时间。
参与这件事情的还有一位化学家宁匡烈，他同时还是地下党和东北的军火专家和博克图兵工厂的工程师，也是二十年代少有的留德化学家。早在几个月以前，他就设计处死了潜伏在博克图多年的日本间谍梅野等3人。当苏炳文部撤入苏联，宁匡烈留了下来：“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任务还未完成，我不能和你们一起退入苏境。”随后入关潜入北平，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阎宝航的支持下，他们秘密筹建了“西山训练班”，由阎宝航任训练班主任，宋星池、张希尧讲授政治课，徐靖远讲解游击战术，宁匡烈讲授爆破技术，内容包括配制炸药、安装定时器、秘密投放的方法等。
他教学严肃认真，并善于结合我国抗日斗争实际，讲授配制炸药的方法时，他把配制TNT和用木炭、硝石制作土炸药的方法均细致地教给学生，让学员能在公开或秘密、城市或农村的各种条件下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他又在北平新桥附近开办了化学工业社，继续组织东北青年进行抗日活动，并建立党的秘密工作点。这个化学工业社公开的业务是生产肥皂、花露水、雪花膏、牙粉等，暗中由宁匡烈指导秘密制作炸药，供给东北抗日队伍和深入在敌伪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打击侵略者。
1935年夏，******决定北平与沈阳通车。党组织指示宁匡烈炸毁该次列车，打击******政府的卖国行径。宁匡烈积极赶制定时炸弹，在妻子王扬的协助下，将一块德国小表改成定时器，炸弹由一位地下工作人员携带到火车上，计划在该车到达沈阳时爆炸。但是德国表太不准了，在塘沽炸弹就爆炸了。
宁匡烈1937年4月到达苏联学习军事，不久冤死于肃反运动，年仅29岁。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十几年以后了。抗战结束之前，火车司机孙祥云因出库晚点，被值班调度长竹尾安康用锤子刨漏了后脑，以致半身不遂。8月17日，竹尾安康全家和很多在当地跋扈的日本人被苏军羁押在博克图铁路儿童火车广场，孙祥云提着锤子赶到广场准备报仇。不光中国人想打死他们，苏联人也在旁边帮腔，但是看到竹尾的母亲和孩子吓得浑身发抖，孙祥云还是放过了他们。孙祥云去世后，八十多岁的竹尾安康回到博克图，一步一磕头地爬上山岗给孙祥云上坟。
有个地主叫黄有
黄有是个地主，而且是个不小的地主，1938年11月牺牲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牺牲得很壮烈。
黄有1899年9月15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12年全家迁居到汤原县太平川永祥屯（后改为黄有屯，今天的义兴村）。黄有是老大，兄弟五人，全家20多口人，历经二十多年苦心经营，种地200多垧，马10余匹，大车2挂，成为汤原县首屈一指的大富户。之前他参加过大排队，后来参加佳木斯地区宋竹梅组织的红枪会，任营长。黄有参加抗日部队前，就曾捐献5匹马、6支枪给部队，并卖掉100石粮食，把粮款交给部队，还影响带动其他大粮户捐助部队。黄有1935年2月参加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任三中队十一小队长。为了抗日，黄有烧毁自家全部房屋，变卖田产、牲畜等捐给部队，亲人被鬼子押回原籍。他还曾将把自己与特务勾结的内弟媳妇处死。
黄有参加游击队之后不久就入了党，带领战士在伊春（当时归汤原，称伊松）修建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第一期的校舍。
