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一周年时，义勇军的雪耻之战
1932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周年的纪念日。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邹韬奋先生，在1932年9月24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38期刊出的文章《对照下的惨状》里，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当天的骄横庆祝场面：
到了九一八国难一周年纪念的这一天，日本东京当然少不了举行各种纪念会，陆军当局还挑选参加战争的军人分赴全国各地游说。在沈阳则有日侨万余人参加游行，在乡军人等分乘四十辆货车，游行市内，入晚市民数万举行提灯大会。长春等处亦有学童参加游行，动辄以万计。
朱德的讲武堂同学，此时赋闲的滇军将领谭友佛先生，于这一天写下了《“九一八”国难一周年有感》一诗：
百万雄兵勇阋墙，问谁不战失辽阳。
可怜一个周年日，人庆功成我吊亡。
他目睹了日本军队庆祝占据东三省一周年，国内却内战仍频频发生的情景，化作了这悲愤的诗句，确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国人们在这一天的心声。
九一八事变时，不愿当亡国奴的东三省民众纷纷入关撤退到北平。1932年9月18日当天，东北旅平民众为了纪念这个开始悲惨流浪的日子，于北平举行了纪念大会，会上致电南京国民政府：
东北沦陷，瞬届周年，封豕长蛇，凶焰日肆，近日悍然于本月15日，公然承认其手造之傀儡组织，翘首辽天，悲愤曷极。我政府若仍前敷衍，徒以外交方式，报告国联，或致一纸抗议，为尽所能事，则是甘心放弃我东北三省二千万民众于水深火热中，而莫之顾矣……
时至今日，讵容瞻顾。如言长期抵抗，自当以明令出兵，实力收复东北，所谓整个计划，亦应即负责准备，不宜徒托空言，借端掩饰。我东北民众，竭诚渴望，敢问政府整个计划安在，长期抵抗之方策如何，北上御侮之言，能否实践，应请政府明白宣示……
就在东三省沦亡已有整整一年，日本即将悍然“承认”伪满洲国的严峻局势下；就在收复失地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不抵抗”政策仍是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之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已用反击日伪军、攻击沦陷区域的英勇战斗，开始了九一八国耻日的“纪念”。
正当日军洋洋自得庆祝占据东三省一周年之际，为了唤起国人抵抗的信心，洗雪不抵抗丧城失地的民族耻辱，各地义勇军纷纷向日伪军盘踞的多处城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活动于吉林省一带的冯占海部义勇军，向当时伪满洲国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市的进攻，一度给伪满统治势力不小的震撼。
冯占海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里与马占山齐名的将领，当时又曾有“一马占山，二马占海”的说法。“一马”、“二马”曾在黑土地上并驾齐驱，多次给予日伪势力沉重的打击。1932年7月底的时候，马占山部义勇军在日军重兵围攻下受挫，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继续打击日伪军的重任，更多落在了冯占海部义勇军的身上。
也正是在7月下旬的时候，冯占海部义勇军挥师南下，进入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附近的核心地带。伪满报纸为此于1932年7月25日曾发出《冯占海豪语专袭吉垣》的报道，称冯占海宣布以袭占吉林省省会为目的。
伪满洲国的“首都”是定在了长春，当时作为吉林省省会的吉林市，位于长春市以东不过百余公里。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义勇军兵临吉长两市之间的区域，突然发起雪耻之战役，给予日伪军沉重的打击，无疑一定程度上伪满的势力与其统治受到了动摇的惶恐。
依据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长，当时是伪满******总务厅主计处日本官员的古海忠之在《满洲国施政的展开和结局》的回忆，在冯占海义勇军于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发起猛攻之时，部分日伪官吏已有逃出“首都”的想法（内容见《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冯占海所部在吉、长市郊之活动影响很大。二市做为日伪统治中心，受此威胁，使得日伪军政要员惶惶不可终日，夜间只好穿着衣眠枕着手枪睡觉，甚至做了逃跑的准备。当时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社曾在会上提出，“匪军可能进攻到新京来，最好把行李整理一下”。
此次直捣伪满通知核心区域的“纪念”攻势，也是大张旗鼓公开进行的。
