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立海岸警卫队，以对付走私和援救海上遇难者。
东线：德军第9军在博利马对俄军使用毒气。
彼得格勒（前圣彼得堡据）：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德皇宣战前天于海牙国际法庭提请仲裁。
卒：
安·惠特尼，美国雕刻家（1821年2月9日生）。
袁世凯颁布“援卿令”
1月1日袁世凯颁布一系列“授卿令”，广授卿衔。根据上年7月28日公布的文官官秩令，袁世凯本日授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财政总长周自齐、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审计院院长李经羲、税务处督办梁士诒、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周树谟、参政院副议长汪大燮为中卿，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均加上卿衔；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汤化龙、大理院院长董康、都肃政史庄蕴宽为少卿，章宗祥、汤化龙加中卿衔。政府高官中除陆、海军两部总长外，尽授卿衔。授卿令的颁布，是袁世凯筹划帝制的先声。
袁世凯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被迫逃亡国外，以图再举。孙中山在日本组建新的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一面联络海外侨胞，积极筹款，宣传反袁革命，一面不断派人回国开展讨袁活动。以黄兴为首的另一派虽蛰居南洋、日本、北美等地，声言缓进，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止革命活动。在此形势下，袁世凯为了打击、分化革命党人，加快扫清帝制障碍，在对革命党人实行残酷镇压的同时，又于本日公布《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犯附和乱党之罪，凡系被胁或系盲从、查无扰害行为而实非甘心从逆者，无论在国内在国外，得因其自首特赦之。”
袁世凯申令国民教育以“忠孝节义”为本。申令称，兴学为立国要图，要使中华民族成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务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识技能求其缺”。袁世凯并命令教育部切实筹办国民义务教育。本月6日，教育部据此拟定《提倡忠孝节义施行方法》，提出“采取经史，编入课本”，“阐扬效忠之精义，勒成专书”及编写歌曲、制作图画等方法，宣扬孔孟之道，“总期于忠效之教，节义之端，传诸民间，布在学校”。袁世凯批示：教育部要从速编订教科书，并提出“初等小学应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俾资诵习，用端趋向。至于编译西籍，并应择其阐明道德、有益身心者，广为搜集，分别译行。”（《政府公报》，1915年1月7日）向学生灌输忠孝节义思想是袁世凯帝制活动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中山为经费困难，致电在美国负责联系捐款的戴德律，请其设法寄些汇款。本月9日，戴德律答复说目前不行，因为美国实业界的熟人认为，捐款会使他们的财富减少。孙中山在流亡期间，一个经常困扰他的大问题就是向海外华侨筹措活动经费常常受阻。
全国铁路本日起实行统一铁路统计年报。这是中国铁路有统一会计统计年度的开始。
中国第一无线电站在吴淞、广州两地建成竣工，并于本日开始收发电报及海上船舶通讯业务。
1月3日参谋部为培养海陆军飞行人才而设立的北京航空学校首届毕业生34人举行毕业典礼，袁世凯和参谋总长黎元洪均派代表出席典礼。
1月4日中俄蒙讨论对蒙古自治权限问题。中俄蒙恰克图会议举行第22次会议，讨论外蒙古自治权限问题。会议达成两项协议：（一）北京政府承认外蒙古拥有办理内政及订立工商条约的权利；（二）中俄不得干涉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内政。
1月6日袁世凯颁布《权度法》与《权度营业特许法》。外国侵略与内乱不止，近代中国长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经济大市场，而各地度量衡制的混乱不一，也是影响国计民生的一大重要原因。农商总长张謇为了整顿权度，特拟定了改革办法，建议采用国际通行的度量衡制度，同时保留中国度量衡旧制，并规范二制间的换算标准。本日，袁世凯颁布《度法》规定以营造尺库平制（旧度量衡）为甲制，以万国权度通制（公制）为乙制，两制并行。同日，还颁布了《度营业特许法》。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呈请允许拨留该省盐税。龙建章称，贵州省每年支出一千四五百万元，收入却不过二三百万元，年财政赤字平均高达一千一二百万元，再过三年，全省的金钱将搜刮一空，遍地饥民，尽成乞丐。为此，请求中央政府允许拨留该省盐税收入，以延民生。18日，政府答复由财政部负责筹款80万元予以接济，但所请留黔省盐税，则碍难照办。
台湾基隆东海中发生7~8级地震。
