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的最后一幕：锦州撤退前后
1931年12月底的“锦州撤退”，宣告了中国正规军在东北大规模作战的终结，是东北抗战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今，各种与之有关的指责多汇集在张学良身上。这一次撤退常常被认为是张学良“不抵抗”的又一个表现。
笔者根据史料具体分析，认为“锦州撤退”需进行重新审视。下文结合手上收集的史料记载，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1931年10月，东北军向锦州一带陆陆续续增兵，且直接支援义勇军的战斗。
日军的战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于此有很明确的记载：
锦州方面的中国军当局，10月以来逐次增加兵力，活动甚为积极，甚至嗾使土匪及别动队扰乱南满各地治安……
11月下旬到12月初，“锦州的军政当局更加积极地充实战备的同时，还嗾使土匪和义勇军积极活动”。
东北军的作战行动也是甚为积极，例如，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11月27日向大凌河一带进军。日军方面的记载“装甲列车前面开道，午前9时左右，在青岗子和敌装甲列车遭遇，敌人顽强抵抗，战况无进展。战斗到午后3时才勉强击退敌人……”（关于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萨苏先生的《国破山河在》一书中的《战锦州——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这一篇文章有更多的记录。）
可见，在日军注意力集中于马占山部的时候，锦州的东北军并不是无作为的（而且，东北军以官方的名义参与组建的义勇军，也正向日军发起猛烈反攻）。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备战架势，实际上已是给予了关东军沉重的压力。
张学良固守国土的战斗决心，在来自日方的资料中也有明确记录。日本关宽治等编著的《满洲事变》一书有这样记载：
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即使到12月初，距锦州战事发生只有半个月左右时，企图进攻锦东义勇军的日军关东军，仍是不觉得其有实力可以挑战锦州一带的东北军。关东军甚至认为与锦州的东北军开战，会“陷我军于危急状态”。《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记载——
（关东）军虽痛感有迅速讨伐这些匪贼的必要，但顾虑以现有兵力不但不能迅速收到效果，而且会因讨匪和锦州中国军队主力发生冲突，以致陷我军于危急状态。
关东军随之开始求援了——
为此12月13日向中央部申请增派兵力。中央部也关切关东军的苦衷，12月4日及17日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
12月13日关东军申请增派兵力前，12月4日日军实际已第一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而关东军12月13日申请仅仅过了四天，日军于12月17日已经又一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
日本决策层于支援关东军的积极程度，根据这段记载可见一斑。
日军第二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之后一个多星期，随着日军援兵滚滚而来，张学良认为日军的进攻即将是“倾全国之力”。于是，东北军也开始向南京的国民政府求援了。
然而，出乎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意料的是，东北军的求援和日军关东军的求援，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1931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提到了“积极抵抗”——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
日军大军压境，国民政府仅仅以连落款才八十一个字的电报，给东北军发出指示。
电文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作为给张学良下令具体依据，却又甚至都没有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里面，应“积极抵抗”的，是仅仅东北军，还是国民革命军？是只有东北军“应尽力之所及”，还是中国军队都“尽力之所及”？是不是只需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就万事大吉了？
12月25日的当天，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12月15日刚就任这个职务），介绍了当前的战况：
日军大举西进，已自马（二十一日）开始实行，北路则进攻法库，以窥彰武，经我保安队及援军竭力抵御，死伤甚多，不得已退出法库；南路则由营口攻取田庄台，我甲车与日军甲车正激烈冲突中，日方遽增多数骑步兵，向我甲车两侧猛攻，经我竭力奋斗，并增兵应援，激战甚久，伤亡甚多，田庄台卒被其占领，我军犹电集车站，力图恢复；中路沿北宁干线，虽尚未积极前进，然彼集中新民之军队，约在一师团以上，一二日内势将向西猛烈出动。至其军队屯驻沈阳附属各地，以备随时应援者，为数尤众，情势迫切，良以迭令前方各部队，严加防范。
根据当前的战况，张学良又表达了两个忧虑——
第一个忧虑是严重缺乏军饷和弹药。
现在网络上有人对东北军当时缺乏军饷和弹药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东北军独立了几十年，跟‘中央’打内战的时候倒不担心饷弹械，外地入侵了要抗战了就没饷弹械了？”