1932年9月中旬，冯占海通过《申报》发布了于“九一八周年纪念之日”，“尽力策动大举总攻，誓收失地，以雪奇耻”的文告，称：
占海躬经战役，深悉倭寇战斗能力，实无足畏。只要我军弹药冬衣有充分筹备，收复失地，并非难事。此当为我全国父老兄弟姐妹所深切注意者也。
又过了二十多天，1932年10月14日，天津《大公报》发布了冯占海报告战况的文告：
虽未能直捣伪都以寒倭奴之胆，但于九月十一日，我军冒死攻入吉林省垣。弹尽援绝，尤复徒手奋呼，肉搏经夜……
1932年9月11日这一天，冯占海部义勇军攻打吉林省省会的情况，在日伪方面也留有记录。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前夕，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报纸《盛京时报》曾发出报道《冯占海匪挺逼，吉垣竟戒严》：
【吉林联合电】十一日午前零时十五分许，反吉军冯占海部先锋队，突如袭击省城北山之西北方，满洲国警备军出而应战，甚呈激烈，炮声枪声，轰动全城，比及午前四时始熄。讵至午前十一时半，该匪团又大举逆袭，日满两军激战交火中。
【又电】吉林警备司令，鉴于匪贼迫近省城，已于十一日宣布戒严令，午后七时以后，午前四时以前，禁止出外行走云。
1932年9月18日，伪满的报纸大肆宣扬歌舞升平的局面，却不敢报道义勇军的雪耻之战仍在继续。事变纪念日后，《盛京时报》才以《九一八之吉林情形》为标题，在报道“日满的两方举行纪念情形”前，报道了吉林省省会还是遭到袭击的情况：
日前十八日为满洲事变纪念日，当日甚为平稳，惟于前半夜十时三十分顷，正夜阑人静中，江岸突发隆隆之炮声三十余响，声闻遐迩振天地……一为事变周年时间之纪念礼炮，一说为江南发现股匪，特向轰击，未知何说为是。
为了粉饰日伪欢庆时的“平安”局面，掩盖义勇军仍有实力大举进攻的事实，《盛京时报》不惜编造可笑的言论，称吉林市城下的炮声，或许会是“事变周年时间之纪念礼炮”。又考虑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可笑，于是又提及了一个“江南发现股匪，特向轰击”的说法，为了遮掩又说“未知何说为是”。
伪满的报纸这种“欲盖弥彰”的把戏，又恰恰是义勇军雪耻之战的战绩给予日伪以震动的充分体现。
而当东三省沦陷一年之际，义勇军攻入伪满吉林省省会，逼近伪满“首都”的战绩，国内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给国人鼓舞和信心：
不甘当亡国奴的同胞，仍在继续战斗着！
将军断头第一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当时首都南京附近的巢县，有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写下了一首题为《闻九一八事变感赋》的诗：
东北沦亡敌未休，鲸吞危险慨神州。
但闻说士空摇舌，未见将军肯断头。
不向边陲驱虎豹，却从内室夺王侯。
山河破碎何时复，肉食无谋为国忧。
“但闻说士空摇舌，未见将军肯断头”一句，充分显示了当时的人民群众对于国民党要人们虽宣称“救国”，军队却实则施行“不抵抗”政策的行径的愤恨和讽刺。
虽然国难当头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仍忙于“从内室夺王侯”，仍有部分东北的正规军将官出于民族义愤“向边陲驱虎豹”，于东北大地上奋起抵抗侵略，其中就有将官在抗日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其“将军断头第一人”即是马占山部抗日义勇军的参谋长韩家麟（字述彭，很多文献记录为韩述彭）。
韩家麟祖籍山东，祖辈“闯关东”到梨树县（原属辽宁省）。他的祖父韩永文和时任东北军连长的马占山熟识。1914年，马占山率部在小城子镇驻防剿匪。有一天与马占山聊天，韩永文跟马占山说“家里受官匪气，想送个孩子出去立立门户”。当时，韩家麟十六七岁，刚从梨树县小城子镇的高小毕业。同家族十几名适龄的青年，只有他被马占山选中，带到了东北军里从军。
韩家麟从普通一兵开始军旅生涯，过了九年后于1923年晋升为少校，到1927年又晋升中校军衔。虽成为中层军官，但是韩家麟却没有沾惹不良习气，始终与结发妻子过着朴素的生活，没有类似一些同僚军官那样，升官即同时发财，开始挥金如土、三妻四妾的生活。梨树县的家族里的长辈前来，他曾给长辈磕头，说：“孩儿在外，不能尽孝，攒了多年的头都一起磕喽。”这样的品行也受到了族人称赞。
1930年，韩家麟到沈阳东北高等军官研究班学习，在沈阳租房居住。九一八事变时，研究班的日本教官威逼利诱学员附逆。有抗战到底之心的韩家麟为寻找东北军大部队，伺机化装举家从沈阳来到北平。
据记载，在北平兼任五十三军军长的万福麟，让韩家麟担任五十三军的上校副官长。但是韩家麟志在与老上级马占山一同抗日，10月下旬安顿好家小，他就只身又潜回东北。当时，他随身带着张学良、万福麟给马占山的指示信（韩家麟的妻子将信件缝藏在他的棉衣里），冒着艰险于11月份江桥抗战期间到达齐齐哈尔。马占山委任韩家麟为黑龙江省政府少将参议，且又布置韩家麟从齐齐哈尔再次潜回北平，向张学良、万福麟汇报情况。他在北平再次与家人见面，但军情紧急，未得久聚，随即又第二次携带张学良和万福麟给马占山的指示信出发，通过重重艰难险阻，第三次通过沦陷的辽吉黑大地，返回马占山部义勇军，继续随马占山将军一起战斗。
1932年初，韩家麟接替谢珂担任义勇军参谋长。与日伪虚与委蛇的马占山在到日伪军那里前，曾一度把军权都交付给担任参谋长职务的韩家麟代理。3月中下旬，马占山准备再举义旗，韩家麟即到处联络部队和地方官长，且又亲自布置安排马占山家眷从哈尔滨到大连，经海路到达了天津，让马占山再无后顾之忧，顺利到海伦一带重新率部抗日。
