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读书时期就知道了常书鸿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为敦煌艺术献身的画家。1962年读徐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作品描述化名尚达的主人翁常书鸿先生为保护敦煌莫高窟艺术历尽磨难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的坚毅精神和动人心魄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我。他的事迹已广为人知，只是高山仰止，无缘拜识。1964年组建敦煌西夏工作组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同他初次见面，只觉他身材高大魁伟，一脸威仪；相处交谈才知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我们年龄相差32岁，却相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时他在敦煌已工作二十多年，他说他早就注意到了敦煌石窟艺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族内涵，敦煌诸窟是中国各民族古代文化宝库（也许是他有着蒙古族血统的缘故）。他说这个问题是在他考察过新疆的石窟后认识到的，所以希望民族研究所派人同他们合作。他还说我们能到莫高窟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今后还希望进行敦煌石窟中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题记的研究。西夏洞窟的调查是一项开创性、试验性的合作。为此他对这次调查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事无巨细，亲自过问。如我同金波从北京乘火车到兰州，那天是8月23日早晨，我们出站后，步出广场，见一辆上海牌轿车停在那里。那时在车站看到轿车还是极少的，我们还驻足指点议论一番，然后坐电车走了，下午到省文化局后才知道，那是常书鸿亲自去接我们的车，他进站找我们，因而失之交臂。之后，9月1日王静如乘飞机到兰州，他亲赴机场去接；我们从柳园到莫高窟时，他又是亲自去接。那时他已年逾花甲，因公常年奔跑于敦煌到兰州、北京的路上。他一回到莫高窟，就赶去看望我们，询问工作、生活问题，抽空陪我们进洞窟，又陪我们参观西千佛洞，也常召集西夏工作组会议，了解工作进展，商讨下一步工作安排。他对某些重要的洞窟十分关注，如莫高窟256窟，是一座普通的宋凿窟（曹家），后经西夏时期装銮，对该窟壁画的布局与艺术风格的研究，都有助于确定西夏洞窟的分期。11月1日，常书鸿利用星期日，专门陪我们参观256窟和西夏洞窟，把他想到的问题提出来，约定他12月份去北京时专门研究256窟的问题。
常书鸿是一位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十分严格的人，否则就难以理解，当时在这个极端艰苦的沙漠小岛上，会有这样一批献身艺术的信徒陪伴他度着“无期徒刑”（张大千语）。他舍弃了巴黎艺术之宫，在国难中回到祖国；又抛开“国立艺专”教授的舒适，举家来到沙漠中的一方圣地。在妻子的背逃和子女凄惨的哭嚎声中，承受着命运给他的严峻打击和考验……他是用萨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舍弃自身，去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的。我在莫高窟听到了有关常书鸿许多感人的故事，多少年以后更听到了许多对常书鸿其人的评价。我想，一个对艺术有着执著追求的艺术家，一个在大时代的狂风恶浪中带头搏击的船长，难免会生出许多恩恩怨怨。
秋末冬初的莫高窟，窟前路边银白杨的树干和枝条完全裸露，橘黄的树叶填平了沙路上深深的车辙。宕泉河开始结了一层薄冰，使人心里有一种凝固的感觉。只有九层楼上的风铎在凛冽的寒风中不停地“叮当！叮当”，给人以活力，给人以鼓舞。我们有时到常书鸿中寺的家里坐坐，阴冷潮湿的土屋中，土炕、土凳、土地，一灯如豆，唯一冲一杯咖啡有一点洋气。谈起莫高窟的今昔，他带有浓重浙江口音的语调，充满感情色彩；谈到壁画艺术时，语调常因挚爱而变得分外柔和，眼睛中也会放射出一种迷恋沉醉的神采。这次离开莫高窟，我直到12年后才又见到他。