1月7日外交部照会英日驻华公使声明取消山东战区。上年11月7日，驻守青岛的德国军队被迫向日军投降，日本完全攫取了德国在中国抢占的势力范围，此后，日本一直以战胜国自居，对中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实行军事统治。从11月25日起，北京政府指派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驻华公使馆进行非正式磋商，同时，又指示驻日公使陆宗舆与日本外务省直接交涉，要求撤走日本军队，将主权交还中国。本年1月2日，日本公使馆致函中国外交部，称“此事现尚非时机，碍难照允”。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曹汝霖通报了拒绝取消中立区的理由。曹汝霖表示，迫于山东各界及地方团体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只能请求日本予以谅解。尽管驻日公使陆宗舆主张从缓，但由于中日两国的私下接触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北京政府被迫采取正式外交交涉的做法，期望能引起日本方面的重视。本日，外交部正式照会日、英两国驻华公使，声明取消中立区，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中立，撤退现在该区域内的所有军队。10日，日置益照会北京外交部，认为中国的照会系独断处置，实属轻视国际信义，不顾邦交，措置诚有未当，实难允认，同时声明帝国军队之行动施设，在必要期间内，依然存续，决不受此等取消之影响及拘束。外交部得到日本公使的复文后，于16日再次照会日本公使，重申7日的声明。照会指出，中国当初划定交战区域，仅仅是基于外顾邦交，内应时势的考虑，并没有与日本签订过任何协定，现在战事既已结束，中国单方面宣布取消中立战区，也根本没有必要征求日本的同意。何况现在德军早已解除武装，英军也已经撤走，日军当然也没有理由继续留驻该地。同日，外交部电令陆宗舆向日本外务省解释山东战区必须立即撤销，至于日本如何撤兵，仍可从长商量。但日本此时正酝酿新的侵华阴谋，所以始终不肯撤兵。事隔两日，即向中国提出了震惊中外的“二十一条”要求，取消战区之议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1月8日中俄蒙讨论中俄驻库伦机构的卫队设置问题。恰克图第23次会议通过两项条款：“（一）、库人员卫队不超过二百名，分驻各地卫队不超过五十名；（二）、俄国驻库领事卫队不超过一百五十名，将来若添设领事署、副署，每处卫队不超过五十名。”
通过这两项条款，俄国达到了如下目的：（一）、限制了中国驻库伦的军队数量，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外蒙古的控制能力；（二）、俄国取得了在外蒙古的合法驻兵权；（三）、“将来若添设”一句，为俄国日后扩大驻外蒙古军队数量预留了伏笔。
中华革命党人张拱辰、范玉田在江苏南通举事，因计划不周，事泄而败。同月，广东刘光、蔡苏在横江组织讨袁军筹备起事，也因事泄半途而废。孙中山希望利用欧战爆发之机，在国内重组力量发动讨袁的计划，再度受挫。
1月9日袁世凯向20省巡按使授卿衔。继本年元旦向中央各机关长官大规模封卿后，袁世凯又向各省巡按使广授卿衔，授予朱家宝（直隶）、齐耀琳（江苏）、张鸣岐（广西）为中卿；张元奇（奉天）、蔡汝楷（山东）、金永（山西）、韩国钧（安徽）、戚扬（江西）、许世英（福建）、屈映光（浙江）、段书云（湖北）、刘心源（湖南）、吕调元（陕西）、张广建（甘肃）、杨增新（新疆）、陈廷杰（四川）、李国筠（广东）、任可澄（云南）、龙建章（贵州）为少卿；张元奇、许世英、张广建均加中卿衔；署吉林巡按使盂宪彝给少卿衔，12日，袁世凯开去河南巡按使田文烈陆军中将军衔，改授中卿。
杨守敬病逝。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1839年生。同治举人。曾利用担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随员出使日本之机，在日本广搜中国古籍，撰有《日本访书志》，并校刻黎庶昌所集《古逸丛书》，在日本出版。1899年出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后长期担任勤成学堂（后改称存古学堂）总教长。1914年受聘为总统府顾问，又被特任为参政院参政，去世后被袁世凯迫赠为少卿。
1月10日俄国诱使外蒙古地方当局鉴订《俄蒙银行条约》。该条约共分五款，规定：“（一）、该银行资本总额为五百万卢布，其第一次资本五百万卢布交足，即开始营业；（二）、本行设于俄京，于库伦设第一分行，再次第设分行于俄蒙各要点；（三）、该银行有货币发行权，准在俄国铸造蒙古货币，并有发行纸币之权利。惟蒙古货币质量，须与俄币均一，以免市价之动摇；（四）、该银行除发行权之外，更获得下列特权：（甲）如土地，银行对于不动产抵押，可为借款。（乙）可营仓库业，得发行仓库证券。（丙）可营交易介绍业。（丁）可为一般商务买卖。（五）、俄蒙银行所获权利及特典，于特许期限以内不得让与他人。”。通过该条约，俄国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外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5月27日，外蒙古地方当局根据《俄蒙银行条约》在库伦开设了蒙古国家银行。
南浔铁路竣工。南昌至九江的铁路，2月3日全线通车。
1月13日袁世凯亲兵模范团第一期全体官兵效忠宣誓。宣誓活动在北京关岳庙举行，由模范团团副陈光远主持，并领读八条誓词。袁世凯特派陆军上将、总统府侍从武官长昌到场监誓。誓文为：“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为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忠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模范团作为袁家亲兵，效忠宣誓是全体官兵必须参加的活动。