这样的指责是没有考虑到史实的。从九一八起，东北军失掉了东北大部，没有了绝大部分的军饷来源，军工厂和主要弹药库更是已落入日军之手。经历这样猝不及防之变，到了1931年底，弹药和军饷补给明显会出现问题。
国民政府哪怕只是曾稍稍关心一下东北军的话，不会到锦州开战之时，依旧是不知道其补给发生困难的情况。但是，张学良还是先详细介绍了一下补给困难的背景和实情：
……东北根据，既已全失，枪炮弹药，极感缺乏，稍一支撑，即难为继。至饷项一端，尤无办法，此间收入，以之供平时开支，尚属不敷；战时需款浩繁，更何以筹措？
此间官兵对日方暴行，极为愤慨，但值此冰天雪地，冬服尚不完备，郊寒侵迫，言之痛心！凡此困难情况，谅邀鉴察。
叙述了以上那些很明显的困难情况，张学良才列举出了具体需求（从张学良开出的军饷和弹药需求清单来看，他确实是准备在锦州打一场大战的）：
伏乞俯鉴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饬拔现款100万元，用发目前伙食饷需。亦知中央财政同感困难，然对士兵饱暖，不得不请。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1600万发，某口径者800万粒，某生的重炮弹1万发，某生的野炮弹7万发，某生的某野炮弹3万发，某生的野炮弹8万发，某生的某山炮弹3万发，某英寸迫击炮弹23万发（注：这一份电文公开发布时为保密，隐去了口径大小），步枪1万支。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而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内照拨；步枪如一时不便，稍缓亦可。
张学良的第二个忧虑，则是日军或会在华北其他区域也发起进攻：
且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证以昨得日方大兵轮三艘，开进塘沽之报告，知此种推测，必无错误，顾此失彼，必不能免。
东北军虽有20万的兵力，可是需守备华北的广大区域。日军在华北另有“支那驻屯军”，而且可随时在华北沿海登陆。东北军面临的局势是——日军在锦州拉出了架势，在华北其他地方也是虎视眈眈。一旦锦州战事胶着，日军明显会在华北沿海别的地方出击以牵制东北军。
于是，张学良提出：“仍乞调遣大部援军，以厚实力，而资抵御。”
张学良只用这一句话具体提到援兵的问题。国民政府以举国之力进行抵抗，更多只是他的期待而已。这一份电文最关注的，其实还是军饷和弹药的补给问题。
次日（1931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回电张学良，电文简短且口气很“公事公办”：
限即刻到。张主任汉卿先生勋鉴：有寅电悉，已由府秘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并分送特种外交委员会矣。特复。国民政府印。
大敌当前的关头，国民政府回电的仅仅表示军饷和弹药处于“迅即筹发”之中，而关于援军的问题、日军在华北调兵的问题则只字未提。
得到了国民政府军饷和弹药“迅即筹发”保证的张学良，于26日当天立即致电国民政府，首先即提到了决心：“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
这一份电报中，张学良进一步具体提到了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
随之再次向国民政府表达了决心和担忧：“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据此提出了“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到了这一份电文的结尾处，张学良以这样的口气询问国民政府：“究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
这一封紧急电报发出后，在27日一天战事趋紧的情况下，得知张学良宣布“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的国民政府竟没有任何回应。
到了28日，张学良才接到了回复，却居然只是国民政府的文官处一封打官腔的简单回电——
限即刻到。北平张绥靖主任汉卿先生勋鉴：宥酉电奉悉，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矣。奉谕特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俭印。
26日发出的电文中，张学良又一次陈述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的情况，而国民政府文官处的电报中，于东北军的困境却是没有任何表示。张学良25日即提出“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内照拨”。三天过去了，这个最急切的要求也继续是“核办”之中。
于是28日的当天，张学良再次直接把电报发给国民政府主席，电文的开头增了这样的语句：“万急，限即刻到。”
此次电文的内容完完全全是催促“款项械弹”“火速照拨，以济眉急”了，已经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援兵和华北全局如何处置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钧鉴：
前为防守锦县，恳请筹拨款项械弹，旋奉电示，已饬主管各部分别照办。仰见关念边陲，保国卫民之至意。惟迩来日军着着进逼，锦县危急万分，我军誓死抵御，敌人迄未得逞。然士气虽壮，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事关全国，钧府既迭责其尽职，自应即援以实力，事出急迫，惟应仍恳俯赐查照前电，迅饬主管各部，火速照拨，以济眉急。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叩。勘印。
第二天（1931年12月29日），却还仅是国民政府的文官处给张学良回复了电报，回电也仍是继续跟张学良和东北军打着官腔：