与日军继续战斗的过程里，韩家麟不仅协助马占山将军进行军事指挥，还代为保管官私印章和军队的机要文件。他平常和马占山甚至吃住都在一起，马占山部义勇军副官处中校张鹤川回忆：
韩家麟绐我的印象很深，他老实厚道，待人温和，从不发脾气。他与马占山的关系很好，吃、住都在一起，协助马占山谋划军事。马占山的文化很低，一些军事命令之类的公文都是由韩家麟下达。
1932年7月马占山将军和韩家麟将军率领义勇军在困境中开进到庆城县一带。伪满的报纸报道称：“日军精锐骑兵，已开始最后的擒马行动，马命已迫在旦夕。”
虽然不断遭遇日机空袭，且条件艰苦，“吃的是小米糊糊，用脸盆当锅，用桦树皮当碗”（张鹤川的回忆）。但是马占山部仍保持士气和纪律，据载“部队纪律较严。沿途经过村屯，宿营或打尖，吃饭给钱，损坏东西赔偿，从不骚扰百姓，深得群众拥护”。马占山还在宿营地召开“同胞会”，跟当地群众说：“小日本想吞并中国，让我们当亡国奴，这办不到。我们有四万万同胞，我们不怕他，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和他干……”
1932年7月27日，马占山部在庆城县东山里的白石砬子山一带，遭遇了日军的偷袭和围攻。伪满的报纸称：“二十七日午前八时许，马军八百人，不知该日军之伏待……该日军俟马军接近于火网，突如开枪，一齐射击……此役马占山被杀与否，现尚未明。”
马占山部义勇军宣传处的宣传员于文华，于此次失利曾有这样的回忆：
7月初，我军处于不利状况，不得已，把部队全部撤到铁道以东。公署和骑兵一千余人向庆城方向转移，意在与丁（超）、李（杜）部队汇合。穿过庆城后到东大荒，山区道路泥泞崎岖，不得不把马车改为驮子，缓缓而行……7月中旬，部队经过铁山包（铁力）到东山里。这时天气炎热，道路愈益难行，由于敌机侦察频繁，只好宵行昼宿，部队人困马乏疲劳不堪，勉强前进……7月末，行至东山里白石砬子山口内，大家稍加喘息。正在吃饭之时，忽报日军追赶前来，如果敌人封锁山口，我们难免遭到全军覆没之灾。于是赶紧退出。翌日敌人飞机前来，扫射轰炸，骑炮兵疯狂围攻……
马占山将军的贴身警卫张凤岐的回忆，记录了遭遇日军围攻时部队分散突围的情况：
（部队涉水渡河）上岸以后是野草丛生的荒地，没有道路，我们由此向深山里走去。许久以后，出现了左右两条路，一些人走向左边，一些则走向右边……由参议官韩述彭带着一些人走的是右边这条路，后来遭到日军的袭击。
根据张凤岐此回忆的记录，韩家麟当时是与马占山刻意各带一部分人马，在岔路口分开突围的。在当时紧急渡河突围，无法判断深山里面的两条道路各通向何方的背景下，此举明显有“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考虑。而危急关头可以独立带一路部队分开突围，也体现了韩家麟作为辅佐马占山将军的将领，在军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韩家麟的儿子韩宝轩，根据马占山归国后向他的讲述，在回忆文章里面留下了一段记叙：
一九三二年七月份，马将军部队在罗圈店附近遭到了日军大部兵团的包围。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残酷，军队死亡很重。马将军和我父亲各带一队人马强行突围。父亲所带的一队人数较多，并有辎重及马驮等在内。日军错误判断马将军必在此队之内，派兵紧随不舍，在当天晚上父亲等人行至一处无人居住的破房舍时，因他们是骑兵，已将敌人甩得很远，未发现行有追兵。且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又未进饮食，人马都已十分疲乏，便停止前进原地宿营。官兵们全都睡觉了，哨兵也在打瞌睡。不料想，日军赶到，包围房舍，堵门扫射……天亮后，日军在一具死尸身上搜出了马占山将军的印章和机要文件，看死者的个头和血肉模糊的面貌又看像马将军，于是日军认定死者就是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捕杀的马将军。他们将首级割下，并将印章、文件、将军官服等物一并产上报，说马占山已被击毙。日军松本师团长电告东京报功，当时日军和伪满各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登载了“马占山已被击毙”的消息和照片，并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日军围攻此处无险可守的林间房舍的过程里，仍受到了韩家麟率领的此路义勇军官兵的抵抗。著名军史作家萨苏先生在日本收集到日军描述这一仗的油画，其附带说明里叙述了追击韩家麟将军的日军曾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32年七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十五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索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八百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跟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二十九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的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噬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
