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复建并管理孔庙的14名本地人被群众统称为“愿主”。在这里，“愿”指发誓，具体指这些为复建孔庙并管好孔庙做出的承诺。1986年9月，永靖全县孔姓村代表召开大会，讨论孔庙复建问题。在这个会上，14名“愿主”当众做出一定不会辜负众人期望的承诺。那一年，孔庙的“大愿主”不到四十岁，其他愿主的年龄为六七十岁。在14名愿主中，五位来自大川，充当孔庙的管理者。“大愿主”在1986年至1988年期间担任大川村的村长。“二愿主”是一位党员，当过区长，但在1961年因中央调查组发现在他管辖的地盘上有300人饿死，因而把他撤职。来自大川的另外三位充当助手的“愿主”包括一位和蔼可亲的民间书法家、一位身材高大的瓜农以及一位带着圆黑边眼镜的退休大厨。书法家出身贫寒，但古文功底极好。孔庙复建时，他充当监工头，而后搬到孔庙长期居住，成为守庙人。高大的瓜农曾任大川的小学校长，在1954年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后被撤职。退休大厨在六十年代为县领导做饭，而今与县党政机构的一些老人仍然保持着密切来往。
这些人出身各异、社会阅历也不同，在其他事情上也许不会合作得很好。但对于庙宇管理，这些差异反而有益，因为他们彼此的阅历和关系可以互补。虽然他们之间也因很多问题发生争论，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庙宇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有共同的责任，而且需要共同的记忆，因而他们需要统一的口径对外讲述庙宇的历史及现代意义。
为了统一口径，这些庙管反复演练了有关庙宇历史的讲述，就像演员在准备一出戏。例如，他们为了给建庙攒钱，不得不考察了孔庙的历史，把它以前的重要性弄个清楚。为此，他们翻阅了现存的族谱和其他古老的记录。在1905年编辑的一本族谱中，他们发现了一份文件，上面记载了十六世纪庙宇接受的牲羊数目。其他的文献记载或口耳相传的记忆使他们确证了庙宇在1785年被毁、在1792年重建、在1864年又被毁灭的原因以及在1934年又一次重建的领导人。他们还了解到庙宇的财产在1953年被没收的细节，在1958年被关闭的过程以及最后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毁的经过。
在审视这个建筑物饱经忧患的历史之际，这些庙管痛切地感悟着大川的脆弱。当他们找回曾经属于庙宇的物件，他们还意识到自己从事的事业与政治紧紧纠缠。他们找回的老庙物件包括三类东西：仪式用具、家具、建筑材料。仪式用具包括一个大铁钟、几个香炉、供桌、小灯笼。这些物件在1953年被土改积极分子分掉，落入私人之手。家具包括大川小学的桌椅板凳。其中一部分变成1958年成立的生产队公产。建筑材料包括砖、瓦、石、大梁、窗户、门面、门框。孔庙于1974年被毁后，这些建筑材料给藏在村中的木匠坊，到1981年实施包产到户时又分给私人。
既然要搜寻老庙的遗物，庙管们必须询问那些从土改到八十年代初先后担任过村干部的人们：谁得到了什么样的庙产？为什么得到？怎样得到？是否保护完好？是否能交回？这些问题意味着对整个激进社会主义历史的质问。由于建筑材料是最需要取回的东西，庙管们详细考察了老庙被拆的经过以及庙产的下落，为此还专门检查了大队及八个小队的账本，之后列出一份庙产清单，贴出告示，号召村民自觉地把庙产交回。最终复建的孔庙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之一半以上都是如此辛苦讨回来的木材、基石、门窗及一小部分砖雕。
由于庙管竭力地找回旧庙产，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很多活生生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的获知令人紧张，因为庙管们通过历史的透镜看到自己，而这段历史恰恰充满逮捕、监禁、杀戮等令人寒心的细节。据庙管们所言，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想办法说服党政领导，证明庙宇重建并不意味着封建迷信。在与官员交流中，庙管们尤其强调孔子文化遗产，希望掌管公安和宗教事务的官员相信，这座孔庙是历史文化教育中心，而不是隐蔽迷信活动的场所。
这些预防措施并非杞人忧天。直到九十年代前期，永靖县政府档案馆依然保存着令人深思的历史文件，包括涉及孔家人的各类报告。部分档案直接涉及老孔庙的三位庙管及永靖县孔姓人家100多名成员。虽说这些充斥着审讯供词、公安报告、检举信和法庭记录的卷宗已过时，但如有需要还是可以作为政治运动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