限即刻到。北平绥靖主任汉卿先生勋鉴：勘秘电所陈各节，已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矣。特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艳酉印。
实际上，在往来电文的遮掩下，国民政府给予东北军的也只有官腔而已——26日已明确表示“迅即筹发”，29日又说是“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这次不止说是迅速，多用上一个形容词“妥密”）的“款项械弹”补给，从东北军战后的申辩来看，到1932年元旦之后，都还没有下发到东北军手上。
即使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参谋长荣臻对《大公报》记者还是这样抱怨：
东北军为国难牺牲亦无不可，而饷、弹、械均无接济，如何作战？中央仅下令死守，不见补给岂欲军士徒手搏敌耶？
12月30日，无声无息三天了的国民政府，终于致电张学良（也终于不是以“文官处”名义），继续说“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
结合实际的战场局势，再联想到日军从国内增援锦州前线之迅速，当时国民政府姗姗来迟的这一份电报，是足以让东北军上下都觉得悲凉的——
国民政府在这份电文中说“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
可是，抗击着日军侵略的东北军，让国民政府“嘉许”的东北军，为国民政府“深悉”困难的东北军，他们急需的补给呢？在国民政府的文官处前几天打了两次官腔之后，到30日这一天国民政府终于又有了动静的时候，反复催促的补给，还是一枪一弹、一毫一厘也没有送到东北军手上。
26日张学良就在询问“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的“预筹应付策略”，到30日在这一份电文中，国民政府才回应天津一地的问题，且居然拖了好几天才给出的“预筹应付策略”，就是叫东北军“须预先防止”而已：
“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
于是乎，东北军如果下决心全力在锦州作战，那也得独立照应着天津的局势。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回答和没有给出任何回答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张学良就是傻瓜，也知道天津的“异动”是“须预先防止”的。张学良连续发电报给国民政府，是需国民政府再告诉一遍他“须预先防止”吗？
张学良当年看到这一句话，怕是连哭笑不得的心境都没有了。
更为关键的是，东北军在锦州面临日军重兵的进攻，日军会“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顾此失彼，必不能免”的问题，国民政府却连一句具体的回应都没有。
日军当时增兵华北，频繁进行军事调动，确实呈现咄咄逼人的架势。当时担任中国驻日公使的蒋作宾，在其日记里就记录了日军增兵华北、扰乱东北军后方的实例——1931年11月9日的日记记录：“日本又在天津等处骚扰，所谓便衣队者，即彼收买之流氓。”11月27日的日记记录：“今晨阅报，知日军又攻天津。大炮已攻中省府及市府，我方要求停战而亦不许。”12月17日的日记载：“迩来又决定派第十师及近卫军第一师等特种部队赴东省及天津……”
此类情况在这一时期张学良致马占山等将领的电文里，以敌情通报的方式有很多记载。例如记录了此时期日军在天津直接开枪开炮的情况，在12月29日的两份电报里即分别有记载：“俭早二时至八时，津市接近日租界各处，敌方时以机枪向我方扫射并放炮数发……”“艳早五时许，津市南关下头及海光寺两方面，又有开枪向我方射击者……”
而日军增兵华北、频繁军事调动的情况，记载的更多了——
12月11日的电文记载：“秦皇岛于佳日，又到日军舰一艘，载水兵约八十……蒸日军官十人，兵士一百十人，由津赴山海关。”12月26日的电文记载：“敬酉天津日军部代表中川，持驻屯军司令部致函北宁路局，要求借车三列，共头等三辆，二、三等二十四辆，棚车、平车等三十五辆，于寝早六时至十时，分次由塘沽开津。并云，第一日运军官约七十员，兵约一千九百名，马匹六十匹，炮四车，输送约四日，兵数不详……”12月30日的两份电文分别记载：“昨日阁议决定，取消由日本内地添派一混成旅赴津之令，改由关东军派一部队急赴天津”，“三十日早三时半，据秦皇岛报，由东南开来日本鱼雷舰二艘，一名幕竹，一名若竹，每艘载官兵八十余人，大炮十二门。前开来之府怨舰，于早十一时半开向西南去。又，早七时余，开来日兵舰一只，舰名巴云，载官兵五百余人，大小炮二十一门，距码头二三里下锚。又，十一时来日本大兵舰一只，距码头二十余里，该舰上空有飞机二架，旋向东飞去。又，距南海四，五里外，有日舰三只”。
后一封电文显示的日本海军施以的军事压力，长期为史学界忽略。其中“若竹”不是小小的“鱼雷舰”，是日本海军的“若竹”号二等驱逐舰。而舰名“巴云”的军舰，看似是日本海军“八云”号巡洋舰舰名之误，实际上“八云”号巡洋舰当时已编入训练舰队，不会出现在中国沿海。此艘“距码头二三里下锚”的军舰，根据日本海军的档案的记录，实际上竟是那艘著名的“出云”号巡洋舰。当时，连日军的“出云”舰都已出马，开始威胁东北军后方了——
可见，东北军即是在其后方如何紧张的背景下，进行了锦州一带作战的。
难道说，一切都是东北军的责任？国民政府无需统筹全局也无需给东北军补给，他们的“抗战”就是给东北军发几封电报（这电报还可以有几封让文官处发），足矣……
虽确是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从锦州撤退，可是在这样孤立无援背景下的撤离，东北军是否带有无奈和痛心的心境呢？
12月31日和1月3日，撤出锦州的东北军以“东北军下级军官”名义，两次发出了联合宣言。
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事已进行这么多天了，东北军发出的两次联合宣言，竟还是继续提到25日国民政府就保证“迅即筹发”的军饷和弹药补给问题：
“乃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12月31日）。“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