1976年夏，我和史金波到西北地区考察西夏文物古迹，8月下旬在兰州通过省文化局找到了常书鸿。那时常书鸿经历了“**********”的磨难后，又初步恢复了自由。他在兰州的住处已不是“一只船”公馆，我们是在一条小巷的一个大杂院中找到他的。普通居民的两间平房，拥挤而杂乱。据说他的夫人李承仙调到省博物馆看大门。他刚从刘家峡画画归来，风尘仆仆。年过七旬了，还是当年所见那样硬朗、乐观。他热情接待我们，听说我们还在研究西夏，这次专程到西北各省考察西夏文物古迹，搜集西夏资料，便专门找出他珍藏的一方西夏元德三年首领官印，让我们拍照。粉碎“******”后，1978年他又正式恢复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职务。大约是1981年，他住在北京东城区的陆军总院治病，我常去看他，每次他总是关心询问我们西夏研究的情况。我把我同史金波新完稿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一文拿给他征求意见，他建议把该文收入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五卷（五代·宋·西夏·元卷）中，后来发觉出版周期太长，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去探望他时，他又推荐给了夏鼐，发表在1982年第3期的《考古学报》上。1982年3月，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举家迁到北京，先住在西直门附近的******招待所，后来又搬进木樨地22楼的高干宿舍，我仍常去看他，有时帮他干点事情。他非常喜欢木樨地的这套住宅，自豪地说这是小平同志专门批给他的。
1983年8月，常书鸿以年近八十的高龄，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我有幸作为民族所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会后全体代表又到敦煌莫高窟参观。这是我第二次回到莫高窟。会议期间我和常书鸿经常见面，他太忙了，我们只能简单寒暄几句。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中日合拍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改编的电影巨片，我看了本子后感到基本情节不符合历史真实，便向常老坦率地讲了，我知道他同井上靖氏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听了严肃地说：“你是专家，应该向文化部反映。”我在一定的场合谈了自己的意见，又用半年时间搜集资料写成《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一文，作为提交大会的论文，连同后来完成的《元昊传》都是针对这部电影的。在这次大会开幕式上，为了协调关系，大会要他按照会议给他写的稿子念。我在台下看得清楚，他坐在话筒前，一开始好像找不见了稿子，正要即兴发言，李承仙从台下跑上，从他的上衣口袋里取出稿子，摊开，让他照稿念了下去。1985年，他担任新建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还经常出国或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我再去看望他时，见他已龙钟老态，记忆大不如从前，常常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新出版的著译签名送给我，见他这样，他早就答应给我画一幅画，我也不忍再索要了。1994年，我是在外地出差得知他逝世的噩耗的，我不能为他最后送行，十分难过。
1996年8月底，我和史金波又一次来到敦煌。这是我第三次访问莫高窟。9月3日下午，我和史金波登上鸣沙山，去拜谒常书鸿的衣冠冢。已是下午7时多了。明亮的太阳还挂在湛蓝的天空，宕泉河在哗哗作响，岸边与整洁的水泥路旁，林木葱郁，鸟语花香。莫高窟的游人刚刚散去，一天的喧嚣停止了，大地复归宁静。我依靠在墓冢的碑石边，望着对岸九层楼顶上悬挂着的太阳射出霞光万道给三危山镀上了金粉。太阳慢慢地降落，依依不舍地沉入了鸣沙山。我坐了很久，暮色中，我仿佛看见对面山上的天王堂通向莫高窟的小路上，一个中年艺术家，正骑着一匹驽马迎着风沙，踽踽独行，向莫高窟走来。夜色降临了，微风吹来，九层楼上的风铎，仍在不停地召唤“叮当！叮当”。
莫高窟的守护者“敦煌人”是一个群体，如果不是靠了集体的力量，这项艰苦而神圣的事业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些同我们一起工作，帮助和爱护我们的人。
现在驰名中外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那时也已是投身于敦煌、献身艺术近二十年的画家。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不喜言谈的人。我似乎理解他的沉默中有着太多的沉重，后来才听说他在1957年虽然没有掉进“****”罗网，却已被降职降级，“控制使用”。1964年10月底鲁迅美术学院徐灵院长在莫高窟期间，我得知段文杰先生要陪同徐院长及两位鲁美女教师参观洞窟，便也随同前往。从10月31日到11月3日，四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跟了他们进洞，以唐代和元代窟为主。面对满窟美妙绝伦的壁画和那千姿百态的彩塑，段文杰以他那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艺术家眼光娓娓道来，使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我感到，我虽在莫高窟的洞窟中已徜徉一月有余，看起来还是一个白丁。参观后我们几人在下寺附近合影留念。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段先生在讲解45窟盛唐时期两身菩萨彩塑时，看着她们翠眉秀目、丰颐洁莹的面庞，丰满健硕、袒胸露臂的身姿，风趣地说：“你们看，她一掀门帘就走出去了。”