奉天本溪湖煤铁公司制铁所投产。制铁所于1913年开工修建，1914年12月竣工，是日开始生产，日产生铁130吨。1917年12月第二座熔铁炉投入生产。
江苏省教育会报告西方各国在中国办理教育情况。报告说，欧美国家在中国举办的学校有：初小4138所，高小1438所，中学176所，大学36所，师范40所，传道学校143所，工艺学校50所，医学学校43所，总计学生人数438927名。
1月15日政事堂制订《留学生甄拔考验规则》。该《规则》共八条，规定在政事堂内设立留学生甄拔考验委员会，由国务卿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考验分三种方式：第一试，试国文一篇，外国文一篇；第二试，试专门科学，可自行选择用何国文字答题；第三试，口述考询学问事业。第一试中，每篇满60分者为及格，第一试及格后才准许参加第二及第三试，平均分满90分者取列超等，满80分者取列甲等，满70分者取列乙等，满60分者取列丙等。次月22日，政事堂组织留学生甄拔考试初试。后经复试及两次口试，于3月19日揭晓，分超、甲、乙、丙四等共录取学生151名。
财政部成立币制委员会。任命章宗元为委员长，规定今后有关币制的一切重要问题，都要交付该会讨论决定。
1月16日袁世凯特任蔡锷为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于22日上任，着手筹建全国经界局。经界局设督办1人、帮办1人、秘书2人，下设清丈、总务两处和六科，是北洋政府掌管全国土地调查、测丈、登记的最高机构。1916年裁撤，1919年复置，1920年又撤。
1月17日财政部制定《勘报灾歉条例》，对各省勘报灾歉的办法作了统一规定。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上年12月末，日公使日置益回国接受了关于对华“二十一条”交涉的秘密使命后，返回北京任所就立即着手布置，并以新归任为借口，要求晋见袁世凯。本日下午3时，由曹汝霖安排，日置益偕同小幡参赞、高尾书记官在怀仁堂进谒袁世凯。日置益以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日军为词，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二十一条”文本，并逐条说明主旨及日本的立场。日置益称，日本国民怀疑袁总统一向反对日本，此次如能承允日方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中亲善，日本政府对于袁总统，也可以遇事相助。并称，日本帝国所期待的，是中国政府的绝对同意。如中国政府万一迁延迟疑，则恐将发生不虞的事态。并要求袁世凯绝对保密，尽快答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外交谈判还很保守，驻外公使与驻在国进行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外交部进行，如直接与驻在国元首交涉，是极不合理、极不礼貌的外交举动。日本此次竟违背国际外交惯例径向袁世凯提出，开元首直接外交之恶例，原因在于：（一）、日本看破袁世凯有帝制自为野心，为了换取对帝制的支持，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决不敢断然驳回；（二）、“二十一条”要求，不是一般的利益交涉，如全部加以实施，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因此，必须由袁世凯直接承诺；（三）、为避免夜长梦多，引起国际干涉，日本需要中日交涉时既能严守秘密，又能迅速了结。如此，也非与袁世凯直接交涉不能做到。袁世凯对日本灭亡中国的要求，没有当场断然拒绝，而是在听完日置益陈述后，表情严肃地说，关于外交交涉事宜，应与外交总长会商。据袁的秘书夏寿田事后回忆说，日置益辞出后，袁世凯极为愤怒，当即疾声命令他，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可见，袁世凯对日本借支持其帝制自为相要挟的图谋是很清楚的。当晚，袁世凯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参加会议的有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四人，讨论历时三小时未果。次日至21日，又连续开会讨论，政事堂右丞钱能训、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征祥也参加。会上孙宝琦与曹汝霖认为目前正值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干涉，国内则事态不稳，亟需安定，且日本此次交涉手段违背国际外交惯例，显示其来者不善，因此国内外形势都不利于我，倾向于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梁士诒反对不加谈判就予以接受，主张力争。最后，形成的一个大多数意见是：“（一）、日本提出如此苛刻条款，非因政府宣布废除交战区域所引起，应尽快弄清日本的目的，以便制定对策；（二——、日本要求对条款绝对保密是不可能的，一旦泄露，在国内必然招来麻烦。再者，日本必然与第三国早有默契，过早泄露，欧美列强会援引均沾；（三）、日本所提条款过苛，但又不能完全拒绝，要考虑满足日本的一些要求，而又避免与其交涉有关主权各项。”最后，袁世凯决定设法拖延开始谈判的日期，先尽快摸清日本的真正意图。