“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回视枪中炮中则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1月3日）
到1931年12月31日，从国民政府保证“迅即筹发”起已有六天了，东北军仍是“无一弹一钱之助”。到1932年的1月3日，东北军还是只有无奈地说“请械请弹无应”！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台湾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还收录了一份12月9日******发给张学良的电报：“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2月9日前就被“下令”须“3日内”赴援东北军的航空队，到了12月下旬还需东北军再次请求，到了1932年1月还是处于“无应”的状态。
上述的这么多的情况，发生在日军大举来袭之际，是怎样触目惊心的史实。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锦州撤退”，明显是不能简单视之为东北军“不抵抗”的表现。日方的分析也认为：“从军事上说，他（张学良）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也许是实际情况。”（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结合史实来看，以上来自日本方面的看法，是颇为客观的看法。
东北军上下在撤退途中，也曾经不平则鸣。
荣臻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出了缺乏补给的东北军的困境：
此次日军进攻，我军损失极大，弹药无济，死亡约千余人，最可痛心者，受伤军士均无医药，只有听其呻吟……
而东北军下级军官的两次联合宣言中，记载了更多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今天再看当年东北军愤懑的心声，于历史事实当有新的认识。
择其一部简介如下——
东北地区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坚苦卓绝的抗战，更以抗联杨靖宇、赵尚志等烈士而广受中国大众关注。但由于战斗环境过于恶劣，和内地隔绝，以及日本有意识的大规模销毁档案，关于东北地区抗战很是薄弱。而最近几年关于这段历史得到读者关注，最近出版的张正隆的《雪冷血热》也将对抗联的关注急速增温。
东北地区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坚苦卓绝的抗战，更以抗联杨靖宇、赵尚志等烈士而广受中国大众关注。但由于战斗环境过于恶劣，和内地隔绝，以及日本有意识的大规模销毁档案，关于东北地区抗战很是薄弱。而最近几年关于这段历史得到读者关注，最近出版的张正隆的《雪冷血热》也将对抗联的关注急速增温。
1931年12月31日第一次宣言首先是东北军与日军曾激战的战地情况：
日军三路取锦，血战五日死伤枕藉，营沟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通线白山等处，尸骨暴露，鹰犬争食，触目伤心，无以逾此。
然后揭露的是：当日军在华北摆出进攻架势，国民政府甚至连抗议都没有——
日方增兵津沽扰我后方，其军舰十余艘，分赴秦皇岛葫芦岛等处，窥我方防地，其航空队又在兴城连山毁我铁道，绝我后援，迄今一周，末闻中央向日提一抗议。其归路断绝，而锦州前线，尚有取胜之理？
宣言用讽刺的口气质问国民政府，即使和日方达成妥协了，“亦何妨在表面上作一度交涉，以励我前方将士之心乎？”
文中提到东北军近期闻外交部长“在沪更与三井洋行行长秘密接洽，意在假借总理十年实业计划，向日方大举借款……”
于是，东北军愤怒地问道：
试问一方面向人举债，而一方面又严电我东北将士向人拼命，岂我党国诸公之意，欲此日方借来之金钱，转以供给我前方将士对日作战之需乎？
到1932年1月3日的宣言，东北军的揭露更加犀利，文中的愤懑之情也更见诸于字里行间。例如——
揭露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李文范“妄称锦州问题中央除嘱我主官死守以外只能战而不宣，以为抵抗云云”。
东北军的宣言谈及此处，怒斥李文范：
夫以堂堂内长，岂不知不宣战则无以巩回津榆后防，更无以死守锦州乎？乃既不宣战何必高唱抵抗？既高唱抵抗矣，又何为而不宣战？凡此矛盾之谈只能昏夜独自言之！
这几句话带有讽刺，更是蕴含着痛心。
1932年1月3日宣言更为明确地指出，从九一八起一直受各方指责的东北人民，是“实际抵抗之人”：
……六日以来，我前线将士之在锦东，出生入死，努力杀敌，非敢抗中央之命，违民众之意，欲以血肉之躯，为捍卫中央所认为已失之地土而已。
今以血肉当人锋镝者，无论为义勇军，或为正式军队，皆为东北人民，如是不抵抗者，乃系实际抵抗之人。
宣言的结尾，以这样的语句为东北军的不公平遭遇而呐喊：
如此而谓共赴国难，岂不令生者寒心，而死者不瞑目乎。
这两次联合宣言，不仅是东北军官兵的申辩，更记录下一些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史实。
翻开尘封的史册，走近这些现在几乎没人提到的史实，才可以促成于“锦州撤退”的重新审视：不抵抗，归根结底是源自于决策层面骨子里的怯懦和放弃。
这也是从九一八事变起一直延续的东北“不抵抗”的最后一幕。正规军“不抵抗”致使国土沦丧，人民的“抵抗”就此成为东北国土上抗战的主旋律。
锦州沦陷十余天之后，1932年1月11日，******发表讲话，宣布“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他宣布，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地随之迅速沦陷，原来是“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