比段文杰晚到敦煌三年的史苇湘先生，是一位豪爽健谈的人，他被称为莫高窟人的“活字典”，我有问题找他请教，他总是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有板有眼地讲个一清二楚。虽然他那时还戴着“****分子”的帽子，却依然是乐观的。1983年夏我在莫高窟见到他还是那样炯炯有神，两句话过去就转入西夏洞窟与题记的新发现。1996年我们在莫高窟，听说他已退休，定居兰州。9月初我们离开兰州之前，专程到敦煌研究院的宿舍拜访了他。年届耄耋，健谈故我。陪伴他晚年的仍然是他终生钟爱的敦煌艺术。在他的客厅里挂满了他临摹的作品，琳琅满目。客厅正面的墙上，悬挂一幅涅变临摹图，是莫高窟158窟中层吐蕃时期开凿的洞窟，这是在16米长的释迦牟尼涅脚下壁上专门描绘各民族王子们举哀的场面。因为我们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史苇湘先生希望我们更多地关注敦煌石窟壁画艺术中极其丰富和珍贵的古代民族图像资料。这位老艺术家毫不掩饰地抨击现在研究敦煌艺术不重视临摹甚至造画骗钱的恶劣行为，对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在商品大潮中的堕落深深叹息。李承仙，这位莫高窟的“管家婆”，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女强人”，她也是我们西夏工作组的“管家婆”——秘书长。她是1947年从四川成都来到敦煌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常书鸿先生的前妻叛他而逃后，李承仙便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和志同道合的伴侣。她那时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为人热情，对西夏组的工作、生活一一过问，安排得井井有条。当时我为她是一纤弱女子，竟能跟我们在榆林窟的漆黑山洞中度过五日而钦佩不已。这也是她作为书记的责任使然。据说在“**********”中，有人说她和常书鸿在莫高窟开的是“夫妻店”，我想这话倒是有它的实在内容。1976年夏，我和史金波到兰州，听说她分配到省博物馆看大门，我们去看她未遇。80年代以后，她家迁来北京我们就常有机会见面了。1987年我和史金波编辑《西夏文物》图录，我请她帮我拓制了常先生收藏的西夏元德三年官印，收入我们的书中。后来她常跟常先生到国外出访，她给我看过她在日本完成的精彩的组画屏风的照片。
和我差不多同龄人的刘玉权同志，是敦煌所派出参加西夏工作组的唯一专业人员。他是学美术的，也来自四川成都，后来分派他搞石窟考古，我们去时又兼搞西夏石窟艺术，一搞就是三十多年，成为西夏石窟艺术的权威。他待人憨厚朴实，不计得失。我听他讲过许多在莫高窟苦度岁月的故事，令人心酸。他极平常的叙述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们到榆林窟工作的几天，晚饭后常相约溯党河上游，或在茫茫戈壁中谈天说地。一次他在戈壁上采到一棵叫“土子”的植物，他说这就是1960年敦煌文物所的一种食物。我们在莫高窟工作期间，他还没有成家，我们几乎每天都到他的一间土屋中，闲坐聊天、混吃混喝。在敦煌所他是一个听话的人，一个似乎随遇而安的人。我理解他是一个不见异思迁，对事业有着执著追求的人。几十年来，我们虽不常见面，却一直保持着深厚友谊。记得1995年夏宁夏召开西夏学国际会议，我们都去参加了，每天晚饭后我便同他邀了陈炳应沿着唐涞渠散步，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宕泉河畔。现在他担任了敦煌研究院考古所所长，重任在肩。1996年我同史金波计划重返莫高窟时，他一直在等候着，我们因旅途的耽搁未能如期到达，他只好安排别人接待我们，失去了一次在莫高窟重聚的机会。
其时，敦煌所还抽调摄影组组长李贞伯和对洞窟题款最熟悉、且对西夏壁画素有研究的万庚育夫妇协助我们工作。李贞伯虽已五十岁左右，仍然是精明干练、神采奕奕，常背一支猎枪，好像一个职业猎手。他白天在洞窟爬上爬下拍照，晚上在暗室工作到深夜。我们在帮他工作时学到不少本事。万庚育文静端庄，我们到莫高窟后她首先领我们参观西夏洞窟，讲解西夏壁画艺术的特点。她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家。当时在文物所担任考古组组长的霍熙亮先生，是同段文杰同时期进入莫高窟的美术工作者，山东大汉，热情爽朗，一见我们就像久别的朋友，谈起河西走廊地区的西夏石窟如数家珍。他和本所的工人窦师傅带我们到莫高窟东岸三危山上参观发现过西夏文佛经的土塔及附近洞窟。塔为元代建，窦师傅曾自塔的顶部发现了西夏文佛经，附近有一座似为西夏时期的洞窟。窟中有西夏供养人。1983年夏我在莫高窟见到他，他说他在负责编辑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榆林窟》卷。1996年秋我同史金波在莫高窟时，专门到他住的中寺宿舍找他，他住的还是简陋的平房。人不在家，据说是去县城看病去了，他大概已八十多岁了，祝愿他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