据日军的这个记载，在人马困乏，又遭遇日军偷袭的不利情况下，韩家麟带领的义勇军部队仍是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
此次激战时与韩家麟将军并肩作战的一位中校军官，是1930年到沈阳时与他往来甚密的邻居。这位邻居当时是化名李迿遥，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实际上他是当时在东三省地下党之中的负责干部之一，真实的身份是****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李继渊。
李继渊是辽宁新民县人，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是瞿秋白的学生，1927年10月即参加东北第一次党员大会。****“六大”召开于莫斯科，大部分代表需经哈尔滨，他是在哈尔滨承担负责接待和护送工作。九一八事变时，李继渊以地下党员身份，由韩家麟将军介绍到马占山部义勇军担任中校秘书，终与韩家麟将军一起血洒疆场。
将军与共产党人的精诚合作，充分体现了义勇军的抗战是一次共赴国难行动。
《四平文史资料》第4辑也有关于此战情景的描述：
开始他们以民房和树木为掩体，用长射程武器还击，接着是短枪，最后子弹全部打净，便砸毁枪支，挥舞军刀，冲进敌阵肉搏。敌田中等人十分惊恐，呼其投降……韩家麟身中数弹，裹扎后再战……他壮烈牺牲，年仅34岁。其他官兵也皆壮烈殉国。
1932年8月20日，受到日方控制的伪满报纸《盛京时报》刊出了报道《日军在安古镇为马占山招魂》，称“马占山”在安古镇东边的沼泽地“壮烈战死”——使用这样的词语，也显示了韩家麟将军在重围里的奋战之英勇，同样是震动了日伪势力。报道也称日军请来了僧道“为彼诵经招魂”，且“郑重掩埋”了“马占山”（实为韩家麟）的遗骸于安古镇其战死之地，“以吊慰其幽灵”。
正在策划“承认”伪满洲国的日本方面，认为从此少了一个劲敌，和伪满势力一起舒了一口气。伪满洲国的“军法课长”洋洋得意，竟写文章评论《马占山之死》，称马占山“在庆城安古镇战殁……埋骨荒郊、羁魂草野”。
当时，“埋骨荒郊”的实为殉国的韩家麟将军的身躯，将军的头颅被日军割下，悬挂展示以宣扬日军的战绩。和“九一八”之夜第一批殉国的警察一样，作为第一位殉国的将官，韩家麟的遗骸也被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了。
残酷的东北十四年抗战期间，日军常以割下抵抗者的头颅炫耀战功，殉国的英烈们多是留下了失去首级的躯体。
他们殉难时的尸首虽然残缺，他们不屈的战斗却都是为了保持着祖国的领土完整。敌人虽可以割下他们的头颅，却改变不了他们捍卫白山黑水的壮志雄心。他们的身躯倒下时，不会泯灭的忠魂仍会凝视着他们为之战斗的这一片国土，看着更多的抵抗者踏着血迹继续毅然前行。
作为左膀右臂的战友韩家麟将军殉国，马占山将军悲痛之余，把关怀都给了韩家麟将军的儿女。
1934年，马占山将军从欧洲回国定居天津后，接见了韩家麟将军的遗孀刘志琴时说：“你要振作精神，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继承父志，将来为国家报仇雪恨。孩子们的读书费用由我供给。”
新中国成立时，参与起义的马占山叮嘱韩家麟的儿子韩宝轩（他已是马占山将军的女婿）：“你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了，你是烈士的后代，如今又受到共产党的重用，成了国家干部，今后一定继承抗日和革命先烈们的遗志，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富强而终身努力工作。”
足以让“将军断头第一人”韩家麟宽心的是，儿女们都成材了：韩家麟的儿子韩宝轩，是天津的银行干部。三个女儿都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长女韩国珍是教师、次女韩国志是石家庄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三女韩国华是人民日报社干部。当硝烟散尽，建设的年代来临时，他的儿女们都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民族而继续努力奋斗。
满门忠烈王凤阁
王凤阁从来都不是抗联人员，但是对他的纪念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其他抗联领导人有任何不同。王凤阁也从来不是将军，但不妨碍他的对手、他的人民和我们称他为王将军。杨靖宇和他一直合作，他被俘之前，杨靖宇曾计划去救他，但是恰好河流开冻，未能救援。他牺牲那天又传出了杨靖宇劫法场的消息。
王凤阁，通化人，自幼文武双全，曾任东北军十二军十一师五十八团上尉副官，后厌恶军阀间的混战，辞职返乡。这也不完全是厌恶军阀间的混战，他家很有钱，要是划成分的话，绝对是大地主级别的。但是当他毁家救国的时候，他母亲说：“有国才有家，吾儿做得对。”
日军为了对付王凤阁，费尽心机。利用叛徒掌握了他的行动，又以飞机投掷燃烧弹，可能还使用了毒气，最后3月27日，王凤阁在六道沟因其左臂和大腿负伤不幸被俘。其卫兵十余人、其妻张氏及四岁幼子小金子（乳名）同时被捕。