随后，******又讲了他曾提出过的“三日亡国论”的委婉版说法——现在一旦和日本绝交、宣战，三天之内就“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了：
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
面对着举国上下的舆论一片“抗战”、“绝交”、“宣战”的呐喊之声，******在这一次讲话中，还以“开战必败”作为论据进行着“苦口婆心”的“劝说”：
以中国今日之现状与国力，如果与日绝交，则必出于军事战争，无备而战；必至战败，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也……万不可逞一时之快心，轻言绝交宣战，而断丧我四万万人民与中华民族之命脉。
日军的铁蹄，正践踏着东三省土地，应付政策却是以不绝交、不宣战为前提。这宣告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的期望破灭了。
不绝交和不宣战的决定，也宣告了锦州的短暂的枪炮声，成为了正规军在东北进行抗战的绝唱。
就是从这一时期起，东北大地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重任，已彻底转到了东北民众和爱国官兵组成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身上。
得陇望蜀的日军，兵锋直抵山海关下之后，又窥伺着关内的中国国土。日本侵略军没有料想到的是，他们身后东三省黑土地上，即将遍地飘扬起抗日义勇军的战旗……
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于何时何地打响？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不抵抗”的种种恶果，使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整80年过去了，回顾那一段历史，仍能体会到当年亡国灭种的担忧，曾怎么样沉甸甸压在了国人的心头。
然而，尽管“不抵抗”是“九一八”之夜普遍的情况，那一夜，中华民族的十四年抗战第一枪，也仍是在沈阳打响了。
这枪声象征着不会泯灭的民族魂，正是这样的民族魂支撑了十四年抗战。
十四年的抗战，在中国军民的角度，也是从这抗战第一枪打响起，一直贯穿着“抵抗”的主旋律。
那一枪，是一部民族抗争史的里程碑！
前文详细描述的关于“不抵抗”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更多是为了凸显勇于抵抗侵略的可贵。在1931年那个“不抵抗”政策的大背景下，从“九一八”之夜已自发开始的抵抗，又在东北黑土地上一直持续了十四年的抵抗，是多么的悲壮，又是多么的伟大。
关于“九一八”之夜抵抗日军侵略的更多细节，早已尘封于历史的尘埃里了。而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在重新翻开尘封的史册，了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且为“不抵抗”而叹惋和压抑之时，我们更想知晓十四年抗战第一枪打响的具体情况。
此前许多文章，都把第一枪打响的地方当成是北大营，称“北大营突围战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日本“满铁”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曾说：
“北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纪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
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其实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敌寡我众，敌我兵力悬殊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七旅620团团长王铁汉的司机李明德回忆，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抗日名将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王铁汉当时很激动地说：“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仅有不到700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
《孙子兵法》有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九一八”之夜，中国军队的人数反倒不止日军的十倍（武器装备亦是胜于日军，营区甚至还有12辆坦克），那么有什么“围”可以突呢？
即使认可北大营突围战的枪声，也是“抵抗”的枪声，这也并不是“唯一的一枪”。只有确定最早反抗侵略的那些枪声分别来自于何处，当晚中方抵抗侵略的“第一枪”才可以进一步根据时间先后来确认。
为“九一八”事变而紧急出版的书籍《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版）19日傍晚即出发、20日上午出关的北平记者，采访人力车夫得到的讯息——
余在途中与车夫闲谈，详询日兵暴行情况，彼乃劳动者，又不知余为何如人，其言真实不欺，实最有价值也。
车夫叙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提及中国军警在进攻之下的反应，列举了两个实例。反映了人民“旁观”视角的究竟是怎么看待“九一八”之夜中国军警的。东北军第七旅的“抵抗”，人民根据了解到的粗略情况是不予认可的：
日兵向北大营进攻，东北第七旅将士虽气愤填膺，因旅长王以哲之竭力镇摄，始终未还一枪，在日兵机关枪之扫射下退走。
而人民眼中实施了“抵抗”的中国武装，是沈阳的一些中国警察：
商埠警察第六驻在所，不愿缴械，发生冲突，相持一小时，终因众寡悬殊，死二十余人。