1937年冬天的时候，黄有担任的工作是稽查处处长，一方面负责密营的后勤，一方面也负责抗联的群众纪律。有一天，大部队转移后，黄有留下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然后在汤原县石场沟被俘。在鬼子看来，这样的有家有业的地主不会和山里的抗联一条心的，于是鬼子“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终于说动了黄有带他们出前去捣毁抗联的密营。他们哪里猜得到，黄有已经给他们准备了一张天罗地网，真正的天罗地网。
鬼子对抗联是极为认真的。一百多（一说三百多，也有称几十个）鬼子，早上抓住黄有，上午做说服工作，当天准备东西，半夜就让黄有领路出发了，奔着黄有口中的那小兴安岭深处几十人的密营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鬼子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其敬业精神、作战能力都值得我们重视。
黄有带着鬼子走啊走啊，走了四五天，离开出发地多远了呢，二百多里地。这几天，黄有可是没怎么吃自己带的东西，一到吃饭的时候，就谄媚地向鬼子要他们的吃的，不管是罐头还是饼干，一律吃掉，顿顿都吃的很饱，保证自己的能量，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看看鬼子的东西还剩下多少。四五天以后，鬼子带的给养可就吃的差不多了。
小兴安岭的大风大雪啊，睁不开眼看不见路是正常的。吃的快见底了，密营还没到，鬼子就急了，问黄有“有没有头？”黄有回答“前面就是了”。
果然走不多远，前面是个密营的样子。鬼子欣喜若狂，架上机枪、掷弹筒，摆好队形，就让翻译喊话。翻译喊了半天，没有动静。很奇怪，鬼子展开队伍，小心翼翼地摸了进去，发现这个密营一个人都没有，是个废营，可把鬼子气得不轻。
鬼子指挥官怒了，拔出手枪对着黄有，鬼子兵也把刺刀对准了他。看来黄有要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估计就要被挑在这了。没想到黄有擦了擦脸上的雪，一脸谄媚地来了句：“没有啊。那个，再翻过前面两座山还有个大营……”为什么鬼子没怀疑呢，因为抗联的密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常要换，以免暴露。
当天晚上，找了一块背风的山地，鬼子们围着火就睡着了，一个个还睡得挺死。累啊，被黄有领着深山老林好几日徒步游了，还都是在老深的雪地里。到了半夜，火差不多灭了，黄有看看鬼子岗哨也有点麻痹，装着上厕所，就溜开了。走了好久，才听见后面鬼子若有若无的狂叫。能不狂叫吗？吃的没多少了，向导没了，大森林里漆黑一片，四下里基本上一模一样，来的路早就被大雪给盖住了。
黄有没敢停留，走了三十多里，已经累得不行了，也快到密营了。他想休息一下，这四五天一直在遛日本鬼子，自己也累的不行，又紧赶慢赶了三十多里山路，就坐下生了火，烤了吃的，不料睡着了。直到路过的三军留守处副处长宋喜斌找到他。他还没有醒，结果他的四肢被严重冻伤了。
战士把他救到密营，黄有醒来后，告诉了战士们鬼子的情况。这个密营，实际上是个伤兵休养营，没多少能战斗的战士。但是，了解了黄有提供的情况，密营仍然抽出了四十多个还能动弹的战士，按照黄有指示的方位，袭击了鬼子一把，干掉了一些，其余的鬼子被打散了。要是黄有是把鬼子带到了悬崖边上的话，战士们无疑是在鬼子屁股上重重给了一脚。要是人一直呆在一起，说不定还能出去。一旦被打散了几个十几个一股，那就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灵了。
这帮鬼子最后跑出去的很少，剩下的也就失踪在小兴安岭了。
黄有四肢被冻伤，而救他的战友施救又不得法，违背了冻伤一定要用雪搓绝不能加热的原则，被其他战士们盖上大棉被放在热炕上，几天后就四肢全部坏死。密营里药品很少，吃的也很少。伤养好的战士都要尽快归队，以便节约密营的给养。离开之前，每个人都要和黄有告别，直到有一天，人差不多要走完了，但是黄有怎么办呢？他已经没法行动了。