王凤阁是被伪军俘虏的，但是宪兵队、守备队、伪军、伪警察、领事馆警察、铁路警护队争功不下，最后决定功劳平分。（日军为了稳妥，这支伪军是从外地调过来的，这支伪军“完美”地完成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任务。）
虽然王凤阁是重伤被俘，但是这些混蛋还是不放心，把将军的双手钉在了磨盘架子上。有伪军给他的幼子“小金子”（四岁，仅有小名传世）一个馒头，小家伙怒斥伪军“中国人不吃亡国饭”。当天下午，王凤阁被押到通化宪兵队。
日军关心的事情很多，比如王凤阁的战术、情报来源、与抗联联系情况、武器后勤来源等。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伪警察和伪军中哪些和他有关系。王凤阁一律不回答，问多了就以“缴获”来回应。最后一次审讯中，将军对审讯他的日军说“你也是人吗！好生想想看，我今天被捕了，可我怎能出卖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呢？”日军不得不服，称王将军有武士道精神。
关押期间，日军曾以糖果引诱王将军幼子，依旧不成。日本人认为留下孩子只会带来麻烦，所以决定斩草除根，杀害王将军一家。
1937年4月15日凌晨，日伪当局就派人在大街小巷敲锣吆喝，强迫群众出来观看“罪大恶极的反满抗日匪首王凤阁伏法”的场面。王凤阁剪短了蓬乱的头发，换了一套新棉衣，步上第三辆汽车；夫人张氏则换上了蓝色旗袍，夫人当时有些恐惧，双腿发软上不去车，王凤阁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在鬼子面前发抖，抬起头来，勇敢地去死，人一辈子免不了一死，能为国为民族去死是最大的幸福。”张氏便抱起孩子上了第四辆汽车（前两辆是日本兵）。从通化县城到城郊玉皇山，三里地走了一个多小时。
日军当时是挖了一个大坑，留了两个口子，而不是像网上传说的两个坑。下车后将军先看了一下夫人，然后浏览了下风景，慢慢向刑场走去。夫人则抱着孩子走在后面，虽天气寒冷、步履蹒跚，但十分坚定。到刑场后，将军走向大坑，夫人则抱着孩子转过身去，靠汽车挡着，不让孩子看。
当时的刽子手是伪军中的日本教官和翻译。日本人想让王凤阁跪下，王凤阁说生不跪日本鬼子，死了也要站着做鬼。争执后王将军被按坐在地上，翻译官横田卷了王将军的领子，教官藤田杀了王将军，头颅被装入木匣，尸体被埋入土坑。整个过程，将军夫人一动不动。
随后夫人抱着孩子把了最后一泡尿，孩子则为母亲擦去眼泪。日本人打算让夫人到土坑为她挖的那边去，夫人则抱起孩子跳进丈夫殉难的坑里说：“我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你们杀吧！”随后夫人、孩子就义。
事后日军曾派伪军在王将军就义处站岗，禁止百姓吊唁。但是仍然有人烧纸上香，却抓不住人。慢慢的，连站岗的都开始莫名其妙的消失，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解放后，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王凤阁为革命烈士。（王将军遗属当时在山东）
王凤阁将军一门忠烈，除了他们三口，两个侄子一个死在对日作战，一个做地下工作时候在沈阳被日寇捕杀。父亲以教书为业，母亲在家相夫教子。后来王凤阁拉起抗日队伍的时候，他的队伍的骨干力量就是一群教师。秀才造反，何止三年，他们这一支义勇军是东边道地区坚持时间第二长的，最长的是杨靖宇的抗联第一路军。
王凤阁当过军官，但并不是那种粗坯军官，他随父亲学习古文，自幼习武，上中学后偏爱数学，进东北军也是担任当时技术含量很高的炮兵军官；眼光也好，起兵之初就看出于芷山不会抗日，必将投敌。（于芷山后来担任伪满洲国治安大臣，赵尚志牺牲后人头就被日本人用飞机送到了他那里。）
王凤阁的义勇军战斗力很强，一个特点便是他的义勇军成立之初就有炮兵，而且一直有人会操炮，这一点比很多正规军都强。王凤阁1932年4月起兵，5月8日攻下柳河县城；在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后放弃柳河县城，6月攻下金川县城；8月起围攻海龙县城50多天，终因无法攻克而撤退。此后义勇军首领唐聚五等离开队伍入关，王凤阁坚持抗日要枪不离人、人不离乡，便带领愿意坚持抗战的数百部众前往山区独力作战。他的部队有自己的山寨、油坊、烧锅，也有自己的情报和物资来源，这在当时颇为不易。
此后日军多次对他进行讨伐未果，反而损兵折将。王凤阁不仅打鬼子，也打不抗日光扰民的土匪，战斗上和杨靖宇互相支援呼应，并向杨靖宇学习，在自己的部队里面进行思想教育，让部众理解自己为何而战。故王凤阁部战斗意志非常坚定，作战可以失利，但是绝不溃散。王凤阁牺牲后，他的卫队还有一百多人曾经袭击了日本人的一个采矿调查班，打死了十八个日本人，后来收尸的鬼子兵给他们立了个牌位“为东边道开发献身之十八难士之灵位”。据当时被袭击的伪军警回忆，当时这些部队军容齐整，军装军帽统一，根本不像群龙无首的样子，战斗力很强。这支队伍一直坚持到这一年的冬天，终因抗不过寒冷的天气和匮乏的物资而散去。
辽东三角地区义勇军的几位领导者
辽东三角地带是指南满铁路、安奉铁路、黄海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个地方对于义勇军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地形复杂，而且地理位置重要，靠几个大城市很近；坏处是很容易被封锁死，除非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作为后盾。