日方的记载里面，和中方民众的见解一样，也是把“第七旅”和中方警察部队，分别作为“不抵抗”和“抵抗”的代表。
时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其在《九一八事变》（王也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记载：
中方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王以哲旅长所部的第七旅，突然遭到我军的袭击，异常震惊，也许是受到上峰不抵抗的命令而有意避战，竟然被兵员仅有600人的我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穷打猛追……
进攻省城的第二十九联队，也在进军途中荡除了巡警队等的抗阻……
中国警察的英勇事迹，在当时的报道和书籍中有记载——例如9月28日《民国日报》报道，追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时，曾专门介绍了中国警察的抗击日寇情况：
工业区公安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曾有激烈之对抗，局内警察仅三十余名，以与日军数百相敌抗，两方肉搏，几亘三小时，日军殊受巨创，死伤颇重。徒以军队势重，前仆后继，增加无穷，未至败退。然亦不敢积极压迫，只为四面包围之困门。所惜局内警兵，子弹告罄，外无应援，敌围数重，实力已绝，遂被日军攻入。然持械杀敌，无不以一当十，拼命抗拒半小时，卒以力竭，于是忠勇健儿数十人，同时被害矣。日人为泄愤计，将此数十人，悉皆碎首、折肋挖胸、洞腹，肝胃涂满地，心脏映天日，血渍殷红，润遍沙土。今尚暴露于署门内外，无人收拾。为我华人，增光不少，死有余荣。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载：
工业区之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该局警察仅三十余名，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亘三小时之久，后因子弹告罄，外无应援，遂被日军攻入。于是此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碎足折肋，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酷。
十四年抗战里最早殉国的这一批英雄警察，被肢解了身躯，失掉了头颅。当笔者行文至此，把1931年9月18日深夜，这个“抗战第一夜”里的抵抗和牺牲事迹，拂掉历史的尘埃，重新展示出来时，随之又想起了郭汜和创作这本书的初衷——
从“九一八”之夜的此时开始，在东北黑土地上持续十四年的抵抗中，在与丧失了人道的日本侵略军的作战里，不计其数的殉国者也是被肢解了身躯，失掉了头颅。
东北十四年抗战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段殉国的英雄们抛却了头颅，以粉身碎骨为代价，换取这一片国土完整的历史。
重新还原这样的历史，是我们创作这本书的本意。我们努力用这样一本书发出呼唤：
从1931年得“九一八”之夜起，到1945年9月份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光复时止，十四年来在东北抗战之中殉国的忠魂们——
魂兮归来！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是应聘于张学良成立的“外交委员会”的陈觉编辑的，张学良为此书题了书名。
其书带有半官方的视角，于是同样也为了不给日军口实，处处刻意回避“抵抗”二字。以上“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抗敌战斗，是《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关于“九一八”之夜的记叙里，唯一一处明确提到“抵抗”一词的记载。
这样的英雄壮举，让小心翼翼回避着“抵抗”说法的作者，也已不能不使用“抵抗”一词了！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同时记录，沈阳的警察和军队一样，其实也曾接到了“不抵抗”的指示：
全省警务处十八日午后十时，日军发炮时，黄处长曾以长途电话报告北平之张副司令，请示办法。嗣接得命令后，即由省会公安局通知各机关警察，谓如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
虽是也有“不抵抗”的指示，但是当日军肆无忌惮冲进沈阳城时，不仅仅是前文记载的工业区公安六分局的警察奋不顾身和日军激战，另有多处的中国警察还是坚决予以了抵抗，这与军队的普遍“不抵抗”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1931年9月20日中外记者团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事变之报告，警察抵抗的记载是这样的：
先是日军于巧日（指18日）夜十一时向北大营及兵工厂方面炮击……陆军亦同时进攻商埠地及城内。华军无抵抗，警署均被缴械捣毁，惟商埠一、二两分局警士略有抵抗，被日军击死各五六名，工业区六分局死十余名，皇姑屯地方公安局死十余名。其余尚难探悉。
（另有《华北日报》1931年9月23日报道有记载：“第六区警察分署门前，死尸横置二十余人”，侧面印证了该局英雄警察们“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的史实；该报9月26日的报道《沈阳陷落三日痛史》又记载：“商埠地一、二、三分局，及省会六分局、沈阳县公安局等，均被炸毁。”沈阳商埠地的公安分局和工业区六分局等遭彻底破坏，日军随意占领是不会有此情况的，应是发生了激烈战斗才会造成的。）
皇姑屯地方公安局的抵抗情况，暂未查到日方史料记载（这个公安局的设置情况，在中方史料也一直未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商埠地和工业区一带中国警察抗击日寇的情况，日军方面也留下了明确的记录。