战士们建议他找个亲戚养伤，黄有拒绝了，认为这样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最后大家商量后决定，留下两名战士照顾黄有，把剩下的一点点粮食留给了他们。粮食不多，很快就要吃完了。三人讨论后决定派一名战士出去搞粮食，但是他还没出山，就被日军发现牺牲了。剩下的两人讨论后，决定另一名战士再去搞粮食，他把最后的粮食做成饭团，放在黄有的头边，然后出发了。这一次他搞到了粮食，但是回来的路上，被鬼子发现，牺牲了，粮食也没带回来。
大约三月间，冯治纲率队来到密营看望黄有，却发现黄有已经牺牲在密营窝棚外面的塔头墩上多日了。根据多年后的伪警察交代，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黄有牺牲在伪警察邓汉青枪下。
赵一曼和赵尚志的妈妈
这位老太太婆家姓吕，娘家姓梁，大名梁树林。她本来没有名字，叫吕梁氏。这个梁树林的名字是李兆麟给她取的。
前排右为梁树林，左为李升老爷子。后面是冯仲云、薛雯、冯忆罗一家三口。
梁树林是辽宁省开源县人，她的父亲叫梁启栋，与梁启超同宗。梁启栋1923年参加革命，是当时我党早期在辽宁省的地下党领导者之一，后来在做群众工作时被人下毒谋害。梁树林本人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丈夫吕亭元是抗联的交通员，专门给队伍送给养。大儿子吕文财、二儿子吕文真是抗联烈士，大儿媳吕官氏是救国会会长、烈士，两个女儿是儿童团员。她被称为抗联妈妈，抗美援朝期间，又被称为志愿军妈妈。
吕老太太家是抗联的高级据点，看了上面一段话，不用再多说了。当年赵尚志的三军军部就在她家驻扎过。
关于梁树林这个名字的来历，网上曾有这么一段说赵尚志说李兆麟文化高，让李兆麟取名字，李兆麟就取了个和自己的兆麟（造林）相对应的名字。此段纯属胡编乱造。李兆麟是1945年8月才取了这个化名。而且赵尚志的文化水平和李兆麟比，至少不次。赵尚志家学甚好；按上大学的时间来算，赵尚志至少上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黄埔军校，李兆麟只上了三个月的北平大学；按写的诗词歌曲相比，赵尚志的满江红还是不错的，数量也不次于李兆麟。李兆麟有《露营之歌》，但是这首诗的诗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却不是他写的。要是没有这两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诗。
赵一曼从哈尔滨被老李大爷送到根据地之后，就到了吕老太太这里。吕老太太一看赵一曼，发现有点麻烦。为什么呢？赵一曼太漂亮了！赵一曼是南方人，皮肤好，很白很细腻；来之前在哈尔滨工作，穿的也不错；一口南方话，太不像东北的乡下女人了。为了能给赵一曼很好的掩护，吕老太太给赵一曼找了一身乡下人的衣服，还不让赵一曼洗脸。这还做不到把赵一曼的皮肤弄得脏且粗糙，只好在她脸上抹锅底灰。有一次和赵一曼一起出去，害怕赵一曼的南方口音露出马脚，干脆说赵一曼是自己的哑巴女儿，这才涉险过关。后来赵一曼就管吕老太太叫干妈了，其实赵一曼比吕老太太只小八岁。
赵一曼当时只是一个三军下面一个团的政委，要说牺牲时候的职务，赵一曼并不高。这和对她后来的纪念相比，似乎规格是很高的。这涉及到一点就是，赵一曼挺能打仗，但是留给她表现的时间太少了。
举个例子，赵一曼有一次派战士去偷袭敌人，出发之前给了他们几个装满了水的球胆（一说猪尿泡），并交代了他们怎么用。到了晚上，战士们就摸到敌人营地边上了，弄开球胆发出拉稀的声音。放哨的不高兴了，明哨暗哨都开始抱怨是哪个混蛋半夜乱拉稀，也不看看地方。折腾了几个球胆，所有的哨就都摸清了。剩下的就好办了，一枪没放，这伙日伪军就被连锅端。
大家都知道赵一曼被称为瘦李，以为还有一个胖李，其实不是一开始这么叫的。赵一曼比较白，当时三军军部还有一位姓李的女干部，她比较黑，被称为“黑李”，相应的赵一曼是“白李”。因为赵一曼很瘦，后来皮肤也不是那么白了（为了隐蔽身份赵一曼曾长期不洗脸）也被称为“瘦李”。