这里的义勇军有这么前后几代领导者：
邓铁梅、李春润、刘景文是第一代。
邓铁梅患病，1934年5月被俘，1934年9月牺牲；
李春润身负重伤，于烟台手术未果，1933年9月14日牺牲；
刘景文1933年11月化装入关，再未回来。
苗可秀是第二代。
苗可秀1935年6月21日被俘，1935年7月25日牺牲。
赵侗是第三代。
苗可秀1935年6月被俘后，经过约半年的混乱，12月赵侗接任。1936年3月，赵侗交出指挥权，只身入关。
白君实是第四代。
赵侗1936年3月交出指挥权后，白君实接任。1939年1月，白君实被俘牺牲。
没有第五代，到白君实牺牲已经是1939年1月，他们坚持得足够长了。邓铁梅九一八之前曾担任凤城的公安局长，因为办事耿直得罪了人，九一八的时候正流落在沈阳。九一八时候凤城的国军严格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一枪没发就交出了县城和武器。10月邓铁梅愤而起兵举事，定名“东北民众自卫军”，一月有余就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很快就到了三千人。
邓铁梅系统的义勇军作战英勇，战果出色，还要加上一个词，艰苦卓绝。
这里的义勇军，枪和子弹缺乏，但是更缺的是吃和穿。邓铁梅等人从前都没有大规模带兵的经历，作战英勇，但是后勤情况考虑不足。
在邓铁梅的主要领导下，三角地的义勇军一共抵抗了日军的四次大讨伐。在军事方面不能完全征服义勇军的情况下，日本人动起了叛徒的主意。主谋是大汉奸安奉地区警备司令赫慕侠，直接执行者是其属下第三营营长郑希贤，因他是当地人。郑收买了当地的一个村长沈廷栋，沈廷栋有个弟弟叫沈廷辅，是邓铁梅部队的教官，并曾经担任邓铁梅的卫队长。在沈廷栋的策反下，沈廷辅叛变并针对邓铁梅组织了一支便衣暗杀队。
1934年5月初邓铁梅罹患痢疾，不能行军。部属建议他入关疗养，但邓铁梅不同意，“抗日未胜，失地未收，拼将此身一死也不离开抗区一步”。便于5月27日去亲戚家养病。沈廷辅不知道邓铁梅行踪，但是知道邓铁梅养病大体位置，便派便衣队不分昼夜监视可疑地区，到5月30日捕获邓铁梅。
在日伪军审讯邓铁梅期间，邓铁梅有几句名言被记载下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反满抗日。”
“少数民族败类，在哪一个国家都有。我的部队数以万计，个别叛徒的出现，不能说明大多数人不爱国。”
有日军军官曾经拿一把折扇请邓铁梅题词，邓铁梅毫不犹豫，写下：
“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之地几时收。”
鉴于邓铁梅不能收服，日军遂把他从军法处转移到陆军监狱，并把看守换成日本人。9月28日夜，邓铁梅被秘密杀害。
邓铁梅的左膀右臂是苗可秀和邹大鹏。苗可秀是东北大学的大学生，邹大鹏是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苗可秀是青年党员，邹大鹏则是连当地共产党都不承认的共产党员（前满洲团委书记，被错误开除党籍，1936年再次入党）。苗可秀在邓铁梅牺牲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被俘牺牲，邹大鹏在共产党员身份被证实后离队，他一共在邓铁梅处任职两个月，当然离开后继续给邓铁梅出谋划策。邹大鹏后任职四野情报部长、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是李克农之后、康生之前主持这一部门的部门领导之一。
邓铁梅被俘后，苗可秀接替了他的指挥位置。
邓铁梅被俘后，所部义勇军大量溃散，辽东三角地区的抗日主力转换为苗可秀的中国少年铁血军。
少年铁血军的起源有多个，赵侗、赵伟、白君实等组建的学生团和抗日救国会是其中之一。这两个组织依附于邓铁梅的义勇军活动；1933年这两个组织的人已经大量损失，在苗可秀的主持下，苗可秀、赵侗、赵伟、刘壮飞、白君实把学生团改组成为青年劲斗团，抗日救国会改组为抗日同盟会，前者是秘密组织，后者是公开组织。在这两个组织之下，建立了一支几十人的别动队；1934年2月，以别动队为基础，组建少年铁血军。
铁血军的口号很简单：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
铁血军人数很少，只不过四百余人，对外的称号是邓铁梅部自卫军学生大队。苗可秀起家甚难，起兵之初，缺枪少弹，到处挖取原来义勇军埋藏的武器武装自己，招募义勇军余部扩大力量。到这个时候，日军统治已经稳定，苗可秀部愈加困难。自苗可秀竖起抗日大旗到被俘，不过四百余日，竟然作战百余次，日军称之为“****苗可秀”。
苗可秀曾经与杨靖宇联络，杨靖宇曾派一名参谋带了二十多名战士化装成日军，穿越日军的封锁和苗可秀约定联合作战，但是在日军的全力分割下，两部抗日力量终未能合兵。
在苗可秀的带领下，抗日铁血军已经隐隐露出抗联的影子，统计下来，大约有如下方面：
1.重视宣传工作。包括揭露日军的残暴和屠杀同胞的罪行、规劝伪工作人员反日、号召民众抗日。
2.大量编唱抗日歌曲。苗可秀是文科大学生，这些事情举手之劳。更难得的是歌曲朗朗上口，一念即可记住。他所写的《铁血军励志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隐隐暗合。
3.兵贵精而不贵多。抗日铁血军人数相比从前的义勇军，人数大大缩减，但是所取得的战果，可没有缩小那么多。