昭和六年（1931年）9月19日出刊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有第一时间的新闻报道《清除支那巡警》（转引自赵杰《起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支那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
中国的报纸当时也曾转载了日本“新闻联合社”的此篇报道：
【奉天十九号发新联电】占领奉天城内某联队，上午零时五十分出发屯营，该联队本部同一时到小西边门，商埠地华警全部均被扫荡，商埠地完全占领，炮声隆隆，震动全市。
商埠地，是奉天当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根据《中美通商行船续约》、《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开埠的商业区。1922年成立了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下辖三个分局。
随着“省城商埠界内中外商贾逐渐增多，南北市场行将繁盛，一切警察行政需及时扩充，以资应付。省会警察厅遂将省会第六警察署改组，一分为二，一部组成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管理商埠警察、消防、卫生事项，隶属于奉天商埠局管理。另一部仍为第六警察署”。
有史料记载称1929年“将商埠警察局所属的3个商埠分局改划为省会公安局下属的第八、九、十分局”。但是，依据1931年3月30日《辽宁省会公安局为日本守备队包围警察分所请严重据理交涉事致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函》记录的“商埠一分局报称”来看，仍沿用了商埠一、二、三分局的称呼。
此《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另有一篇第一时间的报道《我方警察队与公安队交战》（同转引自赵杰《起来》一书）：
（奉天特电19日发）19日午前1时半，奉天郊外西塔的支那方公安队和日方警察署员冲突，开始交火，到2时半，还在交战中。
“奉天郊外西塔”即在沈阳的“惠工工业区”一带。
“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情况，长期以来未得到准确地认识，竟有著作称其为“位于铁西工业区的公安局六分局”。殊不知，铁西一带规划为工业区是日军侵占沈阳后的事情了，而且这个工业区名称的出现，也是伪满政权时定下的。
这里的工业区，其实是指沈阳的“惠工工业区”。据《沈阳城市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记载：“1923年市政公所筹备处建立之前一个月，即有省公署决定在原城区西北练兵场及毗邻北部建立惠工工业区。”根据《辽宁省志：建设志》的记载，沈阳市当时中方管辖区共设有七个行政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为第六区”。沈阳市的《沈河区志》里又有这样的记载：沈阳市的“城区”是1923年（民国十二年）8月建立奉天市政公所之后，按奉天省会警察厅下设的一、二、三、四、五、六警察署所辖的“警区”作为行政区，产生了“城区”的雏形。当时各警察署署长即为各区区长。又，“1929年，奉天省会警察厅改为辽宁省会公安局，设立了七个公安分局”。据此，“工业区之六分局”实际即沈阳市第六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的公安分局。
根据日方《大阪朝日新闻》号外以上两篇报道的记载，对照中方史料的记载，至少是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中国警察已打响了抗击侵略的枪声。这还都是可以进行明确中日史料对照的史实。实际上，独立的中方史料里面，有中国警察更早开枪抵抗侵略的记录——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的9月18日晚十时三十分左右，沈阳市区的马路湾警察派出所的警察们已开始“还击抵抗”了。
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9月份时正处于“中村事件”的风口浪尖上。“九一八”之夜，他暂住东北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在沈阳的家中，他回忆：
……据北市场的宪兵报告，日本守备队百余名向北大营方向出动，时间是夜晚十时三十分钟，戏院等娱乐场所均行停演。此时，日本守备队和日商（日本在乡的军人）约五百多名已冲进北市场。马路湾警察派出所又来电话报告称，日本兵已向被包围者（我商民等）开枪射击，我们正在还击抵抗中，也是十时三十分钟左右。
据此，中国警察的抵抗，是几乎同“九一八”事变一起开始的。关玉衡回忆里提到的“马路湾”，在今天的沈阳市和平区，这里很有可能是当天晚上沈阳城里面第一处响起了还击枪声的地方。
那么，北大营又是何时开始还击的呢？日方为了污蔑是中方挑起了事变，其记录里面与第七旅的的“作战”去看，多有不实之词。
于是，讨论“北大营突围战”的开始时间，必须梳理中方亲历人员的回忆。
“突围”时还击日军的具体时刻，虽有不同的回忆，但是大体上是接近的。
日军进攻北大营，虽在9月19日零时前后已开始了，但是开始阶段是试探性进攻，没有给逼急了第七旅在营房中也未予以实际上的“还击”。
响起抗击的枪声是发生在开始撤出营房时，为了突出一条路和压制日军的火力，向日军进行了还击。
王铁汉担任团长的620团，长期被认为是具体打响“第一枪”的部队。该团三营九连的连长姜明文，回忆是凌晨四时之后开始还击的：
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4点多钟，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联系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遂又召集各营、连长商量。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六一九团已退出营房向东去了，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既有电话告诉必要时退出去，现在电话不通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我们都由北面出去。先到榆林堡大洼一带集合。”