这位“黑李”现在考证起来，应该是红军期间牺牲的职位最高的朝鲜军人毕士悌的夫人李秋岳。毕士悌与李秋岳失散了一段时间，毕士悌参加了长征，李秋岳一直在东北，但是牺牲时间相差仅半年。1936年2月22日，毕士悌牺牲于东渡黄河；1936年9月3日，李秋岳被日军特务工作班逮捕后被枪杀。
吕老太太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内相继牺牲，巨大的冲击使老太太精神一度失常。
首先是她的长子，抗联三军的连长吕文财。吕文财于1934年牺牲在三股流，尸体被送回吕老太太家。当梁树林见到身上多处中弹、已被染成血人一样的长子的尸体时，老太太用双手亲昵地、小心地抚摸着大儿子的头发、脸、肩、手和脚，就给人一种母亲在抚摸幼儿的感觉。老太太没有哭，母亲的双手向冰冷僵硬的儿子身上输送着温暖，嗓子急剧地颤动，如有千言万语，要对儿子讲述。直到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将领热泪盈眶，跪下去，劝梁树林发话为其长子——抗联英雄吕文财下葬。
不久，大儿媳在往总部送信过程中，被日军逮捕后枪杀，尸体也被送回了家。如对长子一样，母亲亲昵地抚摸着儿媳的尸体，嗓子在不时地剧烈滚动，如在向大儿媳妇默默地诉说着什么。
距离长子牺牲不到一百天，已升任连指导员的梁树林的次子吕文真，在秋皮囤的一次战斗中，子弹打光，被日本人俘虏后斩首，他仅仅十岁的小妹妹目睹了哥哥的牺牲。由于抗联战斗失利，吕文真的尸体没能运回来。由于两个儿子相继为抗日献出了生命，已负伤的赵尚志亲自回来给吕老太太送信。赵尚志泪流满面的回来，老太太已经知道了，这一次第二个儿子也走了。和对长子一样，老太太蹲在了地上，但是这一次，她只能抚摸大地，抚摸那想象中的儿子。
这一次赵尚志又跪了下去，不同的是，他气冲霄汉地喊了一声“妈！”“我们对不起您啊，大儿子牺牲了，我们不该再派二儿子上前线了。今后我们都是您的儿子，我们来养您，为你送终。让我们一起叫妈妈吧……”随后，李兆麟、冯仲云等跪满了屋子，随赵尚志前来的战士们跪了一院子，同声喊“妈！”
从此，吕老太太就被大家称为抗联妈妈。
不久后，李兆麟去苏联、赵尚志和冯仲云率部队转移。这一别，老太太和其中的两个人再也没能再见面。
三个亲人的相继牺牲给老太太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老太太在这之后得了精神病，时有发作。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慢慢好转。即便是这样，在被日本人抓去后，老太太仍然在日本人和狗腿子的酷刑下，保护了抗联的机密。
老太太是在为抗联送药品和弹药的时候被告密而被捕的。这些药品，其实不过是碘酒而已，可这是那些绝地苦斗的将士们救命良药。麻药，那是不可能的。要说缅甸战场上的日本兵不用麻药是因为培养日本人的所谓精神的话，那他们的精神还差得很多。
在监狱里，当敌人审讯到他的儿子是怎么死的时候：老太太的回答是当了土匪，被官军打死了。伪军把老太太反吊起来，又打断了她的肋骨，灌辣椒煤油，都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老太太在监狱里，看到原来的三军军法处处长叛变后，又来招降他们。又看到另一位三军的姓周的干部，日本人对他点头哈腰，他又带着日本人去抓人。老太太以为他们叛变了。被抗联的地下党保释出来后才知道，那个处长是真叛变，周干部不仅没叛变，还巧妙地带着鬼子抓汉奸，很快就被鬼子放了出来，可惜的是没多久又因为叛徒出卖被鬼子抓去，这一次鬼子没有再上当。
老太太在东北的土改和抗美援朝期间都很积极，发挥了一个老党员的作用，在抗美援朝期间还被称为“志愿军的妈妈”，最后得享八十八岁高寿而安然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