4.严格的组织纪律，严密的组织形式。秘密的劲斗团，公开的抗日同盟会，军事力量铁血军，还有专门在农民中发展的同心社，有了共产党的军队、党组织、抗日救国会的影子。
苗可秀抗日坚决，犹恨汉奸。当日军对三角地进行第一次大讨伐时，日军对邓铁梅进行了两次招抚，当时适逢苗可秀担任邓铁梅副手。苗可秀主持了第二次谈判，并设计捕获枪决了五名日本谈判代表和一名中国翻译。捆绑翻译之时，翻译高喊自己是中国人，不要捆，苗可秀大怒道：“你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你也算中国人？”
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带领部队夜宿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未始料这个小村庄竟有一个汉奸，通知了日伪军。偷袭之下，苗可秀臀部被炸重伤，不能行走。
6月21日，苗可秀和保护他的赵侗、赵伟等人被五十余名日军包围在一个大院，苗可秀严令部下逃走，自己坦然被擒。
苗可秀被俘后，有汉奸翻译向他问话，被苗可秀怒斥：“你不配和中国人说话！”
有一个日军翻译，钦佩他的为人，请他题字并留下遗言。苗可秀便写了“正气千秋”四个字留给他。
1935年7月25日，日本人把苗可秀从监狱提出，押他到从前被他杀掉的那几个日本谈判代表的纪念碑面前要他跪倒祭灵，并向那几个日本鬼子的家属敬礼。苗可秀怒目而视，拒不下跪，周围群众不断啜泣。日军惟恐生变，即押解苗可秀离开，带到附近的一棵松树下枪杀。
解放后，政府在他牺牲处为他立碑，并多方寻找到了他改嫁后的遗孀。今天，当地还有用“苗可秀”命名的学校和街道。
苗可秀6月被俘牺牲，赵侗接任指挥，10月铁血军创始人之一刘壮飞牺牲，12月三角地地区幸存的几支义勇军决定统一组织，以少年铁血军为号，以赵侗、白君实等为首领。1936年3月12日，赵伟牺牲。同月下旬，赵侗向白君实交出指挥权，只身入关。赵侗担任领导者只有三个多月，而且战斗很少，无甚可着笔墨之处。赵侗入关之时言明要入关筹集军火，在关内和他的母亲一起也曾募集捐款，但不知他如何才能把这些捐款和军火送到被他放弃的义勇军余部那里。热河尚在时陆路还能走通，海路不过1932、1933年勉强送过去一些而已。
白君实接手指挥权之后，形势愈发严峻。多支义勇军被剿灭，只有白君实一支部队幸存，人数不过几十到一百人余人而已，只能在群众的掩护下挣扎生存。即便是困顿如此，白君实约束部下仍然严厉，有部下扣留了老百姓给警察署买的烟酒，白君实知道后让他送回去。部下不解，白君实说，老百姓没法向伪警察交代，受罪的还是他们。
老百姓也非常支持他们，多次白君实他们被日伪军围在村子里，但是没一个老百姓当汉奸。
白君实等人能在如此的艰苦情况下坚持到1939年，自然有过人之处。他们开展了地洞战，已经很接近八路军后来在华北的地道战。他们挖了地洞，并不立即启用，头一年先挖好，第二年待草长好了，再进入。洞口伪装如此之好，以至于有的洞口就开在警察署的后山，伪警察的举动他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1938年冬，白君实行踪暴露，被日伪军围攻。白君实冲出重围，可惜在前往东边道地区的路上，被“棒子队”抓住，送给日军。
当年围剿他们的一个鬼子，已经升官到了大佐。这个大佐亲自劝降，白君实严词拒绝“我活一天就当一天中国人，当一天鬼奴也不干”。
1939年1月，在苗可秀牺牲处不远，白君实被日伪军凌迟杀害。三角地地区的抗日大火，就此熄灭。
然而，东北土地上的抗日烈火，依然在熊熊燃烧，没有熄灭也不会熄灭。
十四年抗战里击毙的第一名“日本籍将领”
1932年1月9日辽宁锦州抗日民众武装击毙的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长期被认为是东北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领。很多文章都称其是以大佐军衔被追晋了少将。
但是根据日军档案史料的记载，1932年1月11日下午，日军十九师团师团长给日本陆军省发电报（档案《西附近に於て古賀中佐以下戦死の件》），称：“九日夜，锦西附近）骑二七联队长古贺中佐以下将校四名、下士官兵一五名战死，二十名负伤”。据此，古贺传太郎的军衔其实为中佐，被追晋的军衔则是大佐。
于是一个叫森秀树的日军军官，又被认为是东北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领。
1991年1月24日，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当时名称为“旅顺帝国主义侵华遗迹保管所”，2003年更改为现名，并组建大连近代史研究所与其合署办公）从庄河县文化馆征集到一块高九十厘米、宽三十厘米、厚十五厘米的伪满“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记载了五个伪满“靖安游击队”官兵与“红枪匪”（是指庄河县民众抗日武装大刀会）激战，于大同元年十二月十六日（1932年12月16日）战死的情况。碑文左侧为：“故陆军少将森秀树，故陆军骑兵上尉木下谦一郎，故陆军骑兵上等兵张恩，故陆军骑兵上等兵李德全，故陆军骑兵一等兵张民。”
碑文明确记录了这个1932年12月16日被击毙的“森秀树”是个“故陆军少将”，击毙日期也早于1934年3月10日在吉林土龙山暴动里被击毙的日军步兵第63联队长饭冢朝吉（大佐追晋少将）。那森秀树应该是东北抗战史上最早击毙的日军将领了。