决定后，各连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一登上壕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
这和620团团长王铁汉的回忆是一致的。王铁汉回忆与日军战斗之后，凌晨五时撤出了北大营。
……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晨5时。
结合有关记载，他们俩的回忆应是可以这么综合理解：凌晨四时之后开始撤退，期间与日军发生短暂的交火，历经半个多小时，凌晨五时得以撤出。
目前见到的战斗时间最早的记载，是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的回忆。讨论“九一八”之夜第七旅“抵抗”的史实时，“赵镇藩”的姓名常常隐没在历史的微尘中了。其实，在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里的情况下，他是当夜第七旅军事行动的带队指挥官。他回忆的是“深夜二时”之后开始还击日军，掩护部队撤退的：
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结集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出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军俘虏。
据此，此地即使是最早的还击记载，也是在二时之后了（而实际上综合多方记载看，中国军队第七旅还击后旋即突围，比如有“既接近始用机关枪扫射，旋由后门退走”的记录。于是赵镇藩关于突围前1个多小时已与日军“激战”的回忆明显有误记之嫌，第七旅开始还击的时间应更迟）。在第七旅为了脱离营房和阵地，而开始向日军“还击”时，中国警察为了坚守岗位和抗击侵略的战斗，已开始了不止一个小时（以马路湾的警察还击开始算，则已开始了约有三个小时）。
据此，可以依据现有史料得出结论了：
沈阳市区的中国警察，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值得多提到一笔的是，无独有偶，实际上不仅九一八事变的抵抗从警察开始，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抵抗日寇侵略的第一枪，也是上海的警察打响的。
据当时出版的民国书籍《国军淞沪抗日记》的记录，一二八事变最早的战事情况是这样的：
……第六中队警士六人，在天通庵与兴通记路口所设之沙袋等防御工程处防守时，已深夜十一时四十分，忽发现日军铁甲车数部，载日海军陆战队三十余人。守警询以口令，日兵即开机关枪。六警当即抵抗，以步枪还击，然以众寡不敌，乃向横滨路方面退却，并向驻守该处之公安局第六中队队长孙谋报告。孙队长闻讯，驰援，以日兵扫射甚猛，历十余分钟，不支而退。时天通庵车站巳被日军所占，乃于青云路集合，复得宪兵第六团机关枪队之应援，当即极力反攻力战二小时，十九路军第五团亦闻讯赶至，加入作战，日兵遂被我军包围缴械，并缴获铁甲汽车三部，其中一部巳毁坏，余二部尚可应用。
1932年2月2日上海《申报》也以《警察大队之战绩》为题予以了报道：
市公安局警察大队第六中队，于上月二十八夜十一时五分，由区队胡鸣平率领长警（注：长警，警长和警士，类似于今天“干警”的称呼）十余名，担任天通庵路同济路口，与敌抗战，冲锋数次，伤警士数名，当时击坏敌军铁甲车二辆。是夜日飞机三架，在空中抛掷炸弹、伤警士腿部，无大碍。翌日（二十九日）下午一时，幸经十九路军队之机关枪增援，故日兵无法冲破我阵地。
受伤之警士八名姓名如次：庞香五、张廷栋、张九江、郭景元、刘仁选、赵煜三、周得权、谭汉廷。内以刘赵两警伤势最重。
到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的警察又在第一波战事里崭露头角。1937年8月31日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兼淞沪警备副司令的蔡劲军发言时提到：
前日会同各师长共谒委员长，王师长（注：是指87师师长王敬久）声称，此次警察参加作战，实开全世界警察之******。且以敌之海陆空军同时作战，因之获得许多经验，实深欣幸。
比照王敬久向******汇报的警察参战意义，此前的九一八事变时的抵抗，即从辽宁省沈阳市的警察开始了，实际已开了世界上警察之“******”。
“九一八”当夜，继沈阳城的警察主动开始抵抗，天明前，长春的南岭、宽城子军营也主动响起了抵抗的枪声。吉林省的部分军队抵抗日军时，吉林的部分中国警察也曾予日军以还击。冯占海也有一段回忆：
吉长铁路警务段原有武装警察百余人，事先日军授意该警务总段长，假说点名，将全体官兵集合，以待日军。日军开到后首先开枪袭击，我警务段官兵奋起还击。因敌我距离甚近，战斗颇为剧烈，敌我均伤亡不少。
九一八事变之夜，另有多名中国警察在侦察敌情和坚守岗哨时，殉职于了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和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地激战之中牺牲的警察，一起构成了一个十四年抗战里最早抗击侵略时殉难的英雄群体。
很可惜，这些最早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
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名叫高曙光的警察，他是沈阳市商埠地公安一分局的警士，在9月19日凌晨到来前，于18日夜11时侦察敌情过程之中牺牲。
北平的《北洋画报》当时留下这样的报道：
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