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47页）“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出自《论语 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君子应当具备的基本行为操守。具体来说，“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为他人信任，即“朋友信之”；二是对他人信任，即“听其言而信其行”。孔子认为，人作为生活在群体中的一员，要想与他人相处融洽，必须具备信义。即便是治国，也要做到“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足信（得到百姓的信任）”。如果迫不得已去掉一项，孔子认为“足信”断不可弃，“民无信不立”。上述引文是孔子关于“信”的精彩论述，大意是说：人不讲信义，我不知道还能做得些什么。正如车上的辕木与横木间，若没有了个连接灵活的接榫，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又如何能运行呢？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一味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国土大面积沦丧，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危急之秋，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多方奔走，积极呼吁。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深受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影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非但不接受二人建议，反而号令张、杨二人继续率部剿共，彻底肃清西北的“匪患”。
面对蒋介石的执迷不悟，张、杨二人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临潼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坚决支持张、杨二人爱国主义行为的同时，党中央又及时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收了八项抗日主张。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并作出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等保证。看重义气的张学良对蒋介石深信不疑，决定陪送蒋回南京。然而，一离开西安，蒋介石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于26日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极力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外称他在西安是被“反动派”包围，并冠以张、杨二位将军“莫须有”罪名，随后又软禁了二人。
毛泽东这篇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就是针对蒋介石抛出《对张杨的训词》而作的。声明的开头，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训词”作了评价：蒋的声明，“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建议蒋介石如果要真心改变以前的错误做法，“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而“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接着，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认清敌友，并摘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劝说蒋介石及其一派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信守自己的承诺，履行在西安答应的各项条件，断不可背信弃义。否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最后，毛泽东表示，“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向全体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及为积极促成全民族全面抗日局面形成的决心和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