但是，在日军将官名录和追晋将官的名单里面，却都查不到“森秀树”这样一个姓名。那么，“靖安游击队”的“故陆军少将”森秀树，究竟是不是一名真正的将官呢？
这就得首先了解“靖安游击队”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伪满军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一书收录的文章《伪满军政部始末》，关于“靖安游击队”有如下一段记录：
奉天还设一个极特殊的部队，受伪军政部直接领导，这个部队名叫靖安游击队，后改靖安军。这个特殊组织起来的队伍，它不是由旧有的武装力量改编起来的，而是由日本人充任指挥官，由“满鲜”两族浪人编组。它的服装特点，是在军衣袖头上接一红色袖头，群众叫“红袖头”，这个队伍打抗日义勇军最狠毒，对老百姓的残害也最毒辣。伪满建国初期，辽东、辽西地区人民恨之入骨。伪军政部为了纪念它们的“功绩”，一直保持“靖安”称号。
历史亲历者的回忆之中，则可以找到关于靖安游击队的更具体的多方面描述。
金日成回忆录之中，如此记叙了多次与抗日武装展开激战的“靖安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参谋小松少佐指导下，以协助关东军的特别独立军的名义，组织了靖安游击队，这就是靖安军的前身，日满一体的混合部队。随着伪满军的成立，1932年11月靖安军被编入了伪满军……靖安军的武器和军服全由关东军供应。他们袖子上缠了一条红布，因此又名“红袖队”。它用“常在战场”的精神教育士兵，鼓吹臭名昭著的“大和魂”和“靖安魂”。这支部队里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子弟，日语说得都很好。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组成的靖安军，宗旨是以游击战对付共产主义者的游击战。
1933年8月时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的多田骏（其后曾任参谋次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给关东军的报告中介绍“靖安军”的部分提到：
该军是事变初期，为补充皇军兵力不足，在日本人司令官及日本人指挥官之下编成的特种部队，当时称为靖安游击队。建国后暂时归关东军直辖……参加各地剿匪，有功绩。
被称为“满军之父”的佐佐木到一（1934年12月，其继板垣征四郎之后就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回忆其整编靖安游击队的经历时提到：
这个队是事变后在关东军指导下建立的……他们以关东军直辖单位而自豪……他们拥有特务机关，配备人员达200名左右，每月要求提供五万元经费。
曾任伪满奉天省省长的臧式毅，在作为伪满战犯的笔供里面，提到了靖安游击队的关东军司令部直接组建和设立政治宣传各部门的情况：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奉天伪军不敷分配为词，命成立伪军。遂招集一千二百余人，定名为靖安游击队。……（靖安游击队）本部内有政治宣传各部门之组织。每月经费较他队多至数倍……
靖安军作为伪满洲国的军事支柱之一，1937年后还进入了八路军的关注视野。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敌工科科长刘型撰写的《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一文之中，关于伪满军的情况，即有这一段记载：
同时还成立所谓“靖安军”（民众称“红袖头”），以日人作军官，招收家产在一百石田以上的子弟及中学生，经奴训几月后，遴选入伍，作为傀儡政权的主要支柱。
而伪满洲国早期的电文中，也是不难寻到关于“靖安游击队”的记录。例如1932年5月10日两个伪满汉奸头目之间的公函《于芷山致臧式毅函》里，即有这样一句：“适据报告，柳河县刀匪猖獗，当令靖安游击队与王殿忠两部，并本部卫队刘营约两千人，分三路进剿，定于今（十日）夹攻柳河之贼。”又如1932年7月4日《祁清黎、山崎健太郎、刘峻泽给臧式毅的报告》也曾提到了“靖安队”的行动：“友军二十九及三十二两联队及靖安队，由东西两路入柳河境，会师五道沟子……”
日方的战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收录的关于1932年12月的“讨伐”辽东三角地带（正是1932年12月森秀树被击毙于庄河县）的电文，亦有多处明确提到了“靖安游击队”：
12月1日，军司令官决定在12月中旬开始讨伐三角地带，并命令把满洲国军李支队（以三个步兵营为基干）及靖安游击队（以三个步兵营、三个骑兵连、机枪、迫击炮及山炮各一个连组成）自12月5日以后，配属给在大孤山或奉天的第二师团，把王支队（步兵约两个营为基干）自12月10日以后配属给在大石桥的独立守备队。接着于12月6日决定了讨伐开始日为12月13日。
12月7日，下达了大要如下的师团命令：庄河方面讨伐队（是由）小岛大佐指挥的步兵第四联队等、靖安游击队的一部（组成）。
12月20日，第二师团把靖安游击队及李支队全部转交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指挥……
（注：上述电报中提及的伪满军李支队和王支队，分别指伪满奉天警备军李寿山、王殿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